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振威觀點  

疫情的陰霾下，年底大選候選人名單，乃至2024總統大選的各種組合，仍是輿論的焦點，藍營的支持者間也瀰漫著期待少康中興的氣氛。但筆者認為，藍營深層的危機恐不在於能否推出可勝選的政治人物。

公投結果似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四戰皆墨，意料之外；同意過半縣市與傳統藍營版圖幾乎一致，則在意料之中。從選後檢討看來，持續探底中的藍營，似乎仍然比較在意沒有投票給藍營的選民，抑或是怨嘆選民欠缺智慧遠見。筆者以為如此的「賽後檢討」正是今日綠營站穩執政腳步，而藍營聲勢低迷的最大關鍵。

日前藝術家詹慧玲女士遭警攔停查證身分並引發衝突一事，引發社會各界人士，就警察職權行使實務上的現況暨法律規範的解釋適用，多所討論，誠為此不幸事件的正面效應，也體現了台灣人民漸趨成熟的人權意識。但是除了本案，筆者自其他角度觀察警察與社會的互動亦同感不安，期待拋磚引玉，透過幾個面向，進一步思考「社會能為警察做些甚麼？」相信當我們關心警察，進一步為警察建構良好的勞動環境、執法制度，相信這些作為的益處終究會回到社會。

2月28日新北市板橋警察執行拖吊作業，與曹姓女車主爆發衝突的影片廣受媒體報導，也在網路上引起討論。大部分的留言立場是挺警察強勢作為，立即依刑事訴訟法關於現行犯的規定逮補曹姓女車主，而且多數認為警察使用強制力的強度並無不當。不久前，鐵路警察李承翰殉職案，二審台南高分院改判鄭姓被告17年，併宣告強制監護5年。兩件事看似無關，但筆者隱隱覺得不安，就算以下所談的議題不是單純法律專業的問題，牽涉到了警察勤務上的專業，與社會大眾對警察的期待，還是決定拋磚引玉，或說越俎代庖，為文期待各界做進一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