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俊毅觀點  

日銀與世界主要央行（美國、歐洲與英國）的貨幣政策，在過去兩年多來，沒有呈現同步的走勢。相對於日銀，歐美等國央行在經歷過幾輪的快速升息後，目前因經濟態勢有衰退的疑慮，已經走到貨幣政策又要反轉的十字路口，也就是降息。其中，隨著歐銀在今年6月率先調降利率，緊接著英國央行也跟進，在8月決定調降政策利率，降息25個基點，將利率從5.25%下調至5%。儘管日銀也在7月時，從事17年來的第二次「升息」（應該只能說是利率正常化），但日銀強度與速度還是遠遠不及歐美央行過去兩年多來的做法。 

2021年當新冠疫情進入第二年開始，全球通膨問題就讓越來越多人擔憂。初始，以美國為首的央行判斷此次通膨的壓力，應該只是過渡期，並屬於短暫的現象，不至於重演類似1970年代石油危機導致物價快速上升，也就是供給面衝擊所引起的通膨。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到去年二月底的俄烏戰爭爆發後，各類大宗商品價格像是能源與食物，更是止不住的飆升，加劇了惡性通膨壓力，也因此各國政府開始正視此次通膨的嚴重與嚴峻程度，更為越來越明顯停滯性通貨膨脹(簡稱滯脹)的現象，表明更多的擔憂與急迫性。滯脹，簡單來說就是持續高漲的物價，同時伴隨著經濟成長大幅放緩(甚至停滯），失業率進一步升高。

中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人行)─於8月5號在事前毫無跡象與無預警的情況下，終於放手讓人民幣兌美元跌破市場的心理關卡七，這無可避免在隨即後的幾天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一些動盪。市場上眾說紛紜，其中最常聽到的說法是：中國因與美方兩造間日益加劇的貿易衝突，而從事對美國的報復反擊，開始發起貨幣戰爭。明確來說，就是藉由貨幣貶值來刺激國內經濟(出口)與多少抵銷美國對中國進口貨物所提高的關稅。

上星期鴻海郭台銘董事長，也是國民黨2020年可能的總統參選人之一，對於執政當局提出一些具有批判性的經貿評論，也因此引來了總統府發言人使用公共平台提出許多論點來一一反駁。筆者認為雙方各自言之有理，只是可能各自的角度與需求不同，因此無法藉由此方式來達成有效的對話。無庸置疑的，這更是過去20年來，台灣政治與各政黨間，互不信任，高度對立下的自然產物。

低薪是絕大多數勞工的惡夢，更是對台灣經濟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與極具致命的殺傷力，也因此過去這幾年來，不管是藍、綠哪個政黨執政，解決這個問題便成為施政時的重中之重。上星期總統在五一勞動節時，對台灣勞工做出一些宣示，其中引起筆者比較關注的部分是：政府會推出政策持續鼓勵企業加薪。

在經濟學上，有長、短期通貨膨脹理論，基本上是用一條菲立普斯曲線(PhillipsCurve在數學模型化後，短期是斜線，長期是垂直線)來說明失業率與通膨之間存在的關係。威廉·菲立普斯先生是一位紐西蘭統計學家，最初是在1950年代應用計量方法得到一個實證的結果:失業率與通膨率之間有種取捨的關聯。隨後數十年間，經濟學家將其結果演化成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更進一步發展成各國貨幣政策的基礎。

全球各大中央銀行都存在一些不透明感和具有神秘性的特點，導致市場與大眾常常對央行的匯率政策有錯誤的迷思或誤解，筆者認為這一切的起源應該來自總體經濟的運行與貨幣政策的操作具有高度的複雜度與專業性。也因此，前幾天央行彭總裁在退休前，對其任內的央行匯率政策，再度透過記者對大眾做釋疑。不過要不是筆者具有專業的經濟背景，其實還是很難能理解他的解釋。這其實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央行的專業人員在溝通專業總體經濟的技巧上仍然有待加強。

中央銀行彭總裁即將在2018年2月底就要任期屆滿了，由於這個重要的職務不是服務少數幾家台灣的企業，而是要讓整體經濟運行平穩，所以對台灣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也因此從去年底台灣各界就開始有許多的討論與臆測未來央行總裁的人選。筆者前幾天看到關於中央銀行新總裁人選選項的一則新聞〈從川普用人哲學看央行總裁人選〉內容提及三個可能性:一、可以從央行內部拔擢，二、從大學裡聘請經濟學者或教授擔任此職務，三、尋求職業政客。

筆者每次前往實體書店參考坊間最新出版的財務金融類或是經濟類叢書時，總是令筆者感到困擾的是，大多數的實體書店多是把「投資類、商業類、經營類、經濟類」等書籍，統一分類在所謂的財經類叢書；這樣的分類，在一般民眾的認知中，或許認為經濟類與商業類是同一屬性區塊；以廣義的定義來說，此種簡化性分類，更可說是方便一般民眾進行書籍搜尋的方式，然而對有鑽研過經濟學領域的人來說，經營商業類叢書與經濟類叢書，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不同的領域，更應該被細分成兩大類別。

新政府在520上台後，中央各行政單位無不積極推出各種可以振興台灣經濟與強化金融體質的各項政策，其中又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提倡的新金融政策，創新融資的方式挺產業」，令筆者印象比較深刻。

許多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包括日本、韓國、台灣，長年以來似乎有陷入運用貨幣貶值，來促進該國出口的迷思。無可否認的是，對於像台灣或韓國等國家，貨幣貶值的政策，多少可以產生些微正面的效用；但是否貨幣貶值就是救經濟的一帖良方，筆者則認為言過其實。

過去一、兩年來，在中國北京好像「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經濟學」已經成為一個特別突出的學派、甚至可稱為顯學；各級決策相關人員，頓時間在各種大小不一的場合中，一定要提出來闡述一番，才能符合當今的政治氛圍與潮流，並成為帶領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的主要基調。

全球主要國家的經濟情勢至目前為止，除了先前讓各國擔憂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外，但在中國經濟發佈第一季經濟數據後，由於中國經濟表現比先前多數經濟學家與分析師預期的好，中國經濟數據的消息讓全球經濟暫時鬆一口氣。不過在此之後，好像就鮮少聽到特別令市場與投資人為之振奮的消息與數據。其中，日本與歐元地區的經濟表現與展望，尤其格外的讓全球多數國家感到不安，甚至有可能讓看似已經稍微好轉的全球市場氣氛，再度陷入悲觀的情緒；因此各國央行決策圈、學界與各大主流媒體，於是就擴大了所謂的「直昇機灑錢（helicoptermoney）」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