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經濟放緩、利率驟升、通貨膨脹共同發威 《經濟學人》：新興經濟體進入宏觀經濟的劇痛時代

今年斯里蘭卡陷入面臨1948年獨立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危機，外匯存底幾乎枯竭，不僅陷入債務危機，通貨膨脹一發不可收拾，如果當局無法穩定局勢，該國將繼續承受惡性通膨與進一步政治動盪之苦。英國重量級期刊《經濟學人》指出，斯里蘭卡的例子可能預示其他國家可能發生類似情況，糧食成本及能源成本高漲、全球經濟放緩、利率急劇上升，新興經濟體正進入宏觀經濟劇痛的時代，全球共53個新興經濟體看起來最脆弱。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現在的慘淡情況與1980年代及1990年代的絕望歲月有相似之處。當時與現在一樣，在長期強勁的經濟成長及寬鬆的金融環境之後，隨之而來的是經濟蕭條與債務負擔增加，宏觀經濟受到衝擊，通膨率上升，最終導致富裕國家利率飆升，將許多負債累累的貧窮經濟體推下財政懸崖（fiscal cliff）。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無力償還外債，在這一年結束之前，超過30個國家拖欠債務。到了1990年，全球約6%的公債違約。

從此發生諸多變化：許多政府開放貿易，實施經濟自由化，奉行更有紀律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快速的經濟成長與更出色的政策讓新興經濟體的財政狀況廣泛改善，到了2008年，富裕國家陷入嚴重金融危機，貧窮經濟體的公債僅占GDP的 33%，這讓這些貧窮經濟體能以更像富裕國家的方式與全球金融體系打交道。

隨著新興經濟體金融體系成熟，這些政府更能善加利用國內資本市場，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危機也讓他們明白儲備外匯存底的價值。全球外匯存底從2005 年占世界GDP不到10%上升到2020年的15%。大多數新興市場挺過2010年代的緩慢經濟成長與新冠疫情的衝擊，主要歸功於這些調整。2020年僅6個政府違約，僅相當於全球未償公債的0.5%。

然而，這種更大的彈性也讓各政府累積更多的債務。到了2019年，新興經濟體的公債占GDP的54%，隨後的新冠疫情更導致借貸激增。2020年，新興經濟體的平均預算赤字占GDP的9.3%，與富裕經濟體10.5%的平均預算赤字相差不遠，而僅在那一年，新興經濟體債務占GDP的比率就增加了10個百分點。

隨著經濟反彈，新興經濟體的借貸情況在2021年趨於穩定，但今年的情況變得更加黯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全球糧食價格與能源價格上漲，抑制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成長，增加了債務負擔。此外，不斷上漲的進口成本已耗盡了斯里蘭卡在內的許多脆弱經濟體的強勢貨幣，削弱它們償還外債的能力。

隨著富裕國家的央行繼續升息，這些脆弱經濟體的情況可能會惡化。美國聯準會（Fed）近幾個月接連升息，《經濟學人》指出，到今年年底，美國聯邦資金利率預計將接近3.5%，這將成為聯準會從1980年代初期以來最大幅度的緊縮貨幣政策。 （相關報導： 斯里蘭卡的毀滅之路》「印度洋上的珍珠」民不聊生！《外交政策》：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是問題根源 ｜ 更多文章 ）

聯準會轉為鷹派往往會降低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並從新興經濟體抽走資金，讓負債超出資產的借款者陷入困境。國際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指出，自今年3月以來，新興經濟體每個月都出現資本淨流出。自今年年初以來，美元兌一籃子貨幣（basket of currencies，指一國採用具有不同權重的各國貨幣組合來決定本國貨幣的匯率）上漲超過12%，而且美元兌許多新興市場貨幣的升值幅度更大，而隨著融資條件惡化，一些政府的借貸成本飆升。

窮國受劇烈衝擊

貧窮國家的債務負擔處於數十年來最高，糧食成本及能源成本高漲、全球經濟放緩、利率急劇上升，新興經濟體正進入宏觀經濟劇痛的時代，貧窮經濟體成為潛在受害者，這些經濟體以相對安全的方式借貸的能力較差，而且由於新冠疫情，它們已經瀕臨崩潰，而一些貧窮國家面臨多年困難的預算選擇與疲軟的經濟成長，一些國家可能會陷入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

《經濟學人》指出，全球共53個新興經濟體看起來最脆弱，一些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判定為擁有不可持續債務（unsustainable debts，債務累積速度超過政府償付能力），一些已經拖欠一些債務，一些債券賤賣。

根據20國集團（G20）倡議，有資格獲得債務減免的73個低收入國家中，其中8個擁有不可持續的公債負擔，另外30個國家面臨陷入這種情況的高風險。這些國家擁有近5億人口，他們的命運取決於這些政府是否有能力投資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

那些循著斯里蘭卡模式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經濟體更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由於政策失誤與壞運氣，它們發現自己暴露在風險中。總體而言，包括埃及、薩爾瓦多、巴基斯坦、突尼西亞的15個國家中，一些發生債務違約，一些國家的主權債券賤賣。

糟糕的政策可能將巴西與土耳其推向邊緣

巴西是大宗商品出口國，受益於全球糧食價格及能源價格上漲。迄今為止，其龐大的外匯存底讓市場放心。然而，巴西將在10月舉行總統大選，尋求連任的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民調支持度落後，他增加開支以試圖贏得選民支持，從而增加巴西沉重的債務負擔。博索納羅還暗示如果選民選擇將他趕下台，他可能不會服從，如果博索納羅嚇壞了市場，那麼資本外流至少會讓巴西經濟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與經濟衰退。

土耳其經濟充滿活力，公債水平適中。但比起土耳其可用的外匯存底，土耳其外債較高。土耳其6月通膨率飆升至接近80%，但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堅持要央行將利率維持在過低的水準，而土耳其貨幣「里拉」（lira）在過去4年大貶。如果土耳其當局不改變政策，可能將面臨國際收支危機。

《經濟學人》指出，最終全球有多少脆弱的新興經濟體及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溢出效應嚴重程度，取決於巴西與土耳其等大型新興經濟體是否陷入危機。目前為止，這2個國家勉強應付過關，但糟糕的政策可能會將它們推向崩潰邊緣。

中國與印度

中國與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它們都沒面臨外部危機的高風險，這2個國家都有驚人的外匯存底。中國政府嚴格控制資本流動與國內金融體系，而印度對外國資金的依賴程度最低。然而，按照歷史標準，這2國都承擔著巨大的公債負擔。對全球經濟來說，這兩者都夠重要，因此如果它們進入去槓桿化（deleveraging，償還債務以降低債務收入比率）時期，其低迷的經濟成長與低迷的投資可能會產生巨大的連鎖效應。 （相關報導： 斯里蘭卡的毀滅之路》「印度洋上的珍珠」民不聊生！《外交政策》：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是問題根源 ｜ 更多文章 ）

欠下巨債的新興經濟體人民將承受長久的痛苦

53個低收入國家與中等收入國家已經經歷債務問題，或者面臨相關的高風險。這些國家的經濟規模不大，總產值占全球GDP的5%，但它們共有14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

《經濟學人》指出，讓人擔憂的是，幾乎沒辦法能避免危機，結束烏克蘭戰爭將最有助益，但那似乎是遙遠的前景。中國與其他地方的經濟成長反彈將是雙面刃：它會促進經濟成長，但也會助長通膨，導致富裕國家的利率進一步上升。

債務減免有助益：1980年代，中等收入經濟體所欠的巨額債務中，約3分之1根據1989年美國時任財政部長布雷迪（Nicholas Brady）制定的計畫而獲得減免。1996 年，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制定的倡議，37個極度貧窮的國家獲得額外的債務減免。新冠疫情期間，20國集團採取了類似措施，首先是通過「債務暫緩償還倡議」（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超過7個國家有資格延後償還債務，接著是透過「債務處理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 for Debt Treatment）提供更廣泛的債務減免。

然而，該框架並不受歡迎，迄今為止，僅3個國家透過此框架尋求協助，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完成這個過程。巴黎俱樂部國家（Paris Club，由全球最富裕的22個國家組成，專門為負債國與債權國提供債務安排）提供的貸款變得比較不重要，這讓改善該框架或達成債務減免協議的前景變得黯淡，而私人債權人及大型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提供的貸款變得更重要。2006 年，巴黎俱樂部國家及多邊機構占貧困國家對外債務逾80%。如今占的比例低於60%，而僅是中國就占貧困國家對外債務近20%。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nstitute）國際金融專家霍恩（Sebastian Horn）及主權債務專家特雷貝施（Christoph Trebesch）、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家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的研究有助於說明中國借貸的龐大力量。他們認為中國近一半的海外貸款並未披露，因此他們對中國對外國政府的債權估計可能低估了真實數字。

他們估計從1998年到2018年，中國對外國的貸款（大部分流向低收入與中等收入經濟體）從幾乎為零上升到相當於世界GDP近2%。那些欠中國債務的50個經濟體中，對中國的債務平均占這些國家GDP的15%，或占外債約40%。

全球負債最嚴重的國家中，超過3分之1屬於對中國負債最多的國家。截至2017年，肯亞欠中國的債務占肯亞GDP的10%，寮國欠中國的債務占寮國GDP的28%。中國也是斯里蘭卡及巴基斯坦的主要債權國，許多負債累累的經濟體不願要求中國減免債務，擔心惹怒中國領導階層或失去獲得未來資金的機會，而中國機構往往比較傾向重新安排債務，而不是直接減免。此外，中國與西方關係惡化，這縮小了雙方共同處理債務問題的合作空間。 （相關報導： 斯里蘭卡的毀滅之路》「印度洋上的珍珠」民不聊生！《外交政策》：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是問題根源 ｜ 更多文章 ）

1980年代，新興市場欠美國銀行的貸款違約將一些金融機構推向破產邊緣，對於那些可能出現不良債權的國家人民（約10億人口）來說，痛苦將持續很久，因為財政困境將影響到當地銀行，而且外債談判相當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