這些大學生之中，許多人在全共鬥運動開始之前，都如重信房子般參加了義工活動。一九四七年出生，參加了東大全共鬥的小阪修平，在二〇〇六年的回憶錄中提及「我在高中前毫無自覺地接受升學考試體制」的「內疚意識」，說明了參加全共鬥運動前曾參與的活動：
「有一個名為睦鄰（settlement）的社團，相當於今日所說的義工活動，是照顧貧寒家庭子弟學習的活動。參與活動的背後動機，說誇張點就是隱於內心深層的贖罪意識。自己能在社會菁英的軌道上邁進，或許就是以貧寒人家為墊腳石的罪惡感，而讓我產生這種想法的，就是戰後民主主義中的平等主義。」
對接受戰後和平教育的青年們而言，日本支持越戰，整個社會因越戰特需而繁榮，又與升學競爭中取勝進入大學的自己形成相同的「加害者」情結，兩者相互疊加。
為了擺脫這種罪惡感，除參加反戰活動之外別無他法。東京越平聯的機關報《越平聯新聞》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號中，刊登了篇名為〈對不起越南人〉的女高中生投書，文中寫道：「考慮到日本的景氣上升是因越戰特需的緣故，我就覺得自己是吸越南人的血而活著，不知道該如何向越南人道歉才好。如果要我說向越南人道歉的方法，那就是反戰運動，別無他法。」
一九六八年八月，京都越平聯的機關報《越南通信》上，某個青年如此寫道：「越南人民不屈不撓的奮鬥，把『人究竟為了什麼而活』這個問題捅到我們所有人的面前。」「我們難道不該知恥嗎？對於只能靠著越南人的戰鬥才能喚醒自己的良知，以及除了自我滿足之外什麼也達成不了的自己。」
越平聯採取的是非暴力的運動，但學生們罪責感越是深重，就有不斷與機動隊發生衝突、從事過激行為的傾向。對於這種將罪責感轉化成過激行動的心情，當時深受學生歡迎的《朝日Journal》週刊雜誌的年輕記者，出生於一九四四年的川本三郎在一九八八年的回憶錄如此說明：
……當時日本的反越戰運動不由分說地帶有一種「內疚感」。日本人既無法站在受害者越南人的立場上，當然也不與加害者美國一方同夥。對美軍提出「反對越戰！」時，反倒出現「既然不是當事者不要多嘴」、「不知徵兵制恐怖的日本人別對我們指手畫腳」等等回應。……
在今天，回想當年時屢屢會美化地說「六〇年代尚存正義」，但這樣的說法恐怕是錯的。我們確實打從心底反對越戰，但同時也對身在安全之處反對戰爭這種「正義」，感到厭惡與內疚。……
今天回想起來，〔赤軍派等〕會傾向這類激進的行動，大概也是因為帶著「無法忍受世界各地都在發生戰爭，我們卻在安全地帶和平地過生活」的內疚感爆發，因而焦躁不已吧。「他們面對非生即死的危機，然而我們卻處在和平之中。」為了斬斷這種內疚，只能一頭栽入激進的行動中……。
從這種背景出發，全共鬥運動中很流行「自我否定」這個詞彙。此前的左翼運動中也有「自我變革」的用語，這指的是意識到自身小資產階級的本質，並投入到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義事業。但全共鬥運動中提倡的「自我否定」，性質上與左翼運動的「自我變革」有所不同。
某全共鬥運動的前運動者於二〇〇三年如此敘述：「〔全共鬥〕不再是我們仗著無可非議的正義，批判邪惡的體制和權力，進行改革的運動。因為我們的『日常性』恰恰支撐著這種不當的體制，所以要改變體制，就得改變自我，兩者合而為一，我們必須以這種方式展開戰鬥。」
身為升學競爭中的「勝利組」，未來將成為日本經濟支柱的公司員工或官僚，這樣的學生們卻抱持著加害者意識，理所當然會思考「我們的『日常性』恰恰支撐著這種不當的體制，所以要改變體制，就得改變自我，兩者合而為一，我們必須以這種方式展開戰鬥。」此即「自我否定」的表現。
如此，來自越戰的刺激與他們的升學競爭體驗相結合，這種現象導致他們對同時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產生了共鳴。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的《朝日新聞》中，刊登了十六歲高中生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文化大革命當時，十幾歲的青少年們自稱紅衛兵，對中層幹部的「腐敗分子」等大人們進行群眾批鬥──產生共鳴的投稿。該文敘述道：
「與我們同世代的中國青年們，即便只是中學生也貫徹以社會主義建設國家，他們指責社會上的不公不義，提出了尖銳的批判。」「社會上存在著許多對政治毫不關心、只熱中於猴舞等事物的人，以及被升學考試追著跑，除了讀書以外沒有任何餘裕的人，我們日本的年輕人與他們相較，差異也太大了。確實，我覺得紅衛兵的行動有許多可疑之處，但關心政治這點，我們必須大力學習。」
話雖如此，這類學生照例是少數派，某位教師曾說過，「今日高中生把精神都集中在升學考試上，紅衛兵從一開始就不在他們關注的範圍內。」當時二十八歲的社會學者見田宗介，為了更釐清這點，於一九六六年對高中生進行「覺得紅衛兵如何？」的面訪調查。
見田面訪了幾種不同類型的高中生，除了升學高中裡只關心考試的學生以外，出現了如下的回答：「我認為日本才需要紅衛兵。」「至少紅衛兵具有我所沒有的……今天日本高中生所沒有的一些東西。我對他們既感到了不起，也感到很可怕。」「剛聽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感覺自己很能理解那種心境。長期以來，各種生活習慣已經成為社會上的一種絆腳石。」
這些發言的高中生究竟有多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實際狀態，令人存疑。但他們對「大人們」將社會腐化，而中國青年想要改正此點的狀況，表現出共鳴。
作為該調查對象的一九六六年高中生，在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成為大學生，亦即全共鬥運動的世代。而在全共鬥運動期間，東大鬥爭中也在東大「赤門」豎立起巨幅的毛澤東照片，並高舉文化大革命的口號「造反有理」。
此外，這個世代也是在年少期見識過六〇年安保鬥爭的世代。眾所周知，日本協助越戰的基礎即源於《美日安保條約》。該條約每隔十年進行一次檢討與延長，故一九七〇年便成了有機會撤銷安保條約的一年。參加東大全共鬥的社會學者橋爪大三郎在一九九五年如此表示：
「〔六〇年〕我還是小學生，什麼都不懂，不過對六〇年卻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下一次機會就在七〇年之類的。心中忖度，七〇年應該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必須發生什麼事情。屈指一算，屆時剛好是我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還記得當時覺得這正是一個好時機。可能大家也都這麼想吧。」
這個世代的許多人也都有同樣的印象。日後以代表「全共鬥時代」的和歌作家而廣為人知的道浦母都子，在她還是早稻田大學生的六〇年代末所撰寫的文章中，提及「還是小學生的時候，發生了六〇年代安保」，「進入大學時的我，記得思及『我四年級時將是一九七〇年』時，心中有股無法言喻的感覺，帶著一股七〇年代或許意外地學生將不再是學生的心情。」參加東大全共鬥的人類學者船曳建夫也在一九九八年記錄道，「大概從小學生的時期起，就思考過自己成為大學生之際，將正好是一九七〇年（昭和四十五年）《美日安保條約》修訂之年。」
小熊英二《1968：日本現代史的轉捩點，席捲日本的革命浪潮》書封。（黑體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