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九一一」恐攻發生後沒多久我就離開美國。當時美國正準備對伊拉克發動反恐戰爭,我奉派前往中東,在巴格達、開羅等地進行新聞報導。幾年後我定居北京,認識已經待在那裡一陣子的莎拉貝絲.伯曼(Sarabeth Berman),年輕的她是來自美國麻州的戲劇、舞蹈節目製作人。我們結婚,終究決定要返鄉定居。貝沙娜說,要是在國外待太久,我們最後會覺得根本無法回國定居了。
那是二〇一三年,我們計畫遷居華府。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當選後,世界各國的反應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僑居國外的我們將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但美國民眾對於他的當選有何看法,其實我們比較沒那麼了解。二〇〇八年,我在一場活動上看著總統大選開票,在我身邊旁觀的都是關心選舉的中國人。他們的祖先曾因《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而被美國拒於門外,因此對於美國可能會選出第一個黑人總統而帶來改變的潛能,自然是感到非常興奮。歐巴馬確定當選,站在我身邊的中國某家報社記者王崇(Wang Chong,音譯)輕聲歡呼,他說:「種族歧視的思想已經在中國人心裡根深柢固了。」
返家之人總是可能會帶回新的觀點。一九四〇年代,美國記者約翰.岡特(John Gunther)
於報導歐戰之後返國,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美國內幕》(Inside U.S.A.)裡面寫道:我覺得「自己就像火星人」。在岡特看來,美國的某些社會現象令他感到氣餒,例如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他寫道:「就連我在歐洲看到的那些猶太隔離區都沒那麼過分,即便在華沙也不會這樣。」但其他體驗則是令他振奮。走訪全國各地期間,他總是喜歡到處問人:「你信仰什麼?」他得到的答案包括,工作、孩子、湯瑪斯.傑佛遜(omas Je_erson)、上帝、黃金準則rule)、畢達哥拉斯定律、較高的關稅、較低的關稅、更高的農產品價格、幸福、完善的道路,還有聖誕老人。但據他所說,最常出現的答案莫過於:「我最相信人,但前提是要公平對待他們。」
我不在國內的十來年之間,美國到底有了哪些改變? 我開始進行調查。我走過西裝名店Brooks Brothers,注意到西裝外套出廠時就已經在領子上別了國旗造型的小徽章。某位大企業的發言人對我說,這是為了特別強調該品牌西裝是在美國本土製造。Brooks Brothers從二〇〇七年就開始這麼做了,當時共和黨政治人物一天到晚痛批歐巴馬沒有配戴國旗小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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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變則可稱之為巨變,令人難以掌握到改變的全貌。美國的移民史與多樣化特色歷經長久發展,到了二〇一三年,第一次非白人新生兒的人數超越了白人新生兒。剛開始,這是幾乎感覺不到的差距,因為當年度有超過三百八十名萬新生兒,非白人只多出不到一千個。但這差距逐漸擴大。身為難民之子,我卻覺得此一里程碑令人振奮,是新時代來臨的標記,但我可以看出其他許多美國民眾可不是這麼想的。至於人們對其他某些改變的應變之道有多徹底,則是令我感到驚愕不已。某天早上我在等美國國鐵(Amtrak)的火車進站,看到月臺旁的螢幕上正在播放一則政府廣告影片。影片旁白說,如果有人持槍朝群眾掃射,大家都該「逃走」或「找掩護」。影片中一位身穿藍色外套的白髮演員正躲在柱子後面。旁白還說,如果實在是萬不得已,那就該跟槍手拚了:「大聲吼叫,如果手邊有任何東西,包括你的隨身物品,都可以朝槍手丟過去,或拿起來充當武器。」
平均來講,美國大概每九週就會發生一次大規模槍擊案,與十年前相較,頻率高了三倍。在當時,那最令人心痛的槍擊案才剛過半年:康乃狄克州小鎮牛頓(Newtown),某位二十一歲的青年闖入桑迪胡克小學(Sandy Hook)槍殺二十名學童與六名教職員。不過這起不幸事件對於美國政壇的影響已經消散。還是有政治人物要大家「痛定思痛,為死傷者禱告」,但原本應該要通過的槍枝管制法規卻在國會闖關失敗,鎩羽而歸。當我環顧四周,候車區沒有其他人關注那支宣導影片,大家都沉浸於手邊的事情。岡特說的沒錯,我覺得自己就像火星人。
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重創美國,舉國回應這事件的方式與前述狀況截然不同。蓋達組織(Al Qaeda)摧毀紐約世貿大樓雙塔後,史家東尼.賈德(Tony Judt)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在曼哈頓下城(lower Manhattan),從窗戶往外看,見證了二十一世紀的開始。」時隔十二年,這事件已經被賦予了強大的象徵意義。事實上,「九一一事件」以來,美國人遭受極右派恐怖分子攻擊的次數已經是伊斯蘭教恐怖主義行動的兩倍,但是根據二〇一六年的某份研究指出,美國人普遍認為,穆斯林占美國總人口大概六分之一。但實際數字呢? 百分之一。
二〇〇一年以來,美國持續於阿富汗、伊拉克與其他地方發動戰爭,戰事延續的時間已是美國歷史之最。參戰人員在美國的總人口中只占不到百分之零點五。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講,戰事對他們的人生沒有太大衝擊。美國人與戰爭最接近的時刻,會出現在各地新聞節目結束前的某類影片裡:從軍的家長是這類「時事小品」的主角,他們從前線返鄉,偷偷走進教室裡,想要給自家孩子一個驚喜。這類影片已經太過浮濫,以至於在YouTube上已有一個專屬頻道,就叫做「返鄉影片」(ComingHomeTV)。我上網搜尋,Google 自動跳出幾個建議的搜尋選項:
我開始注意到恐懼已經深深滲透進入美國人的政治活動中。出國前我住在西維吉尼亞州一個叫做克拉克斯堡(Clarksburg),比鄰阿帕拉契山的小城,在當地的《典範電訊報》(The Exponent Telegram)工作。「九一一事件」隔天編輯們在報上刊登了一份用語謙遜的聲明,而這也是長久以來美國人覺得自己堅持的某個觀點:「我們這家小城報社絕不會建議政府應該做出什麼回應。」
但是接著用明確無比的口吻表示:「美國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向來以自己的多元化、理念交流與願意容忍不同意見為榮。」因此歷經這次恐攻我們應該「強化而非拋棄既有的理念」。那年九月,西維吉尼亞州普林斯頓市(Princeton)某間清真寺遭人破壞,在牆上畫了一幅描繪私刑的圖畫,留下Jamaal(賈瑪)這個常見的穆斯林名字,事後附近居民為了捍衛清真寺而主動發起遊行,此回應也變成讓當地人引以為傲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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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二〇〇八年,一次在西維吉尼亞州進行的民調顯示,竟然有五分一民眾認為歐巴馬是穆斯林,而根據聯邦調查局(FBI)的資料顯示,二〇〇一年後曾經消退的仇恨犯罪率又開始攀升。二〇一三年,該間清真寺再度遭到破壞,但這次當地人的反應卻沉寂許多。各個教會都對此發出譴責,但警長表示這起案件還沒有到達仇恨犯罪的標準。已經在西維吉尼亞州定居幾個世代的穆斯林表示,他們愈來愈感覺到自己在社會上被孤立。二〇一五年,穆斯林醫生哈贊.艾許拉夫(Hazem Ashraf)在受訪時表示:「我們沒有犯任何錯,但就是有人質疑我們的忠誠,質疑我們身為人類的價值與重要性,質疑我們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不配當美國公民。」他引述民謠歌手伍迪.葛斯黎(Woody Guthrie)的歌詞:「這片土地是我的,這片土地也是你的。」(四年後,在西維吉尼亞州議會大廈舉辦的一場共和黨活動上,有人高舉一張世貿中心陷入火海的海報,還有明尼蘇達州眾議員伊蘭.歐瑪〔Ilhan Omar〕的照片,上面寫著「你們健忘,所以我才當選」,只因她是第一位進入國會的穆斯林女性。)
這些出現在西維吉尼亞州的小小分歧其實反映出美國社會的更大裂痕。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人收入的中位數更是來到歷史新高,但卻有數千萬人的生活水準停滯不前,甚或今非昔比。有二十七個州財政短絀,無法修補柏油路的坑洞,所以乾脆改用泥土來鋪路。另一方面,比爾.蓋茲、華倫.巴菲特、傑夫.貝佐斯三大巨子的財富加起來還多過後半段美國人所擁有的財產。貝佐斯每個小時都能賺進十四萬九千三百五十三美元,這數字比一般美國受薪階級的三年收入還要多。
科學家指出美國人平均壽命縮短的驚人事實,聽起來好像是全國皆然的普遍問題,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西維吉尼亞州的麥道威爾郡(McDowell),男性的平均壽命已經縮減為六十四歲,與伊拉克男性相當。但是鄰州維吉尼亞費爾法克斯郡(Fairfax)的男性平均卻能多活十八年。美國人的生活差距愈拉愈大,以至於大家失去了共同的基礎,讓美國許多既有體制無以為繼,而這也是已故美國大法官路易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提出過的警告。他曾對友人表示:「在美國,民主是可能的,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裡也是可能的—但這兩種可能相互牴觸,無法並存。」
美國已經逐漸拋棄過去長久以來堅持的觀點;美國也失去了慣有的思考方式,無法透過願景創造共好的生活,也不再相信過去馬丁.路德.金恩牧師(Martin Luther King)所說的,「休戚與共的同一命運」。他曾寫道:「無論何事直接影響某人,必會間接影響其他所有人。」小羅斯福總統曾疾聲呼籲其同胞應該「無所畏懼」,但八十年後美國人不再否認他們心懷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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