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鎖飲料店老虎堂被踢爆廣告不實後，祭出買一送一優惠，結果門市大排長龍，有人排了2小時才買到。《中國時報》報導〈老虎堂找她當店長 民眾息怒了 網轟：台灣人好色貪便宜本性盡露〉，許常德罵消費者自取其辱，讓廠商知道就算做錯事被抓包，只要推出折扣就能逃過一劫，他們也不用改善了。每逢鼎王火鍋等店家被揭撒謊卻獲獎賞，「台灣人」這個標籤就會被輿論拿出來黑：貪小便宜、輕視誠信、被賣還替人數鈔票，不值得商家善待。難道台灣民眾真的生性犯賤，喜歡懲善獎惡嗎？
2016年台大造假論文11篇，校長楊泮池共同掛名4篇，楊沒有被調查，當然也沒有懲處，因為調查小組是由校長本人任命。台大面對管中閔論文抄襲問題，也擱置不理。
2009年頂新魏家空手套白狼，向第一銀行用九成九貸款買十四戶帝寶豪宅，價值近五十七億。第一銀行高層是財政部指派，外界質疑超貸是財政部授意，同樣「查無不法」簽結。美麗島電子報、周玉蔻指馬英九收魏家鉅額獻金，反而各被判賠馬180萬元。
重大工程弊案、軍火採購、金融弊案，貪污爆發時，都勢如霹靂雷霆，嚴重、荒謬、絕對不可接受。但人人都能預測結果：不外官商勾結、官官相護，有事變沒事，法院照層峰指示辦案就能升官，民眾被迫接受。
日本麥當勞爆出黑心食物，日本顧客就堅決抵制，背後是日本國民對司法正義再失望、消費者對商業誠信再失望，朝野處理結果都能挽回對公義的信心。獎善懲惡會讓人民相信自己有力量，選民若相信自己的選票能改善政策，顧客就相信自己的鈔票能改善品質。
反觀台灣，每次災難和弊案爆發，情緒的震盪、失落，都再次在國民身上烙印嚴重的習得無助感。看到災難、弊案過後一切如故，毫無改革，我要是生氣，就會有人告訴我「生氣也沒用，時間不如拿來賺錢比較實在」，於是我情緒變得麻木。我要是對權力開罵，就會有人告訴我「罵也沒用」，於是我轉而嘲笑那些還在痛罵的人太天真不懂世故。我要是上街抗議，就會有人告訴我「抗議也沒用」，於是我轉而批評那些抗議的人臥軌影響別人上班，該當何罪。
也就是說，我若想從群眾窒悶的困境中獨善其身，甚至獲利，前提就不外乎是變成一個服從體制不哭不鬧的人。也就是在大家怒罵老虎堂罵成一片時，我當個便車客，背叛群眾利益，趁機偷偷去買老虎堂賺一杯，享受極權提供的圈租特權小確幸，短期對我個人最有利。是的，換個角度，極權比民主更有利，它專門有利於選舉樁腳、殖民買辦、臥底通風報信的廖北仔，以及願意奉命按下集中營毒氣室按鈕的基層，也就是合作份子。極權就是威脅利誘，把任何改革份子周圍的人全都洗成合作份子，光靠孤立就可以殺死改革。
為什麼政黨輪替，改革卻牛步？台灣有些輿論還是會簡化問題、怪到民眾身上，說「什麼樣的選民，選出什麼樣的政府」。其實民主演變首先需要媒體揭發弊案，需要司法調查，需要問責政府，需要人民團體持續監督施壓、組織抗爭，需要國會修法立法做出改革，新法需要層層執行落實。保守輿論反對改革，還把政府責任推到個別人民身上，這種話術就是極權的一部分。實際上，媒體是台灣人民的眼睛，卻被點了散瞳劑，什麼都看不見；司法、議會是人民的雙手雙腳，卻被打了麻醉，什麼都動不了。而你告訴我「我們小老百姓也不能作什麼」，這句話就是連我的大腦，你也打了麻醉。讓我整個癱瘓動彈不得，卻還以為一切還在正常運作。
為什麼我們需要看南韓的民主化挫敗經驗？因為我們已經看不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多殘酷，還以為這都是正常的，要想辦法忍耐。要是壞事別人都沒遇到，就證明遇到是我自己不好，要改進。這些「以為」都是全身麻醉的效果，讓人民遇到危險無法正常認知、反應，反而躺下等火車從自己身上輾過去。
南韓前記者李容馬的自傳《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描述南韓民主化不斷倒退，眾多弊案，內容跟台灣如出一轍，也揭露幕後相同的結構腐敗力量。此書能解除讀者以為「這種事在台灣已經司空見慣」的錯誤框架，目睹南韓記者衝撞權力，社會起而抗爭，讀者才會知道台灣的正常並不正常，而自己也並不是真的沒有力量。
49歲的李容馬，曾任MBC工會的宣傳部長，2012年率領MBC罷工170天，過程拍成紀錄片《共犯者》。因此被解雇後，他繼續為罷工奔走，忙到半夜回家，妻子問他：「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他才想起是結婚紀念日。夫妻返鄉陪老母吃飯時，收到消息確認了解雇，母親還反過來安慰他。到2016年，要為老母慶祝八十大壽的時候，李容馬診出腹膜癌末期，醫生預測平均餘命一年。他回想罹病是因為罷工壓力非人能承受，看一對雙胞胎兒子還年幼，自忖無遺產供他們到成年，只能留下自己的珍貴經驗，於是寫下《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紀錄親睹民主鉅變的報導分析，為他們十年後成年面臨的南韓改革未來作出貢獻。這是給南韓社會的情書和遺書，也是給台灣的強力支援－－讓我們認識極權有多少種變貌來保護自身穩定持續。
當初看《共犯者》，MBC工會為了報導真相，情願付出一切，決絕的壯志豪情震撼了我。為什麼台灣人都看了《共犯者》，卻沒有群眾因為假新聞去怒砸電視台、拆報社招牌？也沒有記者、工會因為揭弊新聞被壓、被造假，怒而號召同事團結起來集體罷工？書中給了我答案。因為我們在每天的工作上，本來就缺乏挑戰權力的經驗。而這卻是李容馬的日常。
書中敘述李容馬畢業當MBC記者才兩年，就轟轟烈烈，報導了地檢署向藥廠收賄而偵查放水、檢察官對黑道官商勾結的偵查怠惰不作為、檢察官一罪二罰重覆起訴，把地檢署鬧得天翻地覆。李容馬接施壓電話接到手軟，下筆照樣不手軟。他報導了律師拿錢居然不出庭的黑幕，才知道這種律師原來不在少數。南韓炒房問題嚴重，為推動社會住宅，政府鉅資成立公法人的韓國土地住宅公社。李容馬理直氣壯，要它公布住公大樓出售的成本，報導最後被MBC上司壓下來，李非常失望。李容馬的報導，從當時執政的新千年民主黨副總裁建造豪華非法墓地，全北扶安蝟島的血汗漁工，到檢察總長金泰政夫人接受貂皮大衣行賄關說，並不像我們見識了社會暗黑而變得識相，相反地，他滿心只想大展拳腳、渴望所到之處腐敗見光死。
城南市的市長吳誠洙受賄1億6千萬韓圜而被判5年，李容馬報導市長貪污，自述得助於人權律師李在明。我查了李在明何許人也，發現也是不輸李容馬的真漢子：李在明後來當選城南市長，因為財政全靠向中央舉債，於是他向中央延期償還5,200億韓圜。朴槿惠總統馬上派人找李在明把柄，一面罷免李在明。但李竟然3年半就靠肅貪、節流，還清債務。原來前三任市長都貪污下台，所以李在明在自己的市長辦公室裝監視器、監聽錄音，每當有人上門行賄，李就指監視器給他看，對方只好回去。
李在明還完債有餘力就搞福利政策，光吃閒飯不做事的朴槿惠大受威脅，怒罵李「民粹」，命令全國福利政策需一致，要法院禁制城南市「進行中央未核可的非法行為」，搞福利在她眼中當然就是謀反。李在明拿出《憲法》反駁：福利是國民的權力。朴槿惠既然來明的、暗的都動不了李在明，那麼城南市一年福利預算千億韓元，朴槿惠就修《地方財政法施行令》向城南市多徵千億韓圜稅收，直接把錢搶走。李也沒在怕，就到首爾光化門前絕食抗議阻止立法。李後來參選總統，政見是：增稅、解散財閥、訂基本收入。對，不用工作就可以領的基本收入。台灣政界全都是抱財閥大腿的廢物，根本沒人敢討論。雖然李在明沒得到政黨提名，但敢說就已經贏了所有人。李以前給朴槿惠競爭壓力，現在一樣給文在寅競爭壓力。要是南韓執政者只要靠黨團協商、黑箱交易，凡事都能搞定，那南韓也不會有今天的輝煌了。
李容馬就是一個終其一生不斷給當權者施壓的小卒。轉跑經濟新聞，更是開天眼脫胎換骨，目睹政治透過金融決定小市民家庭榮枯的鉅細全景。政府整併銀行，倖存銀行就轉做房貸，停止貸款給創投和中小企業以免風險，已經失去銀行該有的投資企業機能。企業失去資金挹注，經營變得保守，看不到利潤就不投資，因為失敗一次就會倒閉。非典型雇用氾濫，大量失業者去賣炸雞，自營商增加三成，競爭激烈。李容馬發覺周遭成了為生存被迫殺死對方的無情社會，恃強凌弱，只求自己活下來。根源是總統不懂經濟，交給經濟官僚照章行事，上任就先討好財閥、工總、商總拜託他們投資，美化經濟成長率；卻把工運當成投資障礙，勞動部其實是專責在替資方壓榨勞工，導致經濟體質不斷惡化。
蔣渭水名言「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取自wiki）
民主化為何仍不正義？李容馬細膩剔出國家各環節如何凍結民主的每一根神經、每一條肌肉機能。政府假反共真鎮壓民主，假經濟成長真侵害人權，有組織地打壓異議者，討論也被消音。菁英追求安定、抵抗改革，李容馬說：「二十年來的記者生涯，讓我有機會親眼目睹韓國的這些現實，苦守著以財閥來帶動成長的經濟官僚、比美國人更親美的外交官僚、擔任政權走狗，汲汲營營保住自己飯碗的檢方、受冷戰理念束縛，支撐著既得體系的政治勢力，他們親如手足，當中站在頂端的，就是那些大部分靠世襲積累財富與權力的財閥。」
台灣變天為何依舊沒民主？因為層層網羅同樣嚴密，媒體，警察，法院，議會，企業，政府，軍隊，教師，民代，公務員，每個人的身體都還殘留著反射性的恐懼與逃避。從小都遭遇過權力的電擊傷害，意識雖已遺忘痛苦，洗掉記憶，身體卻牢記創傷，會在每個關鍵時刻直覺退縮噤聲，安分守己，出賣下一代的未來。甚至自己因為搶到老虎堂買一送一的極權甜頭而欣慰安心，死守捍衛買老虎堂的權利，若有人要奪走，他就罵你獨裁、跟你拼命。
我們長期受壓迫，早已麻木，需要李容馬滿滿的良知勇氣，喚醒我們的腦和眼，手和腳，相信自己有力量。更重要的是，相信別人志同道合也能成為自己的力量。很久以前台灣有人說，「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那是千錘百鍊的抗爭實踐所得。今天李容馬又把它跨海還給了我們，讓我們忽然想起，人的尊嚴、自由，本是我們原有的財產，要團結，去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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