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也喚醒了青年們的加害者意識。這是基於日本成為美軍的後方基地，藉由「越戰特需」達成經濟成長的罪惡感。但絕不僅止於此。
這些青年是在初等教育中接受反戰和平與平等理念的「戰後民主主義的天之驕子」。他們有許多人對自己在升學競爭中將同年級生踢落，進入大學踏上菁英坦途而懷有罪惡感。例如埼玉縣立浦和高中報的報導中有如下敘述：「乍看之下社會一片祥和，但我們的生活和學校生活中卻透過各種測驗，因為一分、兩分的個位數差距，被強行區分能力……根據測驗分數選擇大學，一同畢業，然後逐漸邁向搾取他人的一方。」
在升學競爭中踢落同年級的同學，生活在因「越戰特需」而繁榮的日本社會中，逐步「邁向搾取他人的一方」，這種狀況給接受反戰和平與平等理念的他們帶來罪惡感。日大全共鬥的某運動家在一九六九年的文章中表示：「我們在這場鬥爭中清楚了解到的是，當今社會體制中內藏的階級性，明顯存在著一堵高牆，它幾近冷酷地踐踏、粉碎了人們必然渴求生存的慾望。……現在從大學畢業這件事，不就意味著踐踏眾多未擠進大學的人們的生存嗎？」
如第十五章所述，越平聯代表小田實於一九六六年指出，日本在越戰中既是加害者同時也是被害者。這一年越平聯邀請美國反戰運動家，召開「日美市民會議」時，小田主張「面對美國，日本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但面對越南時，日本則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場。」亦即，日本無法違背美國的命令，因此成為被害者，但因接受美國的命令，所以面對越南又成了加害者。
小田會如此主張，有他個人的判斷。在此之前日本的和平運動以太平洋戰爭中受害體驗的記憶作為主要原動力，但一九六六年時，戰後出生且不知戰爭為何物的世代已經成長為高中生。小田除了身為作家外，也以補習班的教學工作當作副業，因此有許多機會接觸年輕人。
在一九六六年的對談中談到，「我某次向學生們提到，岸信介過去是戰犯，他們的反應是：啊？岸先生原來是戰犯呀？這反倒讓我吃了一驚。」「面對岸信介，我是被害者，但說見到他就感到反胃的這種說法，好像已經行不通了。」他從這種認知出發，認為立基於被害者意識的和平運動已經達到極限，因此改以加害者意識的覺醒為訴求，希冀創造一套說法傳遞給不知戰爭的青年們。
小田此種「被害者＝加害者」論，給接受戰後民主教育的世代造成重大影響。當年十九歲，在米子市閱讀小田文章後成立「米子越平聯」的女學生水田風（音譯，水田ふう），於一九九六年如此回憶：
「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我，也就是所謂戰後民主主義教育的天之驕子世代……成長過程中下定決心『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反對戰爭！』（拜這種『戰後民主主義教育』之賜，我一直堅信『只要大家都站出來反對，就能阻止戰爭。』）」「讀了小田實的文章〈加害者的邏輯，被害者的邏輯〉（對吧？），我非常吃驚，心想：『呃，我是加害者！』『得做點什麼、真的得做點什麼』（這是用米子的方言說）。不能再坐視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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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小田的「被害者＝加害者」論，以不同於小田意圖的形式在青年之間流傳。立命館大學全共鬥的支持學生高野悅子的手記，在她自殺後出版成《二十歲的原點》一書。書中她寫道，「面對京大生和東大生，我帶著自卑情結。……一方面帶著優越感，同時又帶著自卑情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對處於升學競爭洪流中的高中生，及根據成績被分級的大學生而言，將自己定位成「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正好符合自己的親身感受。東大鬥爭時，贊成全共鬥而以「造反教師」聞名的東大助教授折原浩，在鬥爭爆發之前的一九六八年四月，對東大生們如此寫道：「諸君能對自己的一流成績感到開心，或能以成為『名門大學』的學生而自豪，原因是什麼？如果沒有苦惱成績不好的學生，或者不存在『非名門大學』，還會有這種狀況嗎？這其中存在問題，想必諸君自己也察覺到了吧。」
面對因經濟因素而無法繼續升學的同年級生時，他們同樣會有罪惡感與加害者意識。當時全共鬥運動的某運動者於二〇〇三年如此陳述：
「那個年頭不繼續升高中的理由，並非不會讀書，或者討厭學習、沒有興趣等，而是家庭環境的影響，那影響很大。」「因為經濟上沒有餘裕，所以很多人打算早點工作，減輕雙親的負擔，但不只如此，有些有必須繼承家業的壓力，那種壓力之大，現在有點難以想像。農家或商店的孩子身上背負著強大的這種壓力。」「今天升學率飛躍式的提升，升學再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因此也沒必要再去感受那種『讓我去上大學』的內疚了。」
儘管身在經濟高度成長時期，他們中學、高中時代的日本尚屬新興工業化國家，仍有許多貧窮家庭的子女。當時的運動者在二〇〇〇年表示，「那個時代，還存在著貧窮這種事情啊」，「繳不出學費等等……無法負擔餐費，結果級任老師瞞著替學生支付，那是個彼此都能理解貧窮之痛的時代。」
日後以赤軍派女性運動家前往巴勒斯坦的重信房子，在一九八三年的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生於小商店的貧苦出身：「〔父親〕說『不要變成那種以金錢解決人類價值的人』，但偏偏他每天都無法籌出第二天進貨的錢，落得我連餐費都繳不出的窘境。……自升上小學起，即便繳不出餐費的孩子總是那幾個，老師仍舊會說『沒帶錢來的人舉手』，我對這種無心的懲罰感到憤怒又悲傷，為了避免這種屈辱，心中不斷思考各種計畫。」
高中畢業後重信進入公司任職，但她仍記得「公司中不斷發生不合理的事情。即便表現得吊兒郎當，大學畢業生就是大學畢業生，即便為了他人認真負責，仍舊被說不過是高中畢業，那道分界線已經決定了人的命運。」之後她進入明治大學夜間部，她回憶道「思考著能否為了他人做些什麼，於是開始參與小型、親切的運動，之後參加學生運動，接著是赤軍派，到現在跨越國境。」
日後成為聯合赤軍領導者的永田洋子也如此回憶，「上小學後，知道這個社會上有貧富差距，為此感到心痛。因為有的同學繳不出遠足費、餐費、教科書費。對那些繳不出餐費的人，有些同學會說：『你沒交餐費，所以不要吃餐點』，這種事不在少數。我對這種發言感到非常生氣，還曾斥責過做出這種發言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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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年代中期，在一本收集了慶應義塾大學學生的心聲，名為《我的學生生活無悔》的書中，有一位學生對教授和同學提出如下批評：「大學生是在許多年輕人被犧牲下而被選出的少數者，從而，這些少數者是否意識到在社會上必須擔負的角色？在現在的社會中，大學生之所以能接受大學教育，需要再次強調，是因為犧牲了許多貧窮、身體孱弱的人。」
即便當時具有政治參與意識的學生不算是多數派，但與今日相比還是很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尚處於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日本還存在貧窮。這與在那個大學升學率很低的時代，大學生還保持著身為菁英，肩負帶動國家的道德責任有關。這兩個要素疊加後，產生了學生必須站在社會改革第一線的意識。
而這種意識又與對升學競爭的批判相結合。大阪府立天王寺高中報的報導如此敘述：「教育被嚴酷的弱肉強食法則所壓制。老師和同學們都緊抱著極端樂天的幻想，認為『能力反映在數字上，不讀書性格乖僻的人是廢物』。我們能生存下來，是以那些無法生存下來的人為必要條件的。」
如前所述，當時的青年是首次直接面對「全民皆受測」，接受甄別的世代。他們完全習慣不了這樣的事態，也無法像日後的世代把此事當成前提條件來接受。當時的許多大學生都可以回想起那些因為貧窮或者為了繼承家業，即便成績優秀也無法升學的同學。
小熊英二《1968：日本現代史的轉捩點，席捲日本的革命浪潮》書封。（黑體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