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殺人案件  

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但有時現實反而比戲劇更誇張！近年國內外影劇皆吹起懸疑題材的風潮，韓劇也不再以浪漫愛情片為大宗，改編自真實社會案件的影劇作品如雨後春筍冒出，像是由國民弟弟李昇基主演的《Mouse》便取材了2017年震驚韓國社會的仁川國小女童分屍案，這起案件的犯案者是一名只有17歲的金姓少女，她天生缺少鏡像神經元，無法感知痛苦、愧疚、同情心等情緒，犯下殘忍罪行後還稱「天氣那麼好，我卻無法去看櫻花最讓我感到痛苦」。其它像是引起韓國網友公憤的趙斗淳事件、震驚社會的大型性犯罪N號房事件，以及韓國社會存在的扭曲現象等，也通通成為多部經典韓劇的創作題材，以下就來盤點8部經由真實社會案件改編的韓劇，讓觀眾能藉由追劇、進一步深入瞭解社會議題！

「日前被告陳福祥五度判死刑，最高法院是否再度撤銷發回更審？」峨眉停車場殺人案件（下簡稱該案）客觀記事略以：「陳福祥（當時假釋中）於北市西門町峨眉停車場持槍連殺二人，案經檢方起訴後，法院五度判死刑。」準此，陳嫌殺人罪責明確，事實審法院歷審均判處死刑，但為何該案最高法院迭次發回更審？

1936年，當時新聞媒體的大報之一《東京朝日新聞》，在5月19日當天早報以斗大的標題刊出「尾久紅燈街的怪奇殺人──在前店主慘死的屍體上刻下血字，美人女服務員行蹤不明」，報導中的內容震驚了日本社會，事件發生的地點則是在荒川區尾久的「滿佐喜」；根據這間待合茶館的女服務員伊藤所描述：數日前一名年約五十的男子，和另一位大約三十歲左右的女性前來住宿，18日早上，女客說是要出門買水菓子，還特別交代說，男子因身體不太舒服在休息，盡量下午以前都不要打擾他。到了下午大約三點左右，伊藤覺得有些不太放心，也遲遲不見女子回來，便上了二樓的房間查看，這才發現那名男子獨自慘死在只有兩疊大小的房間之中。

廖添丁被譽為台灣版羅賓漢，義賊形象深植人心，由於他屢屢躲過日本警察的追查，又頻頻成功越獄，所以當報紙刊出他遭到同夥楊林背叛，被鐵鍬打死；或是另一個版本，說是被警方當場擊斃的消息時，民眾其實更願意相信神通廣大的廖添丁，悄悄逃過一劫，從此與歌伎阿乖遠走高飛。警方一定是因為逮不到他，才會透過報紙來謊稱他的死訊。

Netflix電視劇《安眠書店》道出跟蹤狂的恐怖，劇中跟蹤狂固執到不惜殺人，現實中亦真有其事！日本在九十年代發生過一宗駭人聽聞的「桶川跟蹤狂殺人案」，這宗情殺案恐怖之處在於跟蹤狂男友長期虐打女友，更揚言「敢提分手就殺了妳！」。21歲貌美女學生與家人多次報警，但警方認為她收受男友許多名貴禮物，所受的遭遇是理所當然，故完全沒有跟進。

法國當代最大懸案之一「葛瑞格里案」發生在33年前，4歲男童葛瑞格里遭人殺害，兇手仍無蹤影。近日，調查人員靠筆跡鑑定和強大的資訊分析軟體，終於有了重大轉折。

在台灣，有人贊成採取人民公審做為司法審判的模式嗎？對此不表同意的人，必然懂得，和任何其他民主法治國家一樣，台灣的司法審判，在本質上不屬於應該交由民主政治多數決的政治性活動，而是必須訴諸於專業理性判斷的程序。司法審判當然不能完全忽略社會民意與輿情的走向，但是法官仍須本於憲政正當性所依憑的法治原則，堅持獨立而理性的思考行事，不能隨著社會風向搖擺妥協。這個道理，在捷運殺人案件，應該並無不同。捷運殺人案件，檢方業已完成了偵查程序，以鄭捷為被告提起公訴。這正是可以用來檢驗台灣社會堅持法治原則的程度，一宗極佳的案件。捷運殺人事件，駭人聽聞，社會矚目，台灣應已無人不知。值得一問的是，有誰認為鄭捷不是兇手呢？如果做個調查，發現絕大多數的人都說鄭捷是兇手，那還需要煞有介事的審判嗎？認為不需要審判直接可將鄭捷綁赴刑場的請舉手！舉手的朋友，則請回答下一個問題，什麼樣的案子可以直接綁赴刑場，什麼樣的案子不可以，是由誰說了算數呢？關鍵就在於此，說一個人是應該綁赴刑場的殺人犯，到底由誰說了才算數呢？是被害人？是媒體記者？是閲聽大眾？是網友？是警察？還是檢察官呢？其實都不是，是以法官說的為準。法官審判任何一個刑事案件，都不能預斷，只能憑藉聽審時呈庭的證據，獨立判斷做出決定。正是因為在法官判決之前，誰說被告有罪都不能作數，法官在審判的過程之中，必須假設被告是無罪的，而應該由檢察官負擔舉證責任，成功說服法官被告有罪之後，才能判決有罪。即使是在捷運殺人案件，這個道理也不能等閒視之，否則審判就不過是個過場，一種表面上的儀式而已。即使是被告完全承認犯案行為的案件，審判中也絕不是說完全沒有值得認真思考的題目存在。檢察官起訴的罪名是殺人罪，最重的刑罰是死刑。最高法院明白揭示的正當法律程序是，必須將定罪的程序與量刑的程序分開；定罪程序在先，量刑的程序在後，但是不一定必要。為什麼呢？定罪的程序是問被告有沒有犯罪，量刑的程序，則是認定有罪時才有的程序，如果認定無罪，就不須要量刑了。將兩個程序分開的道理，還不是在追求司法效率，而是為了避免破壞無罪推定原則。死刑案件應該如此，其實一般案件又何嘗不然？這個道理就像是法律規定的證據法則一樣，在問案的時候，如果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把偷的牛賣了還是殺了？」而不是先問被告：「你是不是偷了牛」的話，這在理則學上叫做套問，問的人不可以這樣問，被問的人也就不必回答；這應該算是訴訟程序的ABC。有監察委員質疑，檢方在起訴的同時求刑，並不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其道理就在於此。檢方當然不是不能求刑；只是應該在量刑的程序中求刑，而不是該在起訴而尚未定罪的時候求刑。無論是以此影響法官的心證，或者是藉此在公開審判中不當影響輿論，都極不恰當。另一個在定罪程序須要先問的問題，是被告受審的能力，也就是被告有沒有理解審判程序的性質與目的，以及尋求辯護律師為訴訟防禦的能力。基本上這是個涉及醫學的專業問題，就像另外一個涉及醫學的專業問題一樣，被告行為時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䧟，以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為行為的能力，也是在定罪階段需要檢方舉證，也可能成為辯護人為無罪或不罰之辯護的重要辯詞，而成為法官必須考量而在判決書中交待的問題。涉及醫學的專業問題，審判中可能有尋求具有足夠專業知識、甚至具備臨床經驗的專家提供專家鑑定報告的必要，捷運殺人案檢方於起訴時已經提出專業鑑定報告企圖證明被告具有受審能力，也不欠缺認知其行為違法性的心智能力做為支持，就是正確的基本動作。在接下來的程序中，法官為了了解被告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精神狀態下殺人，或者企圖回答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問題，被告究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犯行，也可能容許被告辯護人另行選任專家鑑定人提供報告以供對照的請求。至於被告的精神狀態有無可以減刑的事由，那又是應該留待定罪之後，進入量刑階級時所應考慮的問題，同樣是需要參考醫學專業鑑定意見始能做出正確決定的題目，又不待言。也許有的朋友會問，如果被告承認是自己做的，也與一切事證相吻合，人看起來也正常，只是怪了些，審判程序為什麼還要費如此周章呢？道理很簡單，此中涉及法治應該堅持的底線：審判不能草率過場，想當然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審判輿論一致控訴犯下捷運殺人重罪的鄭捷，尚且如此鄭重行事，就可以推知，其實任何人被控任何罪名時都會如此行事；反過來說，如果鄭捷的案子可以破例，那麼其他被媒體指控犯罪的人，為什麼不能破例？無罪推定的原則一旦失守，無辜而入罪的危險必然大增，那可能就是與法治國家說再見，而又要回到白色恐怖的時代的前奏了。當然，台灣如果真的有人相信人民公審可以防止白色恐怖，那不妨想想、問問：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會不會比白色恐怖更恐怖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