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聯邦法院  

一名生活在加拿大的中國女子星期二（5月19日）因為賄賂一名操辦人讓她的兒子假冒足球運動員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錄取而被判刑。

美國聯邦法院26日裁定稱，前白宮法律顧問麥耿不得拒絕前往國會替川普彈劾案作證，不僅重重打臉川普「幕僚有永久豁免權」的說法，更率先立下先例，未來川普陣營人士更難逃過彈劾案調查。

電子商務企業亞馬遜22日就電腦科技公司微軟拿下美國國防部高達100億美元的雲端運算合約標案，向美國聯邦權利申訴法院（USCourtofFederalClaims）提起訴訟。

20歲中國男子趙千里是2018年到美國暑期交換的音樂系學生，而在9月交換期結束，他買了張機票飛去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接著直奔最南端的基韋斯特，但在參觀完美國大文豪海明威故居及其他景點後，趙千里被警方抓到非法闖入具高度機密的海軍航空基地，且手機和相機都有拍攝軍事設施，聯邦地方法院日前判他坐牢1年，還稱趙千里很可能是中國間諜。

美國的一個聯邦上訴法院最近在一起由加州性工作者提起的訴訟中判決說，加州政府為了維護公共利益禁止賣淫的法律符合憲法。但是，這些性工作者反駁說，該法律侵犯了憲法賦予他們的言論、結社和謀生等各項權利。

1882年5月6日、135年前的今天，美國阿瑟總統（ChesterAlanArthur）簽署《排華法案》並生效，該法令禁止華人移民進入美國，是美國史上第一部針對特定族裔移民的排斥法案，也是美國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歧視法案，直到1943年12月17日才被廢除。

從暗指歐巴馬不是美國公民到指責2016年大選有作票情形，美國總統川普憑空捏造指控已見怪不怪，4日再度推文提出新案例，控訴前總統歐巴馬曾下令監聽他的電話，但依舊是沒有拿出任何證據，而川普此舉似乎與司法部長賽辛斯被爆出曾在大選期間與俄羅斯駐美大使秘密會面，卻在聯邦參議院提名聽證會上隱瞞此事有關，《衛報》也透過「事實查核」一一打臉川普的推文。

美國總統川普1月27日下令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索馬利亞、蘇丹、敘利亞、葉門等7個穆斯林國家的旅客入境，就算他們持有綠卡也無法倖免，許多人在美國機場遭到扣留，或是想搭乘飛往美國的班機時遭拒。加州洛杉磯律師葛德柏格女士（JulieGoldberg）1月31日代表困在東非小國吉布地的28名葉門裔受害者提告。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28日推翻地方法院有關國家安全局（NSA）監聽項目違法的判決。上訴法院法官認為，原告證據不足，決定將案件發回重審。

同志人權是一段漫長的路程，而美國終於走到了。台灣的同志朋友，所求的絕不是特權，而是與你我一樣，一個屬於「人」的同等平權。

六月，是歡呼的月份。美國自由派在最高法院連戰皆捷，同性婚姻合憲這一役，更讓美麗的合眾國變成了美麗的彩虹國。

在美國的一位聯邦法官裁定暫停執行美國總統歐巴馬有關移民改革的行政命令之後，美國政府表示將就這項裁決提出上訴。

今年八月，位於美國賓州的聯邦東部地方法院做出了一個與台美經濟貿易投資關係具有重大負面影響的判決，似乎還没有聽聞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值得也必須思考妥善的因應之策。這原是一椿爭議標的不會引起太大注意的平常案例。一個台灣公司與一個美國的企業發生了合同爭議，在台灣進行了國際商務仲裁，原告獲得美金數百萬元的勝訴判斷。被告不服，在台灣法院中起訴請求撤銷在台灣做成的仲裁判斷，原告則在美國聯邦法院請求承認並執行此項仲裁判斷，以期實際得到金錢賠償。在台灣的法院還未做成最後判決之前，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做出了判決。應該注意的不是本案中究竟誰勝誰負，而是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判決的理由，大有問題。美國法院說，台灣不是1958年紐約承認暨執行外國仲裁判斷公約的締約國，美國簽訂紐約公約的前提，是基於互惠原則，僅有承認並執行同是紐約公約締約國之中做成的外國仲裁判斷，即不包括在台灣做成的仲裁判斷在內。法院在判決書中又提到，雖然美國與中華民國曾於1946年簽署過友好通商航行條約(FCNTreaty)，內中要求各自給予仲裁判斷完全的信任與認可(fullfaithandcredit)，但因紐約公約簽署在後，法院決定優先適用紐約公約。法院還說，此項判決只是基於聯邦法院而為判決，並未排除當事人在州法院援用州法聲請承認並執行台灣仲裁判斷的可能性。直率地說，這不是一則值得恭維的判決。其中顯現出的概念法學態度，與當代各國司法悉盡最大努力提倡支持國際仲裁的思潮相左，委實令人驚訝。純從法律分析，此一判決具有數點不到之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十九世紀Hiltonv.Guyot(1895)一案中，即已揭示司法主動承認並執行外國司法裁判是促進國際交往、節省司法資源、實現跨國司法正義的當為之舉，當時，並無任何國際公約要求美國法院採取如此大器的態度。到了今天，國際仲裁乃是舉世公認並受鼓勵的訴訟替代途徑(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其法律上的效力，已與內國法院的裁判等量齊觀；何况還有年齡超過半世紀的紐約公約，明文加課各國法院承認並執行國際仲裁的義務。以為國際仲裁判斷具有某種類似國籍的色彩，原是早已過時的司法觀念。相形之下，此項美國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不論與Hilton案的智慧從事比較，或是從國際仲裁法的發展言之，都有些開倒車的味道。即使就台美之間的法律適用關係而言，紐約公約不是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簽署的條約，兩國的FCN條約才是，說紐約公約應該優先適用，有待商榷。何况判決中該提而未提的一項法律事實是，1980年的美國台灣關係法已然明文規定此一條約應該繼續有效，不論將之視為國際條約法或美國內國法，即使按照此項判決的邏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可也是制訂在紐約公約之後，應該優先適用的不會是紐約公約。此一判決，沒有提到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單是此點，即不容我國有關部門小覷。不談法律技術層面的分析，從台美兩方的經濟貿易往來關係來看，這個判決也可能引起嚴重的效應。試想，美國聯邦法院說，在台灣的仲裁判斷不能在美國被承認與執行，那會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告訴大家，美國的企業與他人在台灣進行民商事仲裁的結果，美國法院不會承認！這對於美國政府及美國企業的國際形象，恐怕都不會有什麼幫助。反過來說，美國法院可能還忽略了一件事，使用互惠原則拒絕執行在台灣做成的仲裁判斷，其結果恰恰是給予台灣法院一項理由，也可依據互惠原則拒絕承認執行在美國做成的仲裁判斷。對於經濟貿易投資關係往來如此密切的兩個國家，法院宣告在兩國之間仲裁不是法律上可行的糾紛解決之道，豈非咄咄怪事？關切台美雙邊經貿投資關係的有關部門人員，對於此項司法判決可能形成兩國實質經貿投資關係的傷害，是否應該表達關切，並且尋求補救之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