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時候，金先生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逃離朝鮮（北韓）的行動。他帶著全家人——懷孕的妻子、母親、兄弟一家以及裝有父親骨灰的骨灰盒——從海上逃離。
他們是今年第一批逃離朝鮮並到達韓國的人。新冠疫情爆發後，朝鮮政府驚慌失措，將朝鮮與世界其他地區隔絕開來，關閉邊境，切斷貿易。曾經相當普遍的叛逃幾乎停止了。
金先生在接受BBC採訪時，講述了他是如何策劃了這次非同尋常的脫北行動，這也是自疫情發生以來對脫北者的首次採訪。他透露了該國生活的新細節，包括人們餓死和鎮壓加劇的情況。 他要求我們不要使用他的全名，以保護他在這裡和朝鮮的家人。
BBC無法獨立核實金先生的所有敘述，但其中許多細節與我們從其他消息來源獲得的信息相符。
逃亡的那個夜晚動蕩不堪。狂風從南方席捲而來，帶來了暴風雨。這都是金先生計劃的一部分。他希望波濤洶湧的大海會迫使任何監視船隻撤退。
多年來，他一直夢想著這個夜晚，精心策劃了幾個月，但這絲毫沒有減輕他的恐懼。
他兄弟的孩子們都睡著了，他們被他餵了安眠藥，暈睡了過去。現在，他和兄弟不得不背著他們在黑暗中穿過一片雷區，前往秘密停泊的逃生船。他們小心翼翼地前進，避開警衛探照燈的光束。
到達船上後，他們把孩子們藏在舊糧袋裡，偽裝成裝滿工具的袋子。就這樣，一家人啟程前往韓國：男人帶著劍，女人帶著毒藥。每個人手裡都攥著一個蛋殼，蛋殼被掏空，裡面裝滿了辣椒粉和黑沙，如果發生衝突，就把蛋殼砸到海岸警衛隊的臉上。
他們的發動機轟鳴著，但金先生只能聽到自己怦怦直跳的心臟聲。只要有一個失誤，他們就會被全部處死。
上個月，我在首爾郊區見到金先生時，他身邊有一名便衣警察陪同——這是對新近脫北者採取的典型安全措施。這時距他和家人從朝鮮難民抵達韓國後被送往的安置中心獲釋只有幾個星期。
他說，在 疫情初期，人們「非常害怕」。國家播放世界各地有人死亡的畫面，並警告說如果不遵守規則，整個國家都可能被消滅。 他說，有些人甚至因為違反新冠限制規定而被送進勞改營。
他說，一旦接到疑似病例報告，警衛就會隔離整個村莊。每個人都會被關起來，整個地區被封鎖，村裡的人幾乎沒有東西可吃。
餓了一段時間後，政府就會運來一卡車的食品。他們聲稱食物賣得很便宜，這樣人們會稱讚他們——就像讓你的孩子挨餓，然後給他們一點點食物，孩子就會感謝你一樣。
Office of South Korean politician Yoo Sang-bum 金先生及其家人逃離時使用的船隻。 金先生說，人們開始質疑，這是否是國家從疫情中獲利的戰略考量的一部分。
他說，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從新冠疫情中倖存下來，他們開始認為國家誇大了其危險性。「現在很多人認為這只是壓迫我們的借口「。他還說，邊境關閉造成的破壞最為嚴重。
他說：「在過去的七、八年裡，關於饑餓的討論並不多，但後來我們經常聽到一些案例。一天早上醒來，你會聽到：『哦，這個地區有人餓死了』。第二天早上，我們又會收到另一份報告。」
今年2月的一天，金先生說鄰縣的一位客戶開會遲到了。他告訴金先生，因為懷疑一對老年夫婦被謀殺，警察把他村裡的所有人都召集起來了。但在驗屍後，他們宣佈這對夫婦是餓死的，老鼠一定是在他們臨死前吃掉了他們的手指和腳趾。可怕的現場讓調查人員懷疑是謀殺。
隨後在4月份，他說他認識的兩個農民被餓死了。他說，農民的日子最不好過，因為如果收成不好，國家就會強迫他們上交更多的個人糧食供應來彌補收成。
我們無法獨立證實這些死亡。《2023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指出，自朝鮮關閉邊境以來，「很難獲得有關糧食不安全的準確信息」，但「有跡象表明情況正在惡化」。2023年3月，朝鮮向世界糧食計劃署尋求幫助。
朝鮮國家廣播電台「朝中社」的這張海報告訴人們要嚴格遵守新冠限制規則。 國際特赦組織的朝鮮問題專家崔在勳（Choi Jae-hoon，音譯）說，他從首爾的脫北者那裡聽說了挨餓的情況，這些脫北者設法與家鄉的家人取得聯繫。他說：「我們聽說，疫情期間糧食形勢惡化，一些地區的農民往往受害最深。」但崔在勳指出，目前的形勢遠沒有上世紀90年代饑荒時那麼嚴重：「我們聽說，人們已經找到了量力而行的生存方式。」
金先生自己不僅找到了生存的方法，而且還找到了發展的方法。像疫情前的大多數朝鮮人一樣，他在黑市上賣東西賺錢——從中國走私的摩托車和電視機。但當邊境關閉，幾乎扼殺了所有貿易時，他轉而買賣蔬菜。他認為每個人都需要吃飯。
他將自己定位為「螞蟻販子」，在家裡或小巷裡偷偷地兜售他的商品。他說：「如果有人舉報我們，我們就會像螞蟻一樣，撿起食物就跑。」
「人們會來找我，求我賣給他們。我可以開出想要的什麼價格都可以，」他說。金先生發現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富有。他和妻子可以負擔得起晚餐吃燉肉，想吃什麼肉都可以。
金先生描述的生活是一幅異常精明，有時甚至不擇手段的商人的畫面。現在他已經30多歲了，十多年來，他一直在努力工作，攢錢，想方設法超越朝鮮的制度。
部分原因是他在年輕的時候就對體制感到失望。從記事時起，他就會和父親秘密地坐在一起看韓國電視。他們住的地方離邊境很近，可以調到電視機上的頻道。金先生被一個人民自由的國家深深吸引。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在朝鮮目睹的腐敗和不公正開始侵蝕他的心靈。他回憶起安全官員搜查他家的一次事件。「你的一切都是國家的，」他們說。「你以為這氧氣是你的嗎?」一名警官嘲笑道。「不是的，你這個混蛋。」
然後，在2021年，金正恩表示成立了強大的鎮壓小組，試圖壓制國家認為的「反社會行為」。他們會隨意攔住街上的人，恐嚇他們。「人們開始稱這些鎮壓官員為蚊子，就像吸我們血液的吸血鬼。」
去年4月，金先生說他被迫目睹一名他認識的22歲男子被公開槍決。「他因為聽了70首韓國歌曲，看了約3部電影，並與朋友分享而被殺。」
當局告訴圍觀者，他們想嚴厲懲罰這名男子，以樹立正確的先例。「他們很無情，」金先生說，「每個人都很害怕。」
我們無法獨立核實這次處決，但朝鮮在2020年12月通過了一項新法律，規定分享韓國內容的人可能會被處決。
朝鮮人權公民聯盟（Citizens』 Alliance for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的喬安娜·霍桑尼亞克（Joanna Hosaniak）說，金先生對處決的敘述「完全不足為奇」。二十年來，霍桑尼亞克女士採訪了數百名脫北者。她說：「朝鮮一直將公開處決作為控制民眾的手段。」她說，「每當朝鮮實施新法律，就會掀起處決浪潮。 」
金先生在回憶這些往事時，變得痛苦不堪。他說是去年一位朋友的自殺最終擊垮了他。
這位朋友不顧一切地想和他不再愛的女人離婚，另娶他人。官員告訴他，離婚的唯一辦法就是去勞改營。為了找到另一條出路，他負債累累，最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金先生在死後參觀了他的臥室。他的臥室裡滿目瘡痍，這說明他的結局一定是緩慢而痛苦的。他用手抓牆壁，直到指甲脫落。
儘管金先生曾數百次幻想逃離，但他始終無法忍受拋下家人。到了2022年，生活變得如此絕望，他覺得自己終於可以說服家人加入他的行列。
他首先瞄準了自己的哥哥。他和妻子經營非法海鮮生意，但政府最近打擊了非官方海鮮銷售商。儘管他們擁有一艘船，但再也不能捕魚了。由於手頭拮据，他很容易就被說服了。
在接下來的七個月裡，這對夫婦精心策劃了他們的逃亡之旅。
在疫情期間，朝鮮北部與中國接壤的邊界上許多成熟的逃生路線都被封鎖了。但兄弟倆住在該國最西南部的一個小漁村，靠近韓國邊境。這為他們提供了另一條危險的出路——海路。
首先，他們需要獲得下水許可。他們聽說附近有一個軍事基地，那裡的平民被派去捕魚，然後把魚賣掉，用來購買軍事裝備。金先生的兄弟報名參加了這個計劃。
與此同時，金先生開始結交巡邏該地區的海岸警衛隊和保安人員，偷偷向他們打探有關他們的行蹤、協議和輪班模式的信息，直到他確信自己和兄弟可以在夜間駕船出海而不被抓獲。
接下來是最艱巨的任務：說服年邁的母親和妻子加入他的行列。兩人都反對離開。最後，兄弟倆對母親大吼大叫，威脅說如果她不和他們一起，就取消這次旅行，並讓她為他們的苦難負責，直到生命的盡頭。
金先生說：「她很傷心，哭了很久，但最後還是同意了。」
然而，他的妻子卻不為所動，直到有一天，這對夫婦得知他們即將有一個孩子。「你不再只是你自己的身體了，」他跟她爭辯道。「你已經為人父母了，你想讓我們的孩子生活在這個鬼地方嗎？」這句話起了作用。
他們又去勘察日後需要在黑暗中穿越的偏僻雷區。他們假裝採摘藥草，同時繪製了一條清晰的穿越路線。金先生說，海岸線上最近埋設了地雷，以防止人們離開，但那裡的守衛較少，是最安全的出路。
金先生前往延坪島必須穿越的海域。 5月6日晚上10點，他們啟航，在允許的範圍內航行，然後繼續前進。退潮後，礁石和巨石暴露出來，他們在礁石和巨石間慢慢穿行，希望在雷達上把自己偽裝成漂浮的垃圾。與此同時，金先生的心怦怦直跳，汗水濕透了他的衣服。
一旦感覺安全了，他們就順著洋流全速前進。金先生回頭看了一眼，發現有一艘船跟在後面，但沒有追上他們。幾分鐘內，他們就越過了海上邊界。
「那一刻，我所有的緊張都釋放了。我感覺自己要崩潰了，」他說。在接近韓國延坪島閃爍的燈光時，他們已經在海上漂流了近兩個小時，隨後被海軍救起。
一切都按計劃進行。他說：「就像是上天幫助了我們。 」
脫北者組織「自由朝鮮」（Liberty in North Korea）的樸石吉（Sokeel Park）說，金先生的逃亡之所以罕見，有幾個原因。他解釋說，不僅海上逃亡一直以來都極為罕見，而且自大流行病以來，人們幾乎不可能逃亡。
他說：「這些海上逃亡需要縝密的計劃、驚人的勇氣以及奇蹟般的順利。一定有更多的朝鮮人嘗試過但沒有成功。」
幫助朝鮮人通過中國叛逃的JM傳教機構（JM Missionary）的斯蒂芬·金（Stephen Kim）牧師補充說：「現在能夠叛逃的只有有錢人和有關係的人」。過去每年約有1000人越過中國邊境，但據他所知，過去四年中只有20人越過邊境，其中只有4人抵達韓國。今年10月，他和人權觀察組織指責中國將一些脫北者送回朝鮮。
目前，平壤正在加深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而對與西方的外交則置之不理。這使得國際社會越來越難以解決這些報導的侵犯人權問題。
韓國政府已將朝鮮人權問題列為其首要任務之一，但韓國統一部副部長文成鉉表示，韓國政府「可使用的工具有限」。
他說：「我們一直在努力提高人們的認識，通過聯合國和其他機構不斷提出這些問題」。他補充說，「朝鮮有傾聽歐洲國家意見的趨勢，」他以英國和德國為例。但首爾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削弱，只能幫助越來越少的難民進入韓國，為他們提供諮詢、住房和教育支持。
獲救後，金先生和他的家人首先要接受韓國情報部門的詢問，以確認他們不是朝鮮間諜。然後，他們在安置中心接受了有關韓國生活的教育。儘管他們的新家和老家離得很近，但卻有天壤之別，脫北者往往在過渡時期感到很吃力。
10月份，金先生一家從安置中心搬進了一套公寓，當時金先生的妻子剛剛分娩。他說，妻子很健康，但發現很難適應，而他的母親則是最艱難的。他們以前都沒有坐過地鐵，她總是迷路。每一次失誤都會進一步打擊她的信心。他承認：「她現在有點後悔來這裡了。」
金先生說，他發現自己比其他家人更容易適應首爾的生活。 但已經非常熟悉韓國文化的金先生說，他很容易適應。「我想象中的世界和我現在親身經歷的世界感覺非常相似」。
我們說話的時候，他好奇地從旁邊的桌子上拿起我的AirPods耳機盒，在手裡翻來覆去。我打開它，露出無線耳機，但他仍然一臉茫然。直到我把耳機放進耳朵裡，他的臉上才閃過一絲理解，然後哈哈大笑起來。
李浩 水（ Hosu Lee ） 和崔理賢 （ Leehyun Choi ） 補充報導，黃莉莉 （ Lilly Huynh ） 繪製 插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