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罪從有  

香港《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的第一宗案件──唐英傑案（又稱「光時案」），於6月30日審結，唐英傑被控煽動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均罪成，最後判處9年監禁。

從本系列文章關於現行法律制度上無罪推定原則的種種安排，與司法實務中種種現象的討論，不難發現：台灣的刑事訴訟雖然說是採納了無罪推定原則，但是不到位的地方還是很多。此中有無受到社會文化影響的因素呢？恐怕極有關連，值得探究。人們未能普遍接受甚或理解無罪推定原則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此一觀念為傳統社會思想所無。北京人民大學法制史名家，趙曉耕教授，不久之前應邀在輔仁大學演講時指出，「疑罪從無」的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其實從未存在；出現的充其量只能說是疑罪從輕、疑罪從赦，或是疑罪從贖。這段話說的深刻；所提到的這些觀念均甚古老，但至今存在，其中仍有值得釐清辨明的道理。不加釐清辨明，就不易了解為什麼應該「疑罪從無」，使用無罪推定原則作為取代的道理。先談「疑罪從輕」。此一觀念，在過去收入高中國文課本、北宋蘇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的名篇之中曾經出現；蘇東坡引用了後世視為偽經的《尚書•大禹謨》中，「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一語加以表達。此中「罪疑惟輕」的「輕」字究竟何意？如果仔細思考，可有兩解。一解是，有罪無罪尚有可疑，在罰與不罰之間兩相權衡，應該依從較輕的「不罰」做為選項；「罪疑惟輕」的結果，乃是「不罰」。另外一解則是，其罪有疑，在重罰與輕罰之間，應取「輕罰」；所以「罪疑惟輕」的結果，是「輕罰」而非「不罰」。蘇東坡的觀點，似乎是「不罰」，在文章中他接著說：「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宥之」，似更接近「不罰」；當然，如果硬要說是「宥死不宥罰」，也就還是「輕罰」而非「不罰」。此處蘇東坡先生似乎也需要「解疑從輕」的加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