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主辦公室，位處緊鄰紫禁城北一處一九五○年代建築組成的小型聚落裡。當時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想發展自己的建築風格，幾位著名設計師於是提出一種中西合璧的形式：主結構為磚造，不是木造，這樣才能蓋出屋頂為瓦造，且有彎曲的屋檐，但又大得多也高得多的建築。當時許多人抨擊這種風格，說它抄襲，沒有新意。但在北京城裡，能將過去融入今天的建築物不多，這是其中之一。
檔案館有一座大禮堂，以紅絲絨鋪壁，還有俯瞰北海公園粼粼湖光的凸窗。二月間一個陽光和煦的下午，禮堂有一場演講，主講人是清華大學教授劉國忠。他談的主題在二○一○年代震撼了中國知識界：劉教授發現了約二千五百年前，中國在「軸心時代」(Axial Age)失傳的文物。
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孫子與韓非子等人，都出現在這個時代。後世統治者利用許多這些思想家(特別是孔子與韓非子)的理論，為他們的統治建立法理根據，爭取被統治者的服從。但江雪的父親從多年研讀古文物的經驗中得知，這些文物同時也包藏一些顛覆現有體制的理念。正是憑藉這些理念，他能沉浸在古文物研究中，過著一種內心流亡、抗拒外在世界的生活。
與毛澤東思想不同的是，這些顛覆性理念提供一種與統治者想法不同的哲學架構。例如說當帝王的人或許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孔子的儒家理念也為官員提供了道德標準，其中特別是官員有進諫之責一條，就常被官員運用。有時中國官員會以抗議形式進諫而因言獲罪，蘇東坡或司馬遷就是例證，還有時他們選擇辭官，退隱山林。
劉教授討論了更多證據，說明這些古代理念對獨裁統治具有與生俱來的顛覆性。這場演說歷時九十分鐘，為了讓非專業聽眾了解，劉教授首先做了簡單說明。他說，古埃及人在紙莎草紙上書寫。巴比倫沒有紙莎草紙，所以巴比倫人用泥板書寫。在中國，早期的書寫形式出現在龜甲上，古人用火杵加熱龜甲，直到龜甲龜裂。他們會根據裂紋進行占卜，就像根據掌紋算命一樣。就在這些出現裂紋的龜殼上，古人寫下問與答，因此得名「甲骨文」。這是已知最早的中國文字，不過甲骨文涉及的主題非常狹隘，例如說在某天是否應該播種，王是否應該發動戰爭？結婚？出行？透過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商王一生中忙著解決的一些事，但除此而外並無太多內容。
劉國忠教授要討論的，是之後出現在竹簡上的文字。這些竹簡只有筷子般大。劉教授就在講桌上示範研究人員關於這類文字書寫方法的推斷：古人會把一片竹簡擺在左前臂上，右手握筆在簡上書寫。他說，中國人千年來總是由上而下、由右而左書寫，原因大概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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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記錄在這些竹簡上的主題。它們不是宮廷生活細節，而是中華文化的原始文件。二十年來，出土了三批來自這個時代的竹簡。5其中一九九八年在郭店出土的一批文物有八百件竹簡，另一批於二○○○年出土、由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文物有一千二百件竹簡。劉國忠教授介紹的這一批有二千五百件。6這批寶藏是可能出沒在湖北的盜墓賊挖出來的。盜墓賊將它們輾轉送到香港，準備拍賣。這時有一位捐助人介入，買下整批竹簡，隨於二○○八年將它們捐給他的母校清華大學。清大為收藏這批寶物建了一個中心，劉國忠就在這中心工作。
這些竹簡以啟人深省的方式，挑戰中國政治文化的必然性。竹簡上的文字記錄了西元前五世紀到西元三世紀的中國戰國時代。當時世界各地文明，從中國黃河流域到歐洲希臘半島，再到印度次大陸，都在透過新方式進行政治與哲學秩序整合，也由於這段時期對世界歷史重要非凡，德國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稱它為「軸心時代」。中國現有一切重要思想流派，特別是一直作為中國政治意識型態主流的道家與儒家思想，都源自這個時代。這些思想直到今天，始終是歷代君王指導原則─至少理論上如此。
這些竹簡揭露一個令人稱奇的真相，就是儒家經典中影射的一些理念，事實上是完全成熟的學派，而這些學派壓倒了儒家基本理念。舉例來說，有一篇竹簡上的文字比目前已知的儒家經典更積極強調賢能政治的重要性。直到目前為止，根據現有的儒家著述，只有在罕見的例外情況下，才能讓統治者遜位或取而代之。王權世襲是常態，統治者為天選之人，得根據天賦權利與功績表現來進行統治。
共產黨基本上就是根據這種常態理念，因為國民黨貪腐無能，所以共產黨理當奪權篡位。共產黨的持續統治也因中國經濟發展而合理化。中國經濟發展證明老天也支持共產黨(套用共產黨的話，就是「歷史評斷」)。共產黨利用中國傳統，宣揚它的統治的傳承性。不僅就廣義而言，這意指其他政黨不能掌權，在狹義上，共產黨也以「紅色」家族(例如習近平家族)為核心，建立了一個半世襲的階級，以鞏固其統治基礎。但這些新近出土的古竹簡顯示，即使在古代中國也有相當一群作者反對這種做法，認為統治只能以功績為基礎，不是因為你是共產黨人就可以統治。
以今天的角度稍加審視這批出土竹簡，就能發現其他一些與當代社會出奇類似之處。早在中國的戰國時代，識字人口增加與都市化導致所謂「士」這類學者階級興起，這些「士」的職責就是為王公獻策，有人認為這些「士」比那些靠世襲繼承王位的人更有資格統治，而這就是賢能政治論的起源。今天，同樣的趨勢再起，而且規模比古時大得多。今天，不僅學者階級要求發言權，全民都在要求發言權。
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出土的竹簡顯示，戰國時代的中國社會比今天更加自由放任。在當年的社會，學者可以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如孔門子弟可以插嘴統治者退位問題，甚至還動念要取而代之。今天的中國也有這些構想，不過就像這些竹簡出土之前的情況一樣，它們也被埋藏在地底下，而且它們的出土就是禁忌。
劉國忠教授這篇演說用詞十分謹慎，但吸引力顯然不凡。這些精心編纂的竹簡經估計有十五卷，計畫每年出版一卷，預計約二○三○年才能完全出版。每一卷出版後都引起媒體熱議，博客與業餘愛好者(像許多這個冬日下午聚在這裡聽講的人，或江雪的父親)都試著自行詮釋這些新發現。劉教授宣布出版日期，在場眾人仔細聽著。
「我們會在我退休以後出版，」劉國忠教授笑說，「不過之後你們就會爭辯一整個世紀了。研究是無止境的。」
劉國忠做完結論，鞠躬下台。他的演說已經超過預定的九十分鐘。主辦方不允許提問，開始關燈清場。
但觀眾湧到講台，向劉國忠不斷提問。一位來自「易經研究協會」的男子問劉國忠，應如何看待有關占卜的新著述。一位北京大學研究生則問到退位造成的政治衝擊。劉國忠的名片很快被需索一空，大家開始輪流傳遞他的最後一張名片，好拍照留念。
＊作者張彥（Ian Johnson），知名作家、記者、普立茲獎得主，曾長時間派駐北京。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家與他們的未來之戰》（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