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臧正運觀點  

金融監理的核心指導原則，隨著時代變遷，以及各種全球與區域性金融危機的更迭，一路從保障存款人權益、確保金融機構健全，逐漸轉移到維持金融穩定以及提升金融體系面對危機時所能展現出的韌性（resilience）。普惠金融作為消弭貧窮的有效方式，雖然頂著金融的旗號，但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僅被視為一種實踐經濟發展目標的手段與階段性任務，而不是金融監理的核心追求。然而隨著行動科技應用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電子貨幣（e-money）、行動貨幣（mobilemoney）及行動銀行（mobilebanking）逐漸成為發展中國家推動普惠金融的重要觸媒與載具，不斷地對既有的支付體系進行創破式的衝擊與影響，進而使得金融支付系統的監督者-中央銀行，必須密切關注所衍生的監理議題，並在各個全球標準制定機構以及國際發展援助組織的推波助瀾下，將實踐普惠金融列為發展中國家中央銀行的主要任務之一。

G20上週在杭州峰會通過了「G20數位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下簡稱「高級原則」)，以促進金融普惠為核心，依照全球各個標準制定機構長久以來激盪實踐的經驗，歸結了8大原則以及66項行動計劃建議，供各國參考與依循。

「金融監理沙盒」（RegulatorySandbox），作為一個乘載著法規鬆綁、監理變革以及全球金融科技創新潮流等各種想像的載體，不論在全球的金融監理政策圈或各主要金融科技生態系中都受到極高的關注。近期在國內也有諸多將監理沙盒導入台灣的討論，然而可惜的是，這些討論泰半聚焦在實施監理沙盒的「急迫性」或「必要性」，但卻少有對監理沙盒所欲實踐的監理目標、功能、監管者得以使用的監理工具，乃至於究竟該如何實施沙盒的「操作性細節」以及台灣實施沙盒機制所必須思考的「前提性問題」進行深究與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