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川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中美關係及世界局勢是否會迎來新的局面？在他前一次總統任期內，對中國的態度從「前鞠後攻」的初期合作模式，轉變為後期的對抗，由熱絡的交流最終陷入緊張冷淡。
如今，川普是否能吸取經驗教訓，擺脫以往的對華外交策略，重塑「川普2.0」的中美關係？他是否能放下強硬的極限敲打擠壓手段，選擇以協商與交易為核心的新方式，開啟有限合作？
近期川普希望邀請習近平參加其就職典禮，雖然這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發生，但川普藉此吸引了外界對中美關係的注意力。對中國而言，這類表面文章並無實質意義，他們更關注實際的對等互利合作，而非淪為單純的外交配角。
在上一次任期中，川普與習近平短暫地享有「蜜月期」，像是2017年4月在海湖莊園的川習會晤；同年11月，川普以總統身份首次訪問中國，受到習近平最高規格的隆重接待，並簽署了2500億美元的商業協議。但隨後因貿易戰、新冠疫情以及「孟晚舟事件」等衝突，雙方的合作徹底破裂。如今，中方更在意實質性的雙北關係改善和經濟協議，而非外交上的禮儀，或被川普「吹捧」的虛名。
現在，川普和習近平已互相了解了對方，在知己知彼之下，必須重新來過一次。既重塑美中關係，也影響國際政治格局。
川普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與政客，他的政策往往更注重實質且短期的回報，特別是那些能夠迅速提升其政治影響力與個人地位的選擇。
長期而言，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仍集中在軍事、科技和金融霸權等領域，尤其是美元的全球地位是否會受到挑戰。然而，現階段並非美中全面對決的時刻。對川普而言，他的首要目標是回應選民對改善美國經濟狀況的期待，而非繼續與中國展開嚴重的對抗。
川普的團隊也有自身利益的考量，如何在川普之後繼承他的權力，「接班人」可以選上再下一屆總統。過度激化美中矛盾將無法滿足美國人對經濟復甦的需求。如果和民主黨一樣和北京搞價值對抗，有什麼更大的好處呢？
川普深知，他的政治資本取決於是否能為美國帶來看得見的經濟成果，而非敲鑼打鼓修理包括中國在內的「邪惡同盟」。
中美雙方的長期目標無疑是對立的：美國希望維持其全球主導地位，而中國則在尋求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影響力。然而，雙方在短期內都面臨緊迫的內政及經濟需求。
川普需要中國市場來兌現其競選承諾，並推動製造業回流、穩定供應鏈、降低通膨，促進美國經濟增長，讓美國人感受到因為他而日子好過的一點。而習近平則需要美國的市場與技術，來對抗國內經濟放緩所帶來的內政壓力。
這樣的背景使得中美之間的合作，更可能以各取所需的「交易」為基礎，無需深層次的政治信任，而是基於互利原則進行經濟互動。
川普的新任國務卿候選人馬可·盧比歐（Marco Rubio）是一位明顯的對華鷹派人物。他在參議院以強硬的對華立場聞名，曾參與多項針對中國的立法，包括對美國高等教育機構與中國之間的資金往來進行國家安全審查。此外，盧比歐支持《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USICA），該法案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主導，旨在通過科技投資和供應鏈優化來遏制中國崛起。
盧比歐的對華政策立場始終強硬，但若成為國務卿，川普務實的外交方針可能迫使他調整策略。這種情況有歷史先例可循。美國前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作為一個保守反共的共和黨領袖，卻選擇與中共政權交往合作。同樣，盧比歐也可能在川普的意志下，從鷹派逐漸向務實鴿派靠攏，以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為導向，減少對抗，推動與中國的關係和緩。
盧比歐未來是否轉變，將成為川普對中政策如何進展的重要觀察指標。
回顧川普的第一任期，他幾乎用盡了對中國施壓的所有強硬手段，包括關稅戰、科技封鎖、點名批評等。然而，這些措施的實際成效有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未能顯著改善，雙方關係則陷入惡性循環。
現在，中國由美國第一大貿易國家，掉到第三位。但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的數據，美國對華逆差，2017年3756.4億美元，川普上任總統任期最後一年2020，雖降低到3119.3億美元。但2022年又回復到高達3829.1億美元，2023年又跌落到約2800億美元。而且美國的整體對外貿易逆差，由2017年的5523億美元，暴增到2022年高達9501億，和2023年7734億。
這些經濟數據，讓川普可能已經意識到，若能給予中國更多「面子」，並重新展開合作，收穫的實際利益，或許會超過全面對抗所帶來的損失。否則，美國對外的整體貿易逆差結構性問題，會永遠無法徹底改善。
習近平的長期掌權讓中國能夠穩步推進國家戰略，而川普只有四年的任期。他需要迅速取得成果，兌現競選承諾，並以此鞏固在國內的政治支持。
北京對此十分清楚，時間並不站在川普一邊。習近平可以耐心等待，拖延談判來爭取更多籌碼。而川普則需要快速推進並取得具體成果，像是增加對中國出口貿易，在美債等領域達成交易。同時，中國關注的核心議題，如台灣問題，將成為雙方談判博弈的重要焦點。
對於習近平而言，即使川普加強施壓，他只需靜觀其變，採取以拖待變的策略，甚至延續現有的對抗格局。再壞還能壞到哪裡？川普需要在短期內達成成果，而非在前期拉鋸中浪費寶貴時間，這使得美中關係有快速調整的可能。
根據美國智庫「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於2024年10月24日發布的最新民調結果，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顯著下降。平均分數從2022年的32分降至26分（滿分100分），創下自1978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最低紀錄。
雖然美國民意對中負面情緒高漲，但川普不會完全屈從於這股浪潮。他更注重如何取得經濟成果，而非滿足人民的情緒。相比於全面對抗，他可能選擇與中國進行有限合作，以實現經濟增長和就業提升等目標，解決他在內政方面的挑戰和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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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川普再次總統任內掌控了更多政治資源，也無需再顧忌民主黨對其政策的監督與批評。他可以更自由地執行自己想要的務實政策，而不必為了討好民意而強調「民主自由價值」，和進行形式化的對抗。像對俄烏戰爭的態度，即使多數美國民意站在支持烏克蘭一邊，但川普一向明確表示希望結束衝突，促進歐洲穩定，而非讓美國繼續為戰爭承擔更多負擔。
川普的這一轉變可能帶來美中間更多緩和空間，尤其是在經濟領域，他將優先考慮美國內部需求，而非在國際政治上，繼續帶領「民主同盟」對華施壓圍堵。因為，他知道必須「二選一」，集中能量把最棘手的問題優先解決。
在2024年12月初，川普威脅對任何試圖削弱美元地位的國家，特別是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等），施加高達100%的關稅。他強調，若這些國家推動替代美元的貨幣，將面臨美國的嚴厲經濟制裁。
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是美國經濟實力的基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約為58%。中國等國家正積極尋求去美元化的方案，嘗試在國際貿易中推動本幣結算，但短期內仍難以撼動美元地位。
川普可能將這一議題作為與中國談判的關鍵點，只要中國不踩過挑戰美元霸權的紅線，雙方的合作空間就仍然存在。對川普而言，穩定美元的全球地位是他的優先事項，其它方面就不會去太過在意。
台灣過去一直被視為美國對抗中國，「印太同盟」的重要環節之一，尤其是在第一島鏈戰略中。然而，川普可能減少台灣在地緣政治槓桿的作用力。台灣需要重新審視其自身定位，考慮如何在美中新博弈中尋求靈活應對。川普對台政策的可能調整，台灣需要更加謹慎地在新國際格局、地緣政治中尋求平衡和自主之道。
正如川普所說：「台灣的口袋很深」，但他心裡知道北京政權的口袋更深，他知道哪一個「口袋」更有價值。這種務實的利益導向可能使美國對台支持減弱，而台灣則需要依靠自身實力，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避免被邊緣化。
在新的國際局勢下，台灣應強化自主生存實力，在高科技製造業聚焦智能附加價值，從技術執行者升級為創新者。並以「世界大同，競合有道」的精神，推動與歐美及亞太地區的技術合作，深化與世界經濟連接。
同時，台灣應積極加大投資智能製造領域，打造全球AI科技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並通過培養高端人才，確保技術領先地位。以此創造出被美歐及國際社會需要的價值，鞏固自身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不可替代性，實現可持續經濟成長與國際影響力的提升。
這樣，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不僅是「共同價值同盟」，也是「經濟利益同盟」中不可或缺被需要的夥伴。
無論是歐洲的俄烏戰爭，還是南海中菲圍繞島礁的領土對峙問題，都反映了美國利用地緣代理人施加影響力的策略。然而，川普上台後可能減少這類間接對抗方式，轉而專注於直接與美國潛在的挑戰者，在談判桌上利益交換，達成他所需要的「交易」。
在上次民主黨歐巴馬政府時期，推行「亞太再平衡」（Pivot to Asia）政策，南海問題是其中的重要議題之一。美國公開表示支持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解決爭端，這種支持直接促成了菲律賓於2013年在常設仲裁法院（PCA）提起仲裁案。
在拜登（Joe Biden）政府期間，並組織多國聯盟支持菲律賓「捍衛南海主權」。「南海抗中聯盟」的形成便是一個明顯的案例：美國、日本、澳洲與菲律賓進行聯合海上巡邏，並對中國阻撓菲律賓船隻的補給行動表示「嚴重關切」。將其塑造成，「民主國家對抗專制共產政權」的國際輿論戰。然而，這種策略是否能繼續維持，值得懷疑。
對比川普的務實主義，他可能會選擇減少對菲律賓等國的過度利用，因為這些行為雖然能短期消耗中國，但未必符合川普心中的美國核心利益。與其繼續推動「地緣代理人」模式，川普更可能專注於促進美中雙邊經濟利益的合作，並將外交資源集中在結束其他地區的衝突，避免在類似南海主權問題上過多消耗美國的戰略資本。
川普再次入主白宮，為中美關係提供了從歐巴馬第二任期，自2013年到現在，12年來，一個全新的調整機會。在美國內部經濟壓力與國際地緣政治博弈的雙重推動下，川普會選擇以「現實利益交易導向，而非意識形態對抗」，暫時緩和美中雙邊緊張對抗的關係。
與拜登政府利用代理人進行間接對抗的模式不同，川普可能選擇減少對菲律賓、東亞等國，地緣政治擠兌中國利用。並盡快結束俄烏戰爭，讓中東地區衝突早日落幕。建構外部沒有意外的和平大環境，然後可以集中精力於美國國內經濟議題。他的外交策略將更加務實，注重實效，而非挑起新一輪的地緣緊張局勢。
對其它國家來說，在這樣的新國際局勢，以及美國對地緣政治戰略轉向中，如何保持靈活，避免給川普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讓美國捲入不必要的衝突衝突，將是未來的重要課題。
川普第一任期的對華策略以高關稅、科技封鎖等措施為主，意圖通過壓制中國貿易優勢來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然而，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的數據顯示，這些措施的直接效果有限。甚至出現「短期改善，長期反彈」的現象，川普的關稅戰，未能長期有效地縮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 2017年對華貿易逆差：3756.4億美元（基準數據）
• 2020年（川普上任最後一年）降至3119.3億美元，短期內出現縮小趨勢。
• 2022年又反彈至3829.1億美元，達到更高水平。
• 2023年：7734億美元（下降主要因全球需求疲軟與進出口萎縮）
這反映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具有結構性特徵，並非針對中國的關稅戰或科技封鎖，就能徹底解決。
3. 中國由美國第一大貿易國退居第三，貿易排名下降，表面上是貿易戰的結果，但更深層的原因包括：
• 全球供應鏈多元化的推動，如越南、墨西哥等國分散中國供應鏈的地位。
• 美國本土經濟需求結構的變化，如能源進出口增加，削弱對中進口依賴。
然而，中國排名的下滑並不代表貿易依存度大幅減少，其仍然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
川普可能意識到，政策選擇與經濟結構問題，與中國緩和關係、展開合作，可能比對抗帶來更多實際利益。因為：
1. 對外貿易逆差的結構性問題，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由消費結構和製造業外包導致，這一問題不單單源自中國。若不調整本土經濟結構，振興美國製造業，減少消費品進口依賴，對外貿易逆差無法徹底解決。
2. 緩和中美貿易關係的可能性，中美在供應鏈上的深度聯繫使徹底脫鉤成本高昂，通過合作緩解緊張局勢，可能帶來更經濟利益。過度對抗或引發更多經濟與外交成本，對美國內部經濟復甦不利。
以上證明，川普貿易戰的短期成果與長期局限。未來美國若想真正解決逆差問題，需更多依賴內部結構性改革，如供應鏈回流、科技創新等，而非僅透過對外施壓解決。整體來看，重視與中國的實質合作，可能比單方面對抗更能帶來經濟效益與國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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