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惠琪  

甫落幕的國中會考國文寫作，要求考生結合個人經驗，就圖表闡論臺灣人喜歡的影劇。除了分析國人閱覽視聽之偏好外，亦可進一步論述該類影劇之意涵、社會影響力。目前所見各方的解題參考，多元紛呈，但似乎較缺乏就傳統思想、文化的脈絡，解讀影劇情境，而這正是國文教學所要思考的中西價值觀差異。

母校台大中文系於18日、24日連續舉辦兩場課程改革公聽會，支持必修的理由，有多重論證面向，但對於學生所質疑的，是否有助培養民主社會所須的公民素養與思辨能力，則較少有就此申述者，願提一、二淺見供各方酌參。

司法院近日舉辦2021司法金馬影展，囊括多項議題，最受矚目的莫過於入圍多項金馬獎的國片《該死的阿修羅》，以隨機殺人事件為主軸，穿梭網路、動漫的虛擬世界與矛盾衝突的現實生活，而後帶出善惡曖昧難辨的主題，呈顯刑事案件背後的人性枷鎖。虛實善惡的辯證，引爆了情節張力，也強化吸睛力。但隨機殺人，在真實的刑事案件中，究屬少數。更常見的情況是，司法難以符合民眾情感，一部分原因在於源自文化傳統的民情，與繼受西方的法律，在體用之間難以配合。

近日筆者母校台大務會議上，學生提議廢除大學國文必修，尤其直指課程中的「先秦思想」領域，不切於今。先秦思想是文化之總根源，但重點是，如何採取酌古宜今的教法？

日本推理大師東野圭吾小說《解憂雜貨店》，今年在台灣首次以舞台劇呈現。劇中以時空交疊的方式，藉由檢視舊物的紋理，回溯角色繁雜的心理。剛結束的國中會考作文「未成功的物品展覽會」也有類似的手法，從未竟之業的殘骸、已成追憶的舊照、一分之差的落榜通知等「未成功」舊物的提示，延伸到未來心靈的藍圖。這類作文題目似乎成為大學、高中入學考的主流方向。且命題立意頗佳，能由個人經歷的敘寫，淘洗生命的精華。但還有另一類命題也不宜忽略：在自我之外，拓展至大群社會的關照。從「敘述」到「論述」；由「思索」到「思辨」。

《新世紀福爾摩斯》是英國BBC推出的影劇，上映以來，全球熱銷，HD有中文字幕。它將19世紀科南‧道爾原著《夏洛克‧福爾摩斯》場景搬移到21世紀的倫敦。原著中傳達西方人所謂“criminaltype”的觀念，也就是說某種類型的基因屬犯罪高危險群。西方刑法學教科書有所謂「先天犯罪行為人」，承認義大利醫官龍布羅梭所主張的：並非所有人類都具有「自主從善」的意志。那麼某些人犯罪，並非自願選擇為惡，不具道德自主的行為，便失去處罰的理由。這就是近日爭議的刑法19條「無罪責能力者免罰」的問題。然而，從東方倫理學的角度而論，所有人都具有自主為善去惡的能力，孟子說人都有仁義禮智，之所以為惡「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並非上天給的基因是特殊異常的，而是自己選擇陷溺墮落。）

上完國文課剛步出教室，立刻就看到新聞報導筆者所任教的台灣師大以「思辨力」為深耕方向，擬將國文更名為「思辨與方法」。筆者母校台大則是將大一國文改列選修，減為兩學分，甚至有學生表示古文無助思辨能力。至於廢除大一國文的呼聲更是此起彼落。在此想提供「國文」作為大一必修課無可取代的功能。

今年國中會考國文寫作以「青銀共居」為主題，引發國文老師及公民老師兩極化評價，部分國文老師認為：要求學生對公共政策做評論，形同把國文作文變成社會科申論題，雖符合跨領域趨勢，卻違背國文教學核心。但筆者頗肯定這樣的命題，試對國文科之跨領域研究、教學，提出看法。

《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女士，除經田野調查外，還閱讀大量書籍，並在網站上提供編劇書單，用心感人，然而較遺憾處，是除了日本法官森言的《冤罪論》外，幾乎全取材西方著作。但正如司法院前副院長蘇永欽在〈司改的宏觀思維〉中說的：「我稱之為第三代的司法改革。我們要改的其實是千年的法律文化，困難度不下於過去的基礎建設，而且沒有辦法複製任何成熟法治國家的經驗。」司改的一大難題，是中西法律文化衝突、調適的過程。以下就戲劇中涉及法律文化處，提出意見。

某位網紅在直播中批評國軍志願役「都是廢物」，引來國防部提告，網紅是法律系科班出身，回擊說：「誹謗罪的客體是自然人」「對象須可得特定」。後還大言不慚地留下一句「基本法律常識與行政機關國防部共勉之。」所言大體無誤。只不過應作「行為人是自然人」，客體是「自然人或法人之名譽信用」較正確。且涉及的是主觀的意見評論，而非客觀的事實傳述，應論以刑法309條「公然侮辱罪」，而非310條「誹謗罪」。

4月27日頂新案二審判決出爐，魏應充等被告，從一審的無罪改為重判。輿論的反應，也從四座驚愕，到一片叫好。但部分人士質疑，法官是否有依輿論審判的疑慮？法官認為大幸福公司所提供的原料油即便符合CNS的標準，但仍「欠缺可供人食用之品質」，所謂「欠缺可供人食用之品質」究竟何指？涉及刑事責任，如未明確，理應依「罪疑有利被告原則」。而檢察官的舉證，無法證明大幸福公司所使用的豬油來源為病死的豬宰體。但法官依然認為頂新公司主觀上仍然可預期豬油來源有問題，這也似有違「無罪推定原則」。且採認鑑定意見時，也選擇對被告不利者，未能善盡「有利不利證據一併注意」的義務。二審法官違背保障被告訴訟權的幾大原則，但也符合多數人對「包青天」期待，這兩者孰重孰輕？孰是孰非？涉及我國繼受西方法律，產生法文化衝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