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的建議下，吸取了蘇聯政權垮臺的教訓。在經過了兩年的嚴苛管制之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下巡察深圳，這個於一九七九年建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並宣布改革開放政策將會繼續，政府將會盡所有努力保證發展，建成小康社會，而這將會是黨的首要目標。在鄧小平看來，只有這樣，中國才能逃脫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悲慘」命運：共產黨黨內的分裂、政權萎縮以及最終丟失執政權。
在此之外，中共還有另外一個新戰略：透過改革令黨更能夠適應新的任務和新的經濟環境。這個戰略並不比堅持改革開放次要，像沈大偉和其他學者也對此有所研究。
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這個目標需要黨能夠做到對意識型態和組織架構的改造，並進一步培訓黨國體制內的幹部群體。
江澤民在二○○一年提出完善的「三個代表」理論，則是中共最大的理論創新之一，這個理論主要是為了能夠讓私有企業家加入黨組織。這個理論的提出也象徵著，中共正在成為一個具有全民性質的政黨或全民黨，也正如一些中國的觀察家所宣稱的，它似乎在從一個共產主義政黨逐漸變為一個民族主義政黨。江澤民的繼任者胡錦濤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理論，並在二○○七年將其寫入黨章；儘管這個理論並沒有太受到公眾的注意，但它也象徵著共產黨至此轉變為一個執政黨，不再是以一個革命黨的身分存在，而這也使得它從今以後必須逐漸改善自己的執政能力。二○○四年，時任江澤民智囊的曾慶紅進一步完善了這個目標，它也成為黨的首要目標之一，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如此喜歡宣揚自己中國特色的一黨制度和執政，是如何比西方國家那種永遠被選舉風波、反對黨和公眾輿論侵擾掣肘的制度要更高效、更適合中國的需要。
在習近平任下，這種意識型態的演化變得更為正式。「中國夢」不僅僅只是一個民族主義的話語，它是一個完整的意識型態體系：在二○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之前，中國要實現鄧小平提出的「小康社會」目標，並要在二○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年誕辰之前成為一個「強大、繁榮、民主、文明、和諧和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國家」。在黨的十九大時，這些目標都被寫入黨章，成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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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實現這些目標，習近平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反腐運動（下文將會繼續討論），並且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經濟和體制改革。實際上，正是因為習近平，或出於整個黨中央對於蘇聯解體的恐懼，這些改革措施才會不斷地被推行。習近平在就任之後，很快就重啟了對於蘇聯解體教訓的研討；二○一二年十二月，一份在一個月後向普通黨員公開的內部演講稿中，習近平提出了蘇共和蘇聯瓦解的兩個主要原因：（1）針對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挑戰、對列寧和史達林的否定以及伴隨的「歷史虛無主義」；（2）軍隊的非政治化、國家化以及黨對其掌控的權力喪失（非黨化）。最後，習近平用一段不光彩的性別歧視話語總結了他的演講：「最後戈爾巴喬夫（戈巴契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最後，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這種針對「資本主義自由化」危險的譴責並不新奇，我們可以在後天安門事件時期，乃至一九七九年毛澤東逝世後時期宣揚「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化）的魏京生被捕事件上看到。從一九九一年開始，針對戈巴契夫是「社會主義叛徒」的譴責也層出不窮。二○○四年，剛剛__就任中央軍委主席的胡錦濤就曾宣稱：「正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所宣揚的開放政策和多數主義，他成功地迷惑了蘇共和蘇聯人民。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正是因為他所施行的這種『西方化』和『資本主義自由化』。」
習近平的上任使得針對「和平演變」傾向的壓制措施變得愈來愈強。二○一三年，中共下發了一份著名的內部參考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型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又稱九號文件），直接地攻擊例如憲政、直接選舉、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三權分立、多黨制度等西方價值觀。我將在後文著重討論習近平是怎麼樣強化黨對軍隊的控制，但從黨中央的這些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到黨內高層是如何對蘇聯政權解體這件事情感到焦慮的。是不是我們就可以認為中共正在懸崖邊緣搖搖欲墜呢？當然，我們可以說當時的習近平想要警告他的同僚，說服他們要更嚴肅地對待和打擊腐敗現象，想要推進改革，而不是去削弱一黨專政制度。這就是為什麼在二○一三年時習近平選擇以強力、無情的方式打擊憲政運動，不論這場運動是如何試圖從習近平「把權力放進籠子裡」的理論中獲得資本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如此反對任何稱得上顯著的政治改革，只允許那些改善政府效率的行政改革，以及自二○一三年開始現代化司法系統的司法改革；這也是為什麼他比其前任更強調集中權力，將他的「思想」寫入黨章中，並在二○一八年透過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
習近平以及他的前任對於蘇聯解體的態度，也解釋了為什麼共產黨高層對於那些違背一黨專政制度的措施那麼反對，以及為什麼他們會選擇推行那些政治上的改革：這些措施都是為了穩固現有政權，確保它能夠長期存活。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
只有理解這一點，我們才能夠理解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之所以官方會說這場反腐運動是「史無前例」的，正是因為它同時針對「老虎」和「老鼠」，也就是那些牽扯進「罪行」之人，不管官位軍銜高低。這場運動使得中共能夠鞏固權力，並使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垂直問責」更加高效，因為正是這個機構系統主要負責這場運動的推行。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二○一二到二○一七年由王岐山掌管，二○一七年到現在由趙樂際掌管，他們都是習近平身邊的心腹；中央紀委在這場運動開始後下訪巡視的次數變多，常常進駐省級政府、國務院部門、國有企業和其他公共機構；此外，從二○一二年開始，地方層級的紀委開始歸更高一級的紀委管理，而非此前的同級黨委會管理，因為此前的管治結構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紀委發揮作用。
反腐運動的成果很快便顯現了出來：二○一三年開始公布的官方資料顯示，被判罪的幹部數量急劇上升；二○一二到二○一七年，約有一百五十三萬名黨員面對反腐紀律檢查；與之相比，二○○七至二○一二年只有約六十七萬名。隨著習近平逐漸鞏固他的權力，一些被人們認為不會受威脅的高層也開始瑟瑟發抖：這包括了周永康、兩名剛退休不久的解放軍高級幹部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胡錦濤的前任副手令計劃（相當於參謀長的地位）。薄熙來的落馬向群眾揭露了特權階層所享受的生活，在城市中產階層中口耳相傳，極大程度地增強了習近平的權威形象。到了二○一八至二○二三年間，又有三百七十萬樁腐敗案件進入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