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後初期  

在本書第三章〈多重「感知結構」之島—認同歧異問題〉一節中，曾經提到過「感知結構」與認同的關係。「認同」是一個關於「我是誰？」的基本問題，可以包括國家認同（對政治實體）、民族認同（對族群、血緣）、文化認同（對語言、文字、生活方式）等不同層次，各層次間又彼此密切相關。一個霸權本身就是一套認同的體系，圍繞霸權的核心價值，在霸權發揮影響力的場域中，個體會不斷被整合進入這個體系，但其「感知結構」中也可能存在有反抗與顛覆此一霸權的潛在因子。本書第八章中，曾嘗試勾勒四位報人所代表的「感知結構」，每種「感知結構」都有其對應的認同樣態，本節將藉由四位報人的「感知結構」，進一步探索他們在當時的「中華文化霸權」下，所各自呈現的認同樣態。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與一九六○年的雷震案，是戰後初期（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台灣報業發展的兩個重要轉折。後者也是本書之所以選擇一九六○年為斷代點的主要原因。

坦白說，日軍在1945年戰敗後，不少台灣知識份子的確「喜迎」「祖國」中華民國來接收台灣，但越來越多的失望，最終引爆了二二八事件。一九四六年的二月十日，分別在高雄、嘉義發生了三樁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事件，卻暴露了當時中國國民黨政權腐敗、可惡的冰山一角，由於當年類似事件不斷在台灣各地發生，也因而種下了二二八事變一發不可收拾的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