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心證  

國民黨與民眾黨等52位立法委員連署提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修正草案，主張將「曾隸屬於國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移除於附隨組織定義之外，且嚴格定義政黨應同時實質控制人事、財務及業務經營，方為附隨組織並應溯及條例公布施行日。此案目前已通過一讀，本會期將排入二讀議程，綠營揚言將再度強力杯葛。

因助理費一審宣判7年4個月刑期，目前處於停職的新竹市長高虹安，在近日又被台北地院宣判10個月誣告罪。此案源起2011年9月陳時奮用翁瑞達筆名，在臉書上發表「被指導教授除名的高虹安」同年10月又寫出「高虹安沒有自己的博士研究」，對此高虹安以加重誹謗罪提告。後經檢察官檢查、對比，認定高虹安論文有18處，出自於引用，所以對陳時奮不起訴處份。但問題在此，因為美國辛大來函證明高虹安論文沒有學術問題，資策會也說引用期刊合理，最重要的是引用的文章全是高虹安自己創作發表。

新竹縣長楊文科上月29日遭控涉貪，同日，台南市長黃偉哲涉入光電弊案。相關跡證顯示，楊文科與黃偉哲兩人，均未有明確涉案證據，楊卻被判定涉嫌重大列被告，黃僅以證人身分傳喚。此舉引發各界議論，讓人驚呼，這樣的差別待遇，是為了掩護綠營，才拿藍營開刀嗎？

日前立委林思銘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質詢司法院秘書長林輝煌時指出，法官評鑑新制在2020年7月上路，當事人、犯罪被害人可直接向法官評鑑委員會請求進行個案評鑑。但法官評鑑新制施行至今，共受理477件，其中有286件不付評鑑、42件不予受理，2件撤回，141件還在審議中，只有3件成立，移送職務法庭。他質疑案件成立的比例這麼低，法官評鑑機制是否能確實發揮功能？

蔡英文總統於接見司改聯盟時，宣示將於520演講時再次宣示司改的重要性。然司改經過蔡政府主政以來，人民對於司法的信任度到底提升了多少呢，恐仍有諸多質疑之。「司法」之存在，本該是定紛止爭，為人民主持公道的神聖場域，然倘若司法之作為一直無法獲得多數人民的信賴與認同，此無疑將成為國家治理上重要之危機，香港反送中之重大民怨可謂殷鑑不遠矣。

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1日下午到松山慈惠堂參拜，再談到《反滲透法》時，宋楚瑜表示，12月31日通過的《反滲透法》是倉促、暴衝的立法，它帶來的這些嚴重後果，將包含台商、宗教，甚至是賣農產品時，要如何認定是對方「收買」還是有政治目的？自己如何去證明？會變得由「新的警備總部」、由新的特殊政治思考做決定。

民眾近年對食安議題逐漸重視，國內食安法歷經數次修法，風傳媒於4月23日至4月30日進行《食安法》修法網路民調。目前食安法若廠商違反第十五條中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十六項，最重可處無期徒刑、罰金最重可達2億元（法人可乘十倍）。不過，網友逾九成認為食安法罰則應該加重。其中4.24％網友認為，若無危害人體健康情況應提高罰鍰，18.53%網友認為，若有危害人體健康應加重刑事責任，而有74.72%網友認為兩者皆應提高罰則，僅有1.73%網友認為，目前食安法相關罰則已經足夠。

借鏡心理學、決策科學的研究，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金孟華所提出的「證據相互影響論」，正是直指法官在決策過程中的盲點與風險，甚至可能會影響到對於事實真相的理解。而每一位法律人都應該誠實地面對可能的認知錯誤。

地方中心／台北報導

自由心證，是個經常惹人誤會的名詞。當它被用來形容法官恣意專斷的時候，其實與其在法律上原來所欲表達的意思相去甚遠。當然如果法官經常給予當事人一種恣意專斷的感覺，也就難怪別人藉用「自由心證」一詞而為嘲諷。有一種看法以為此詞採自日文，如果改譯為「自主心證」較為妥當，所見甚是。然而此詞業已寫入了法典；如欲避免以訛傳訛，除了修法，就值得深切了解自由心證背後的證據法則界限，以免助長司法的錯誤。「自由心證」一詞，民事訴訟法（第222條）及刑事訴訟法（第155條）中均有規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較為完整：「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刑事訴訟影響當事人權益常較民事訴訟更大，其相關規定反而寫的似乎較為簡略：「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其中「確信」二字為民事訴訟法所無，卻是刑事訴訟的性質使然，至關緊要。那法律上的「自由心證」究竟什麼意思呢？仔細閲讀法條文字，不難發現，「自由心證」的意思是說證據的證明力，要由法官自主地判斷真偽，不能假手他人。而所謂「自由心證」，並不是恣意為之的意思；「我心如秤」的法官，仍然要從「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判斷，而且要「符合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才行。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法官必須自主地斟酌「所有的」證據，而不是僅僅撿選可以讓自己做出一份判決的證據加以使用。通常一個案件經過雙方的舉證之後，會出現指向相反結果的兩堆證據。如果法官可以任意撿選看或是不是看，無意容許法官先有結論，再選擇其中可以支持其結論的那堆證據加以使用，對於另外一堆證據則是視如無物，這就是法官的恣意了，當然不會是法律規定自由心證的本意。法官自主或自由的部分，是在看完指向相反的兩堆證據之後，決定那一堆才是較為優勢的證據，據之產生結論，認定事實。法官可以自主衡量那一方的證據更具有優勢，但是並沒有依據其明知證明力較弱的那一方證據認定事實的自由。這是自由心證必須遵守的先天限制，也就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排除法官的恣意。這同時也是最基礎的證據法則，就稱為優勢證據法則。現行民事訴訟法裡面並沒有使用「優勢證據」這樣的字眼，但是其中的涵意已包含在法官應「斟酌全辯論意旨」的詞語之中。先有結論再找證據，是偏執，而非公正的舉措。刑事訴訟法規定（第二條），連訴追犯罪的檢察官，都不可以只注意對被告不利的證據而刻意忽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何况是職司公正審判的法官？控方有追訴犯罪的責任，比較可能發生不顧法律的要求而只憑指向有罪的證據認定犯罪以求結案的情形，法官則與之不同，而是公正的第三方，不能偏聽，當然應該斟酌方向相反的證據，衡量輕重之後才能做出判決。優勢證據法則，舉世採為民事訴訟的基本證據法則，但不是唯一的證據法則。法院根據優勢證據法則判決獲勝的一方，也許只是看起來較為可信的一方。所謂較為可信，就是說「看起來比較像」(morelikelythannot)的意思。對於認定有無犯罪而非只是論斷應否賠償的刑事訴訟而言，如果只憑控方的證據比被告方面的證據看起來較為可信，就要說被告有罪，會不會標準過低了一些呢？按照無罪推定原則所堅持的價值來說，至少有兩個理由會以為如此就可定罪，定罪的標準顯然過低。第一，採取無罪推定原則的法律制度，舉證責任在控方，被告只有舉證的權利而並無任何舉證義務，控方的舉證看起來「較為可信」，可能只是因為缺乏反證的緣故；既然不能因為被告保持緘默而推導出被告有罪的結論，也就不能只是因為缺乏反證，就根據控方看起來「較為可信」的證據定罪。第二，刑事訴訟認定有罪的後果往往遠比民事訴訟敗訴嚴重，往往不只是財產損失，當事人可能失去自由，甚至性命交關。根據人類的經驗，看起來比較像的常常未必就是真實，只用「較為可信」做為定罪的標準，發生錯誤以致形成寃案的可能性過高。法官從事刑事審判，就必須採取更高的定罪標準，避免寃抑的嚴重後果。一種較高的標準是無合理懷疑原則(beyondreasonabledoubt)。也就是要求足以使得法官在心中形成確信，而且容不下任何合理懷疑的證據，才能判決有罪。法官如果發現還是有合理的懷疑存在，足以支持被告無罪的可能，就必須判決被告無罪，而不能置此合理懷疑於不顧而認定被告有罪。刑事訴訟法中雖然沒有使用「無合理懷疑」的字眼，但是要求法官「不得違背經驗法則」、「本於確信自由判斷」證據的證明力，道理正是在此。學理上又説刑事訴訟講求「嚴格證明」，其內容亦應包含無合理懷疑的證據法則。民國76年最高法院曾經根據法條做出一個重要判決(76臺上4986)，而被選為判例，是這樣寫的：「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第一段，講的就是無合理懷疑法則。第二段，雖然也在講述同樣的道理，但語氣之中顯示了當時司法實務上存在的現象，就是不但不知道這是刑事訴訟程序中存在的要求，還竟然以之為違法。這是最高法院在解嚴那年做出的判決，現在又隔了將近三十年，如果還要說，不依無合理懷疑法則論罪是法官的自由，那實在是對於自由心證極其離譜的誤解。可是最高法院的這則判例，似乎没有形成各級法院引用的習慣，否則像蘇建和案，就不會需要依靠速審法限制三次判決無罪的案件不能再行上訴，才能獲判無罪確定；很多在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之中來去發回、久懸難決的疑案，也就不會一再判決反覆、雖然合理的疑竇叢生，卻仍然難有了局。如果不只是外界一般人發生誤解，而是連法院法官也自以為自由心證的規定，就是授權法官可以愛怎麼判就怎麼判的話，「自由心證」恐怕就會成為恐龍法官司法獨裁的淵藪了。每位法官面對兩堆相反的證據，都需要我心如秤，也就需要自主衡量個案所有相關證據證明力的空間，但是仍然必須遵循證據法則的要求為之。如果我們有理由擔心，法官恣意判決足以形成寃抑，也同意避免寃抑要比加施刑罰更為重要，就該養成正確的法意識，拒絕再將「自由心證」一詞，錯誤解釋成為法官可以不問證據為何、恣意決定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