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  

緊接在一連串咄咄逼人的軍事演習之後，中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於8月10日發表《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全篇主要著墨於為何中國統一臺灣乃歷史脈絡與地緣政治的必然、為何臺獨與外國勢力的介入終將徒然無功、如何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促進統一前兩岸融合發展，以及統一後的遠景如何光明。在臺灣方面，民進黨否定其一個中國的原則，重申兩岸互不隸屬的主張；國民黨雖歡迎其重提九二共識，但也明白反對裡面一國兩制的提議。假如發布這篇白皮書的目的是要說服臺灣中間與偏藍的民眾何以與中國統一是有利或有吸引力的，則它可說是完全失敗了！

如果說，過去外界對習的統一決心尚有疑慮的話，北京在時隔22年發布的第三份台灣問題白皮書告訴你，對這一點根本不用懷疑。問題只在於，什麼時候統一。

本（8）月10日，中共國台辦發表了《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由於中共在同一天宣布，結束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引發的軍事演習，因此白皮書選在此刻出台，難免備受關注。中共曾於1993年8月、2000年2月，分別發表了《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兩份白皮書。目前發表第三份白皮書的目的，綜合文中所稱：一是「為進一步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和現狀」；二是「展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追求祖國統一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三是「闡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新時代推進實現祖國統一的立場和政策。」首先，中共發表的重要政策文件，都不會是一篇「即席創造」（improvisation），即不會針對單一事件而發。因此，解讀這份白皮書的內容，必須掌握其中「持續」和「變遷」兩個部分。「持續」是中共認為台灣與中國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以及中共追求國家統一的目標不變，這是屬於戰略層次；「變遷」是反映中共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並提出因應對策，這是屬於戰術層次。要理解中共的形勢判斷，不能忽略毛澤東的「矛盾論」。它源自「唯物辯證法」，是中共用來分析內外政治事務的一種思維方式。毛澤東認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複雜的事務發展過程中，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對毛而言，「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主要矛盾就是主要問題。中共是在「六四事件」和「蘇東劇變」後，發表第一份白皮書。時任中共領導人的江澤民，是處於「內憂外患」的狀態，他的當務之急就是維持本身權力和共黨執政地位的穩固。中共擔心台灣成為西方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前沿基地，故把李登輝當時所提出的《國統綱領》，視為一份「待變綱領」。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的「辜汪會談」，兩會建立了制度化的高層對話管道，並簽署了4項事務性協議。在這個背景下，中共於4個月後發表第一份白皮書，說明中共此時對台工作重點是以交流促進統一。時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說：「要從祖國和平統一的戰略高度，認識對台經貿工作的意義。」中共於2000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前，發表了第二份白皮書，標題未見統一，顯示中共此時的對台工作是「反獨」重於「促統」。白皮書暗指台灣自1993年以來，在外交方面所推動的「參與聯合國」活動，在軍事方面的對外採購先進武器，以及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去中國化」等措施，都具有「台獨」的色彩。中共對李登輝總統於1999年7月9日發表的「兩國論」，尤其表達不滿。雖然白皮書抨擊美國對台軍售，以及加強與台灣的軍事安全合作，但並未凸出「外力介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