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納粹 Nazi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我們與惡的距離，常常是霧裡看花、似近忽遠的迷離。

自1959年以來，來自德國的95歲老翁伯格一直居住在美國，本該在田納西州過著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生活的他，因為一艘戰時沈船中發現的索引卡片，證實他與納粹政權的關聯，因而被驅逐出境，重返闊別逾一甲子的故土德國。

作為全球最大的汽車零件供應商，德國大廠博世（RobertBosch）歷史超過134年，2019年底，集團營收達777億歐元，全球員工達40萬人，交由專業經理人打理，創辦人家族沒有涉入日常營運。企業仍穩健成長，主要透過一個「三權分立」的體系，其中的基金會，便代表家族精神的延續。

德國納粹在二戰期間的大屠殺行為，共奪走600萬猶太人和500萬非猶太人性命，而高齡93歲的布魯諾曾是施圖特霍夫集中營骷髏衛隊成員，他被控在1944至1945年間謀殺逾5000人，將於德國當地時間17日在漢堡出庭，成為因納粹大屠殺罪名受審的最新案例。

納粹十字、宣傳牌和盛大遊行，這個展覽告訴人們，納粹當年也通過形式美學傳播其意識形態。

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猶太人與穆斯林的衝突從未停歇，隨著以色列國內右派勢力的壯大，情勢變得更加水火不容，難以想像穆斯林與猶太人在二戰時期的德國，曾經互相扶持，甚至有穆斯林醫生為了保護猶太女孩甘冒生命危險，與家人聯手欺騙納粹官員。這段穆斯林與猶太人的真摯情誼啟發了德國作家史坦格寫下《阿拉伯男人與猶太女人》，希望藉由著作提醒如今互相仇恨的猶太與穆斯林社群，那段彼此共存互相幫助的時代。36歲的史坦格（RonenSteinke）為《南德意志報》記者及編輯，同時也是歷史及人物傳記作家，關心德國內外政治議題，也特別關心中東地區現勢。史坦格的代表作《阿拉伯男人與猶太女人》（暫譯，DerMuslimunddieJüdin）改編自真實故事，敘述居住在柏林的埃及穆斯林醫生赫米爾（Helmy）幫助猶太女孩古特曼（AnnaGutman）躲過納粹魔掌的故事。

德國記者史坦格與台灣記者林育立昨天下午在台北國際書展上以「重新理解過去」為題，暢談為德國掀開黑歷史的檢察官鮑爾，為台灣述說德國轉型正義的故事。

我的先生Markus第二次來台灣時，我們去公館剪頭髮，全程交給設計師打理。我覺得他的新髮型看來清爽，但明顯感覺到他的不自在。他當晚發了照片給他的媽媽。媽媽的回饋很直率：哇，好像希特勒！

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犯下侵略波蘭，集體屠殺猶太人的暴行，有一群波蘭的猶太人不甘坐以待斃，於1943年4月19日發動「華沙猶太區抗暴」，向龐大的納粹對抗，儘管最後失敗收場，造成1.3萬猶太人身亡，仍是猶太人對納粹最具代表性的抗暴行動。75年後，波蘭政府逐漸右傾，在紀念華沙猶太區抗暴周年之際，現居波蘭的猶太人也對政府表達不滿。

荷蘭前參議員凡胡斯特在二戰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拯救數百名猶太孩子逃過納粹魔掌，他的英勇事蹟還在2012年被拍成電影《Süskind》。凡胡斯特在22日辭世，享嵩壽107歲，家人在26日公布他的死訊。

前納粹親衛隊幹部、人稱「奧斯維辛帳房」的葛洛寧9日在醫院過世，享壽96歲，走完爭議的一生。2015年7月，德國法院曾以「協助集中營屠殺30萬人」為由，判處葛洛寧4年有期徒刑，但葛洛寧還沒來得及服刑就離開人世。

波蘭一個運動組織今天控告阿根廷報社「第十二頁日報」（Pagina12），說報社違反波蘭有關納粹大屠殺歷史的新法，並表示已對報社提告。

印尼的一座蠟像館因為擺放一座希特勒「英姿煥發」站在死亡集中營大門前的蠟像，還讓參觀民眾拍攝，甚至有民眾與希特勒自拍合影，引發國際輿論強烈批判。這尊希特勒蠟像的旁邊，樹立著印尼現任總統佐科威的蠟像，也很讓人無言。館方11日在壓力下宣布，已將相關展品移除。

1945年從1月到3月，蘇聯部隊推進了大約500公里。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死忠的納粹大區黨部領導卡爾．漢克（KarlHanke）宣稱布列斯勞這座大城是一座要塞，絕對不能放棄。事實上布列斯勞雖然受損嚴重，但一直到戰爭結束都沒有被攻破。不算這個例外的話，紅軍幾乎已經占領了整個東普魯士、西里西亞和瓦爾特大區。他們在2月底渡過奧得河，並且在奧得河畔的科斯琴（KüstrinanderOder）與法蘭克福（FrankfurtanderOder）之間建立陣地，這時紅軍距離帝國總理府只有70公里，然而希特勒還是強硬地拒絕把德國部隊撤回來保衛柏林。事實上進攻首都還要等上幾個星期，因為敵人希望先行補給與增援兵力。

一個人會變成什麼樣子，小時候的經歷占了很大的分量。我們實在很難說希特勒擁有一個幸福的童年。他的父親和母親年齡差距超過20歲，阿洛伊斯對待自己的妻子，就像對待未成年的小孩一樣。阿道夫在心裡無疑地總是站在母親那一邊，但是他們兩個加起來也無法和父親抗衡。如果說希特勒的一生中有真正愛過什麼人的話，那就是他的母親了。在他擔任帝國總理期間，母親的相片仍然掛在他的床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