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靖宇觀點  

當全世界關注著台灣的總統大選，這場大選結果如預期般的由民進黨勝出。民主制度下的選舉本來就是多數決的體現，但民進黨這次選舉僅拿到四成民意及國會立委席次大減，使民進黨再次成為了「少數政府」，賴清德也成為「雙少數總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政黨如果被認為只關心少數人的利益，可能會失去大多數人的信任。可以預見2026年的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支持度將會更低迷，尤有甚者失去更多縣市地方執政地位的風險。

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即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終於落幕，民進黨破除了「每八年一次政黨輪替魔咒」贏得最終總統大選的勝利。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所公布的資料來分析，從總投票人數來看2020年1446萬4571人投票（投票率：74.90%），2024年1404萬8310人投票（投票率：71.86%），相較之下減少了41萬6261人（3.04%），由此看出人民對當前選舉投票意願已經開始有下降滑落的趨勢。從得票的角度來看2020年民進黨獲得了817萬0231票（得票率：57.13%）、國民黨獲得了552萬2119票（得票率：38.61%）；2024年民進黨獲得了558萬6019票（得票率：40.05%）、國民黨獲得了467萬1021票（得票率：33.49%），相較之下民進黨減少了258萬4212票（-17.08%）、國民黨減少了85萬1098票（-5.12%），從某種程度來說，人民對民進黨政府的政黨認同感，隨著第三勢力民眾黨的茁壯也隨之大幅下降，民進黨不可輕忽這個警訊。

當前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全球競爭力之所以超強，其主要是因為台灣有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在半導體、電子、工具機等產業）；靈敏有活力與彈韌性高的中小企業聚落；相對便宜的水電價格與完善的基礎建設；炎黃子孫耐操肯拚的創業精神；民主制度下的社會穩定（相較於印度、印尼、越南而言，印度有種性、印尼有排華、越南仍是一黨專制），以及龐大的外匯存底。

隨著「藍白合」破局，台灣選舉變得更加詭譎，當前總統大選政局充滿仇恨導致政治氛圍非常混亂，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敢保證自己擁有立法院過半的局勢。由於立法院長期處在藍綠兩黨執掌下，且藍綠兩黨權力分配不均，導致代議制度運作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現象，尤有甚者讓立法院運作遇到僵局或阻礙。

基於沉默螺旋的理論，當中間選民會假設自己的意見是少數的又或者對於台灣的政黨政治是反感的，所以他們不會表達自己的政治意向，導致選舉最後的結果無法被準確預測。換句話說，中間選民力量是具有決定性的、不易對單一政黨產生認同感。比如說，「白色」力量的覺醒所催生的民眾黨就是一個典型沉默螺旋案例。

當前國內的政黨競爭呈現的是「為反對而反對」，因此，每一陣營政黨周圍都圍繞著大量的利益集團，通過遊說或更為隱秘的手段，從執政黨手中獲得政策傾斜，以此獲利。自1991年5月1日第一次修憲國民代表大會全面改選，到2005年6月10日第七次修憲，廢除國民代表大會並基於主權在民與分權制憲基本原則，擴大立法院的權力與地位，無疑讓立法院成為政府部會的「太上機關」。就此，拉開各個政黨爭奪立法院席次序幕，若執政黨在立法院中的席位能擁有過半的優勢，就能有效發揮政黨力量來行使政黨的權力。

「面對問題能力」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領導人除「專業」與「德性」之外應具備的另一個不可或缺的能力。因為，往往一個「面對問題能力」不強的領導者將拖垮整個政府團隊的執行力，從而導致人民失去對政府的信賴，尤有甚者民粹四起。反觀，當前台灣總統大選前的選舉政治如火如荼的展開，各總統候選人無不忙著爭取各自的選票。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說：「既然船隻航行需要由船長來領導；醫病需要醫生，均非人人都可以進行，那麼統治亦然。」此外，柏拉圖在其著作《理想國》（TheRepublic）一書中闡述了在雅典式民主制度環境下，統治者應該具備的一些基本條件，他認為理想上一個國家統治者，應該是不受既有階級限制的「哲學家皇帝」，他必須有同理心去理解底層人民的辛苦，也必須有上層階級的統治眼光和手腕。亦即，一個理想的國家統治者所該具備的兩個重要元素即「專業」與「德性」。

連日來，韓國瑜在美國的頻頻失言究竟是為了選舉又或者是說真話？無論是哪一個答案，他已經深深傷害了台灣民主的尊嚴。從韓國瑜在哈佛大學閉門座談時，喊出「國防靠美國、科技靠日本、市場靠中國、努力靠自己」來說這些話究竟有多大的殺傷力見仁見智。筆者從這四句箴言進行如下探討。

老百姓喜安居樂業，世界上的任何國家或朝代都是如此。每當遇到總統大選，各政黨都會把國家安全議題炒高，從兩岸經濟交流促進兩岸和諧到和平協議等，無非是希望可以給臺灣民眾一種安心感，同時也是為了獲得民眾的支持與肯定，讓其總統候選人獲得總統大選勝利。

在互聯網尚未發展成熟的時期，資訊的收集靠的就是個體採取看、聽、讀的方式來獲得，而資訊本身的可用性還需要個體透過腦力勞動進行一連串的分析鑒別來消化吸收，因此「資訊個人」是有成本產生。從資訊的傳遞模式來看，過去資訊的傳遞習慣由單點對單點或單點對多點以網狀的方式的傳播，因此，資訊是一種稀有資源的投入且容易被掌控。

自政黨輪替開始後，臺灣地區媒體催化民粹流行，人民團體各有意識形態、國家認同分歧，加上媒體在運作上受到了媒體人的個人道德、視角、政黨意識以及個人主客觀拿捏分際不同而導致各類媒體因不同的利益考慮而有所偏頗。

依法審判、依法行政是當今世界各國依法治國的兩個重要基石。而一個廉潔的法治國家也有兩個重要基石，一是法律執行力，二是穩定的法律環境。因此，筆者針對臺灣貪腐問題從法律面的角度思考，提出當前臺灣法律環境所存在的瑕疵，大抵概括如下三個關鍵因素。

教育乃國之根本，關係重大，識字率是教育對於提升社會功能結構的重要功能之一，簡言之，國家一般民眾識字率越高，教育的普及率也就相對提升；教育的普及率上升，國家的行政措施透明度也就相對的提升；國家的行政透明度越高，對於消除貪腐的機會也就相對的提升。

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米代爾（GunnerMyrdal）曾說「一個國家的貪污問題深受歷史傳統所遺留下來的態度與制度所影響。」這句話有其意義與道理存在，尤其是中國文化擁有著兩千年封建歷史，無庸置疑的是有別於西方國家，因此筆者針對台灣的貪腐問題從文化面角度來思考大抵概括如下三個關鍵因素。

當前臺灣地區廉政監督機制並未產生預期效用，監督權力執行上存在著明顯的缺陷，政治權力結構異化是造成臺灣地區肅貪政策執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政治解嚴前，臺灣地區政治體制在國民黨威權時期一黨專制的壟斷下，司法機關仍設有國民黨黨部，且當時執政黨的國民黨亦偶有傳出介入偵審的傳聞。因此，雖然臺灣地區在防治貪腐的法制上早有著許多規範，但效果不彰。解嚴後，受到派系鬥爭以及利益集團影響下，貪腐問題仍采避重就輕的態度來刻意掩飾，導致肅貪機制未能有效貫徹與執行。因此，筆者從政策執行理論的角度進行分析，並針對政黨輪替後肅貪政策的執行困境概括如下三個關鍵因素。

1300多年前中國歷史上有場「怛羅斯之役」，當時正值唐玄宗時期，唐朝遭受大食帝國(阿拉伯帝國)的侵犯。戰役初期，唐朝的精銳步兵展現「以寡擊眾」實力略占上風，後因同室陣前倒戈相向，在腹背受敵的局面下幾乎全軍覆沒。但該役後，大食帝國對中國軍隊的驚人表現倍感壓力，而放棄了深入侵犯的念頭。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人本質上的強韌精神。

臺灣地區自從第一次政黨輪替後，藍綠兩黨相互杯葛、紛爭不斷、各說各話、為反對而反對，使得臺灣政黨制度只具有民主之形，而無民主之實。臺灣政黨貪腐的最大制度漏洞存在於權力異化與不良政黨競爭體制中。其黨政體制的主要漏洞有二：

政黨貪腐問題與政黨的自身貪腐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有著一般的共通性與規律性，也存在諸多的差異，這就使得政黨之間的貪腐問題相互比較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完全必要。無論是過去或者是現在，「貪腐」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更是一種病態的扭曲心理。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其心態無外乎「貪權」與「貪財」，手法上則有「奪權」和「奪財」兩類。我針對上述兩種心理、手法及行事作風並根據台大政治系教授石之瑜先生發表的《國民黨貪污文化與民進黨的不同》重新梳理補充提出如下國民黨與民進黨在三次政黨輪替過程中發生貪腐問題的異與同。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臺灣進入民主轉型時期。1986年民主進步黨宣佈成立。1987年時任臺灣總統的蔣經國宣佈正式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隨之解除了黨禁、報禁，恢復人民的各種基本權利。這一年是臺灣由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轉型的重要轉捩點，此後，臺灣民主化進程繼續發展，1991年起陸續展開的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使得臺灣政治體制從「一黨專制」轉向多黨共存的「競爭性政黨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