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與民主  

在現代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自然科學（sciencesornaturalsciences）、社會科學（socialsciences）、人文學（thehumanities）是三大範疇，是一般公認的。但不像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人文學缺乏明顯的界定。零散多樣，無一致性，是行外和行內人對人文學共有的感覺。在人文學科紛雜多樣的底層，真的沒有什麼貫串性的東西嗎？也不是如此。不少人曾對人文學的個別特性做過深入的探索，有些關於知識原理的論說雖然不全是針對人文學，也涉及了這方面的問題，這些著作可以讓我們對人文學的性質有相當的認識。但對人文學進行統括性的說明，則真的不多見，本文的討論應該有相當的意義。

余英時老師的九秩壽慶即將來到，我在二○○九年曾經寫了〈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收入他的八十歲壽慶論文集《文化與歷史的追索》「前言」。那篇文章刊載於論文集，可能流傳不廣，現在增寫該文，訂定新題，為老師的九十歲生日獻壽。增加的文字有兩部分。首先是關於我在前往耶魯大學求學，成為老師的學生之前，對於老師的了解和印象。我在一九八一年八月到耶魯前並沒有和老師正式見過面，但他對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對他也有一些了解。我把這部分寫出來，除了可以算作臺灣知識界對余老師「接受史」的一個樣本，說不定還有有助於大家對余老師的認識。其次，我也對十年前的舊文有所增訂。現在這篇文字可以代表余老師在我心中絕大部分的印象。另外要註明，本文增訂的部分，大多已另行刊載於二○一八年十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陳弱水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識。）

前記：本文是我為二○一九年五月三日中華文化總會「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反思」圓桌論壇所準備的講稿，收入本書，內容稍有修訂。這場論壇播放了余英時老師的錄影談話，我則發表現場談話，這是我和余老師最後一次「同台」，很值得紀念。

他們本可以接近過去的所有思想及其引以為榮的典範，但他們卻沒有被教會認真地去對待它們，就像對待他們自己充滿活力的可能性一樣。這正是我們的教育體制的問題。─布魯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