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娜・鄂蘭  

近來，深感烏合之眾平庸之惡對台灣社會的負面影響，其運作模式通常是在輿論聚眾壯聲勢，然後開始合理化自己所行惡行，等到要追究責任又不能負責，一哄而散，只想胡鬧逃跑，或展現自我感覺良好的無恥態度。一個國家社會烏合之眾過多，必然負面影響其發展，故特別分享一位卯老師的故事，可破解烏合之眾平庸之惡。

我們有必要再次轉向鄂蘭——她在最初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重磅出擊之後，在其後幾年間又有對無國籍的寫作。鄂蘭對無國籍法律架構的反思，進一步闡明了此一時期定義法律和政治方法的爭論性術語。她對無國籍主題的思考為我們觀察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轉變提供了重要的洞見——先是強調問題的形式、結構、對國際法律秩序的意義等性質，後來則關注經驗和道德後果。

「金融監理首要先掌握人性，而人性並非都是善良的。」金管會主委黃天牧接受《風傳媒》專訪時指出，讀了政治學者漢娜．鄂蘭的書，感受最深；運用在金融監理上，興利之外，更要除弊。

她被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平庸之惡」和「極權統治」是代表她政治哲學的概念。德國歷史博物館為這位女哲學家推出了值得一看的展覽。

清明節又將到了，有一個困擾大家的問題是–「清明節，太太到底要不要幫夫家掃墓？」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為了清理第三帝國留下的歷史，德國曾有過多次審判，以釐清罪責問題，例如紐倫堡大審及法蘭克福大審。而在這些審判中，不斷被爭論的難題是：任職於第三帝國裡的公務員們有什麼責任，甚至罪過？尤其在鄂蘭於六○年代寫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後，法學界與政治學界更必須質問：面對不當命令時，甚至不正義的政權時，公務員行動的準則究竟在哪裡？在什麼界限上，公務員可以斷定某個命令違背了人性、道德、甚至上帝的旨意？究竟什麼時候必須違背「服從」義務，而遵從另一個更高的準則？

作為一個流亡美國的猶太知識分子，鄂蘭承續了當代思想哲學自我批判的道路，試圖不依循任何既定的學說立場，要在一個新的理論基礎上重建政治思想，也就是說，鄂蘭一方面同意當代思想對政治哲學的批判。這是為什麼她總是拒絕「哲學家」的標籤，她甚至不滿意別人認為她所從事的是一種「政治哲學」。然而在另一方面，鄂蘭卻想重建另一種不同於主流傳統的政治理論。如此一來，鄂蘭既批判西方政治哲學大傳統，卻又想重建另一種新的政治理論。

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中，最引人深思的一個論點是，蘇聯意識形態堅決剷除公民分辨真相與謊言（truthandfiction）的能力，並恐嚇（terrorizing）他們屈服於國家機器之下。

一九三八年聖誕節期間，鄂蘭在猶太人代辦處找到了工作，幫助先後來自奧地利和捷克的難民。她和布呂歇搬到國民公會路一間公寓，因為他們期待鄂蘭的母親瑪莎前來團聚。辛沛爾在「水晶之夜」後不久去過柯尼斯堡，幫助瑪莎安排前往巴黎的行程。辛沛爾住在一家基督徒開辦的旅館，因為非猶太人不能住在猶太人家裡。她告訴鄂蘭和布呂歇，鄂蘭繼父馬丁晚上陪她走到旅館，把她送到旅館門前，那裡掛著「此處禁止猶太人」的標誌。大家都遵守反猶法規，可是辛沛爾印象深刻的是，柯尼斯堡居民在「水晶之夜」的恐怖事件發生之後非常震驚，彷彿暴力和毀滅力量令他們腦海裡閃現了不祥預感。而後一位街車車長挽著瑪莎的手幫助她上車，已足以讓辛沛爾和瑪莎感動不已。

鄂蘭在撰寫〈小岩城事件反思〉和〈教育的危機〉等針對特定議題的文章時，採用了《人的條件》所闡釋的複雜分析架構，但她很少停下來複述這個架構的主要元素。她這種欠缺耐性的做法令誤解很容易出現，她也往往被視為一個冰冷而抽象的思想家，而事實上她卻致力追求一定的具體性。她把她的哲學思考方法稱為「概念分析」，而她的任務就是找出「概念從何而來」。藉著語文學或語言學分析的幫助，她把政治概念的源頭追溯到具體歷史事件或一般政治經驗。然後她就能夠量度，一個概念跟它的源頭偏離了多遠，並追尋各種概念如何隨著時間流逝而產生交互關係，也揭示語言和概念上產生的混淆。換句話說，她在實踐一種現象學。

許多人看了《紐約客》分五篇文章刊出的系列報導，結論都是認為鄂蘭沒有靈魂；而那些從二手資料聽說這一系列報導的人，就更是認同這種結論；這些人認為鄂蘭就像舒勒姆所說的，欠缺了同情心。他們認為鄂蘭對自己民族的命運沒有感情上的投入。可是在鄂蘭看來，她卻是最終獲得治療、甩掉了感情包袱，讓良好的判斷不會受到障礙。有關所謂良好判斷的深刻不同觀點，在艾希曼問題的多方面爭議中反映出來。爭議主要圍繞著三大話題：鄂蘭把艾希曼描繪為一個平庸的人；她針對歐洲猶太居民委員會（Judenräte）及其在納粹「最終解決方案」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諸多批評，散見全書各處，但集中於全書近三百頁的當中十頁；她在書中討論了審訊的過程、所引起的法律問題和所發揮的政治作用，主要在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在爭議當中，這三大話題都引起激烈的影射式抨擊。對艾希曼被描繪為平庸的人，有人在《紐約時報》一篇激動的評論中作出含沙射影的描繪，就像文章標題所顯示的──〈一個良心清白無瑕的人〉（ManwithanUnspottedConscience）。對猶太居民委員會的評語，則在公眾爭議中惹來種種說法，譬如說那是指猶太人懷抱著死亡意願，猶太人無力抵抗，受害人跟加害人同樣要負責。對法律程序和國際法問題的反思，則導致她被批評為反以色列、反錫安主義、自我憎厭的猶太人、法律純粹主義者、康德式道德主義者。

正如鄂蘭對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美學的挪用，將後者關於藝術品味的判斷轉化成一個關於政治判斷的理論，讓原本形容美感已達至客觀性的「開闊心胸」（enlargedmentality）概念，轉為倡議透過內在對話及走入公領域和他人對話，來跨越自身界線的理想，採取精神分析方式來闡釋鄂蘭政治思想的揚布魯爾，最後也讓這分析進而回饋精神分析理論，藉此提出了一個新穎的精神分析概念工具。不僅如此，作者也對雅斯培的哲學理念進行了創造性轉化，一方面替他的溝通理論對話理論增添了一種「傳記式」類型，另一方面則藉此結合了精神分析，提出一個真正屬於她自己的傳記哲學。

也許，一本成功的傳記應該給人一個作者不在場的閱讀經驗，如同電影導演不會現身於鏡頭裡面。但這說法並不適用於本書。因為，作者有一套清楚的「傳記哲學」，詳細闡釋於前文提及的《面對傳記的制約》，書中內容不僅來自於她對於親身書寫經驗的反思，也承襲自雅斯培的哲學理念與實踐。該書收錄了〈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一文，而上節的最後一句引言，也出自其導論。另一方面，做為一篇導讀的本文，扼要說明揚布魯爾關於鄂蘭的性格分析或許也不為過；更何況，唯有如此才能解釋，她怎麼將鄂蘭的思想轉化為一組精神分析概念。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針對歐洲猶太人進行系統化的種族滅絕計畫，該計畫的主要負責人阿道夫．艾希曼因此有了「納粹劊子手」的稱號；二戰之後，艾希曼從美軍手中逃脫，跑到南美國家阿根廷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不過以色列情報單位「摩薩德」接獲德國時任檢察總長鮑爾秘密通報，得知艾希曼下落，並在1960年5月11日把他綁回以色列受審。

在台灣歷史書出版品的市場價值向來屬於冷門產品，遠不如吃喝玩樂或是心靈雞湯類產品好賣。但在今年國際書展卻有一本歷史書賣到脫銷，出乎人們的意外。這本書就是探討二戰結束與其後台灣政治地位的變動，對當時台灣人，也就是所謂戰爭世代的意義。由台大台文所的蘇碩斌教授指導的一批碩博士班學生所共同採訪寫作完成的：《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

當我們凝視上世紀前葉歐洲流亡者淒苦無助的身影時，會痛切認識到，今天所享受的被庇護的權利來之不易。

幾年前曾在北美館見蔡國強裝置藝術＜狼＞，九十九隻狼急速懸奔朝向一面玻璃鏡。狼是集體的動物。集體的意志，超越任何個體的思維。

台灣曾歷經近50年威權統治，雖已3次政黨輪替，加害體制真相仍不可得。10年前創辦「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29日指出，台灣在威權體制下的政治迫害是「非常體制化」的，這是台灣的特點，不過台灣社會和民眾不是很在意歷史真相、誰是加害者的問題。

揭發政府、企業黑幕是我們寄望良心媒體做的事，但是光有正義之心，可能不足以從當權者手中挖出事實⋯⋯《漢娜鄂蘭：真理無懼》製片團隊再次挑戰爭議話題，熱血記者對上國家機器，真相之戰孰能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