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亨利鮑爾森  

在中國國內人們經常對經濟和社會公共政策進行大範圍甚至激烈的討論，但政體的根本性質不在討論之列。儘管我和習近平主席多次會面，且我與中國打交道的經歷長達二十年，但我不能告訴你一個一黨制的威權政府，在這麼複雜的一個國度裡將如何演進和發展。我不知道習近平的長期打算是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它肯定不會包括西方式的多黨選舉民主制。他的首要政治任務是通過清理、加強和重振共產黨，來確保黨的權力和地位。

在一九七二年我們兩國恢復交往之前，中國和美國是難以和解的冷戰對手，兩國不僅在朝鮮面對面地作戰，而且間接地在越南戰場較量。理查德．尼克遜總統和他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巧妙地利用了中國對兩國共同敵人蘇聯的更大不信任，建立起雙邊戰略關係。美中隨後達成的「三個聯合公報」使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確立了美國在對台政策這個敏感問題上與中國打交道的重要準則，並且制定了兩國今後外交關係的基本原則。

隨著中國對外國投資的開放，幾乎每筆交易都經歷政府最高層的辯論；決定的過程是複雜的，也是分散的，需要許多官員同意，而且對我們這樣的局外人不透明。許多簽署的理解備忘錄毫無成效；參加非正式談判的官員缺乏相應的權力，或者無法把項目「推銷」給上級。還有，中國缺乏對法治的信守。而人治是常態，意味著建立牢固的個人關係對於做生意至關重要。為此，我頻繁去中國，尤其是最初幾年。我們逐漸學會了辨認出最可行的交易：既要有恰當的客戶，也要有最合適的中國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