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兒麗度兒今年十一歲，這個暑假結束就要升上五年級，麗度兒是個聰明、伶俐，甚至是有些伶牙俐齒的美麗女孩，有時候她會找一些古靈精怪的問題考考我，因為我是學校的老師，如果可以考倒我，她就會快樂個一小時，心情好的話，大概可以快樂個一天。
一天下午，麗度兒出了一個考題給我（我後來知道是暑假作業的數學題目），問題是這樣的：西元一九一一年四月，有個賴比瑞亞商人哈桑，在挪威買了一萬兩千噸的魚，運回到賴國以後，再秤一次，發現少了四十七噸。魚貨並沒有短缺，重量卻變少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麗度兒露出狡猾而得意的笑容說：「沒有小偷喔，也沒有人一路上偷吃！」這個題目的重點是在挪威與賴比瑞亞之間，因為地球不是圓形而是一個趨近橢圓形的球體，挪威比賴比瑞亞的緯度要高，離地球中心較近，所以同一個物體受到地心引力比在賴比瑞亞大，因此，同一批魚貨運到賴比瑞亞，重量就變輕了。這也是所謂重量與質量的分別（關於質量，我就不要再賣學問了）。
說完之後，麗度兒一如往常嘟著嘴巴跑掉了，我想她肯定又要去找一些難題，準備討回失去的一小時快樂。我再看一次題目，想起了一名記者與關於「小綠人」的故事，自己也快樂不起來了。我不準備將「小綠人」的故事告訴麗度兒，因為這是關於大人殘酷世界所造成的悲劇，我的小女兒的心靈還不足以承受殘酷的現實。
這個讓我不快樂的地方不是瑞典，瑞典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重鎮，我對它充滿了敬畏；問題出在賴比瑞亞，該國是非洲第一個共和國，早在第九、十世紀，葡萄牙首先在西南沿岸販賣奴隸，掠奪沿海資源，很快的吸引其他歐洲國家有樣學樣，賴比瑞亞長達五百多公里的海岸在當時被稱作「胡椒海岸」，到了一八四七年，宣告共和國成立，制定了與美國類似的星條旗，紅白相間的十一道條紋，表示一八七四年依據美國憲法及人權宣言起草賴比瑞亞獨立宣言並簽名的十一個人。國旗的紅色與白色，象徵著勇氣和美德；左上角的藍色正方形代表非洲大陸，大陸上升起了一顆白色五角星，表示這個國家是當時非洲唯一的獨立國家。
我特別喜歡賴比瑞亞的國徽，基本圖案是一枚被天藍、海藍、草綠三色分割的橢圓形紋徽，在淡藍色的大西洋海面上，天空垂落一面巨大的金幔，預示著新興國家的前途無量。從蔚藍深處飛來一隻銜著和平文書的鴿子，代表將福音傳向大地。在綠色的國土上，生長一棵高大的椰子樹，代表西撒哈拉熱帶雨林，樹蔭底下的農具表明農業是賴比瑞亞的經濟基礎。在盾徽上下各有一條飾帶，分別寫著「我們因熱愛自由而來到這裡」及「賴比瑞亞共和國」字樣。賴比瑞亞（Liberia）的拉丁文意思為「自由」，彷彿是上帝的旨意─在美國獲得自由並渴望重歸非洲大陸的黑奴們提供了家園的希望─不再受欺凌、不再被販賣。
這樣一個具有獨立、自由的國度是如何引起我的不快樂呢？歷史的記錄告訴我們，一九八九年賴比瑞亞發生內戰，該國遂長年陷入戰亂。我國在一九五七年首次與賴比瑞亞建交，一九八九年復交，是數得出來的建交國之一。我透過網路來到外交部的網站，記錄上有一戶僑民在賴比瑞亞經營雜貨店，一戶僑民經營橡膠收購，僅此而已。這並不能說明賴比瑞亞發生了什麼事？告訴我「小綠人」的是一位記者，一位白人女性記者，二００二年，根據她的說法，她逃出了賴比瑞亞。
瑪莉安是英國人，BBC記者，說她是白人，那是一般的說法，我倒覺得她的膚色靠近赭紅，來到我們震災後的部落一點也不怕夏天的陽光，沒有錯，她選擇了一個比較溫馨的題材─災後重建，我當然跟她抱怨政府重建速度的緩慢，那時我們在我曾經寓居的傾倒後的宿舍開始了話題，宿舍後方原本有一片李子園，李子園過去就是崩落的懸崖，那裡的視野已經變得開闊起來，可以看到客家庄卓蘭鎮。瑪莉安讓大安溪的風吹亂一頭金髮說：「到處都是一樣，只是有些人民處境比較好就像你們，有些處境只能用惡劣來形容，就像我去過的幾個非洲國家。」
想到這是百年大震的「九二一」，地震過後災區一片哀鴻，我有些不服氣的說：「是嗎？妳就撿一個國家說說吧！」
在我踏上賴比瑞亞首都蒙羅維亞之前，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我的任務很簡單，就是廣泛收集內戰後的影響，特別是兒童，但我沒有料到我最後竟然會承受不了。
前往賴比瑞亞前在BBC新聞大樓閱讀了一些新聞資料，作為行前準備。譬如幾年前墨西哥農民爆發動亂時，就有新聞傳出看到三十名年齡在六歲到十五歲的兒童正接受軍事訓練。更早的時候，斯里蘭卡泰米爾游擊隊在八○年代就大量雇用兒童，在一次攻擊政府的四個基地時，損兵一八二人，其中四分之一是少男少女。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游擊隊和政府軍長年爭戰，雙方陣營充斥所謂的「娃娃兵」，他們衝鋒陷陣一點都不遜大人。我可以告訴你，根據記錄，最年輕的戰士只有五歲，那是柬埔寨「紅色高棉」隊伍中的一個男孩，一位西方記者問他：小弟弟，你幾歲了？小孩意氣風發的回答：大到可以殺人了。
這些記錄都很可怕，但畢竟只是新聞稿上的黑字，中國不是有句老話嗎？─百聞不如一見。我一到國際救援組織精神治療中心的時候，我遇見了一個十七歲的黑人女孩，正確的說，我嚇到了她。當時她正在安慰一位年齡更小的女孩，小女孩露出驚恐的眼神，直到伏在大女孩肩頭睡著了。我看著她將小女孩平放在白色的床上，她轉過身來，我手上的黑色麥克風將她嚇得縮在床角，她以為她看到了什麼。
十七歲女孩叫什麼名字不重要，我們暫且稱她叫貝蒂。貝蒂並不是賴比瑞亞人，她住在烏干達北部鄉村，十二歲的一個夜晚，鄉村的夜色靜謐如昔，貝蒂和幾個同伴在晚會上盡興的跳過舞後，回到母親的身邊很快的就入睡了，她實在跳得太疲倦，以至於忘了將沉重的木門插上門閂。不知道過了多久，吵鬧聲驚醒了貝蒂，小屋裡已經站滿了殺氣騰騰的軍人（或者是土匪），軍人拿著手電筒來回晃動在母親與兄長的臉上，親人都被綁起來，軍人隨意的問一些名字，然後毆打她們。手電筒照到貝蒂身上時，一個軍人對著母親說：我要這個女孩當兵。母親哭啼著喊不要，但是堅硬的槍托阻止了母親的聲音。貝蒂消失在夜晚的村子裡，就像其他村子裡發生的一樣。
接下來的半年，貝蒂擔任搬運武器、彈藥以及炊事的工作。在行軍的隊伍，越來越多的孩子被綁架充軍。有一天，一支AK-47型步槍交到了貝蒂手上，眼前有一名無辜的俘虜，軍人對貝蒂說：殺了他，不然我就叫他殺了你。貝蒂扣下扳機，子彈飛離槍口時，貝蒂哭了起來，她說，以後就不懂得哭的滋味了。
兩年過去，貝蒂已經是個凶狠的殺手，但也隨著年齡變得高、美麗，逐漸變得厚實的屁股已經無法被綠色軍褲掩飾，軍營中的男人個個虎視眈眈，直到有一天綁架她的男人走過來，貝蒂就知道禍事臨頭了，果然，男人說了一句話：「難道妳忘了我本來一槍就可以要妳的命？」後來是一支像是黑色麥克風的傢伙差點要了貝蒂的命。
在烏干達，那個軍隊有個名不副實的名稱，LRA─上帝抵抗運動。貝蒂後來逃到古盧，然後送到這家精神治療中心，生下了一個孩子，取個名字叫「希望」，那是漂亮的女嬰，她說她忘了孩子父親的名字，而且永遠要忘掉。貝蒂指著安睡的小女孩說：那是我妹妹，十三歲，幸好只從軍半年就逃了出來。
比較起來，國際救援組織精神治療中心就像是汪洋中一小撮寧靜的島嶼，隔著一個巷道，戰鬥聲像不定時地雷隨處引爆。名為「賴比瑞亞和解與民主聯盟」的反對派武裝部隊，一直從事推翻泰勒總統政權的軍事鬥爭。隨著戰鬥的進行，大批平民逃離家園，躲進了叢林中。杜伯曼堡剛剛被政府軍成功的奪取，一條通往首都的公路穿過由兩百多座民房組成的小鎮，但它們都已經成為廢墟。我和攝影師花了六個星期的時間穿越叛軍控制下的那些坐落於霍亂肆虐的叢林、沼澤中的村鎮，才最終來到杜伯曼堡，這些只覆蓋著單薄的、鏽跡斑斑的波形瓦的破舊水泥建築，至少有三分之二已經被廢棄。「賴比瑞亞和解與民主聯盟」是個由一群衣裝不整的士兵組成的雜牌軍，他們就像一群來自洛杉磯的黑幫，雜亂而喧鬧。儘管外表不怎麼樣，他們的武器卻裝備精良，並且在推翻泰勒政權這個問題上，態度極為認真。
在跟隨反叛軍的一次搜查任務中，大樓裡出現了動靜，士兵們於是興奮的大叫：「那是什麼？」一位沒有武裝的男子從藏身的廢墟被推了出來，他眼睛裡露出的驚慌說明他沒有任何惡意，但是對這一群士兵而言，他就是敵人。幾分鐘之內，他就像一支被士兵狩獵的野獸，大約有十幾個人圍成一個圈子刺殺他，雖然他長得滿壯的，但最後也不支倒地。士兵接著喚來荷槍的小孩們，小孩們放下槍，掄著六吋屠刀揮舞過去，穿著過於寬大、陳舊磨損的紫色汗衫發出獵獵的聲響，小孩歡呼追打的跑步動作惹得拖鞋劈啪作響，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在街巷玩遊戲的小搗蛋鬼，我想這位沒有武裝的男子死前一刻一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個九歲大的孩子握著美國可樂玻璃空瓶，像進行一場莊嚴的儀式般，認真而虔誠的將男子的頭顱打碎。我驚駭莫名的目睹這一切，但那一天沒有上帝，我覺得在那種地方上帝根本沒有來過。
遊戲結束後我問一個小孩：「你媽媽呢？」雖然有幾道刮痕，小孩仍舊擁有一張不失細緻的臉孔，小孩堅硬的回答：「死了，我爸爸和所有的親人都死了。」不等我問第二句，小孩緊接著無情的說：「我會把敵人都殺光。」那個使用可樂瓶的小孩插著嘴說：「你看到的，就像對付那個人一樣。」
一個月之後，交戰雙方安排了一次短暫的停火，戰士們出現了少有的鬆懈的時刻。在殘破的戰地，彈殼四散、沾著血跡的石塊、逃亡者散落的衣物、燃煙四起的殘壁、一張殘缺的照片，照片上女子被子彈穿過的笑臉，在不遠的地方，一群小孩兵正嬉遊著足球，小孩的腳法俐落，一顆已然灰黑的球體發出沉悶的碰撞聲，當小孩將球踢進用兩個生鏽的沙丁魚罐頭做成的球門時，童稚的歡呼聲響了起來，這是我首次聽到快樂的孩子的笑聲。躺在一墩短牆休息的士兵對我說：「那不是一顆球！」我說：「什麼？」士兵笑著說：「那不是一顆球，他們踢的是敵人的頭，嘿嘿！是頭顱。」
我想起那些小孩兵的回答大致都呈現毫無感情的回憶，通常他們都是被抓來，有的就是家人離散或死亡而無以為繼。有一個小孩得意的對我說：「我不是被抓來的，我是來保衛領袖的。」這個小孩來自叛軍首領的家鄉。那一群踢著頭顱當足球的小孩休息時對我說：「大士兵說我們是『小綠人』，只要殺盡了政府軍，我們就可以做總統。」
在血腥的安哥拉，一九九六年十月，當卡比拉在前薩伊東部率部造反要推翻蒙博托時，招募的娃娃兵的人數才幾百人。隨著戰事的進展，這些娃娃兵的數目達到幾千人。一九九七年五月，他們不費一槍一彈就拿下了金夏沙。當他們排著長隊在金夏沙街頭行進時，首都的居民都稱其為「娃娃兵」。後來，多國部隊成立了，娃娃兵成了它的禁衛軍。當多國部隊向蒙博托統治的國家進軍時，其名稱是「剛果解放民主力量聯盟」。這支部隊是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八日由卡比拉和恩甘杜等四人共同創建的。當時，只有恩甘杜有自己的部隊。恩甘杜是反蒙博托的派別組織─爭取民主抵抗全國委員會主席，是「娃娃兵」們的政治楷模。然而，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初，卡比拉指使手下人把他殺了。二○○一年一月十四日，在金夏沙，總統衛隊的「娃娃兵」少尉卡塞雷卡與他的「兄弟們」聚會時，當著二十來人的面大膽地說：「我要殺死卡比拉！」此話一出，全體贊成。一月十六日，卡塞雷卡以及另一個總統衛隊的「娃娃兵」進入了大理石宮殿。阿卜杜勒及其同夥躲在建築物的外面。「娃娃兵」從辦公室的後窗裡溜了進來，向總統做了個手勢，好像有祕密事要悄悄地對他講。卡比拉沒有懷疑，朝他俯下了身子，娃娃兵結束了卡拉比的呼吸。
這群娃娃兵，以其整齊的草綠靴子聞名，又因為毫無目的、以一時興起的無厘頭槍殺曾經帶領他們出生入死的總統而撼動媒體，他們就是後來稱呼的「小綠人」。
那一次的談話我已經記不得是如何結束的，倒是印象深刻的記起麗度兒來到廢棄的宿舍找到了我們，女兒對著崩毀的室內、散落一地的書籍、桌椅發出嘆息說：「好可憐喔，地震好可怕！」
在暑假開學之前我想起了這一段往事，雖然名之往事，卻不過是一年前的近事，那些在賴比瑞亞、烏干達、安哥拉發生的事情或許還沒有結束，也許瑪莉安說的沒錯，有些人民就是過得比較糟糕，我們算是幸運的了。
好吧，就讓麗度兒問個古靈精怪的問題，我可以假裝被考倒，然後讓她快樂個一小時，她只有十一歲，就讓她快樂一整個夏天好了。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戰爭殘酷》（印刻文學出版）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