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這比較像是一封道歉信，或是一種不滿足。」談起對阿嬤的記憶，電影《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的語調慢了下來，待過了京都、赴美唸過書，飛遍全球影展領獎，談回到親情，宋島彷彿變回幸福路上，那個懵懵懂懂、在阿嬤面前瑟縮的女孩林淑琪。
復古褐色地磚、花色椅墊的老式木沙發，幸福路上工作室，就像回憶中舒適的老家。身穿白色長裙，宋欣穎講起話來總是笑咯咯的，「我們家的紅茶很好喝，你們要來一杯嗎？」採訪中途突然岔出這句話，宋導散發的氛圍，就像鄰居家的媽媽。
1975年出生的她，在43歲這年，交出了首部導演作品《幸福路上》，主角是同樣生於1975年的林淑琪，同樣有個花蓮的阿美族阿嬤，之後同樣唸了北一女、考上台灣大學、見證野百合學運與政黨輪替；兩人的生命，有大半部分，就像彼此的影子無法分離。
兩人的生命，有大半部分，就像彼此的影子無法分離。（甘岱民攝）
《幸福路上》的票房成績，即便叫好不叫座，卻在台灣人心中，勾起千絲萬縷。很多人哭過這部片，這不難理解，但在眼淚下，卻同時有「溫馨」跟「無力」2種感觸，讓人不禁好奇：到底人生走了43個年頭，創造和自己這麼像的主角時，宋欣穎想說些什麼？
斬斷祖孫三代，一把名為「丟臉」的刀
檳榔在阿美族人眼裡，是母親的象徵，也是女性示愛的媒介；在台灣社會的刻板印象，是底層階級，粗俗與不入流；在宋欣穎的童年，則是一把名為「丟臉」的刀，斬斷了祖孫三代，把親情切割成自我否定。
「我小時候也跟林淑琪一樣，覺得阿嬤讓我非常丟臉，她吃檳榔，而且很兇，她超兇的，她殺雞的時候，我都被嚇死了，就覺得好可怕，我阿嬤很兇，她會叫我吃檳榔，她覺得小孩吃檳榔不會蛀牙，這是阿美族的傳統，我就覺得很丟臉。」
「這個丟臉是包括我阿母，她不太承認自己母親這一面，來台北以後，會說那都是番仔，就知道這個扭曲怎麼來的。」
語調拉高了八度，宋欣穎皺起了眉頭，來不及的諒解，同時上了心頭。
《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說，「我小時候也跟林淑琪一樣，覺得阿嬤讓我非常丟臉」。（取自幸福路上臉書專頁）
「既然是平地，為什麼要叫山胞？」
長大之後，宋欣穎考上北一女，從新莊小鎮到總統府前，衝擊她的，不只是校門內，老師「為什麼要拜獨裁者」的批判，還有校門外三天兩頭的抗議。
「我印象最深是他們說，『我們不是平地山胞，不是山地山胞，我們就是原住民』，這對我衝擊很大，小時候看電視，選舉開票都是說，平地山胞誰誰誰幾票、山地山胞誰誰誰幾票，我就想說，既然是平地，為什麼要叫山胞？」察覺當中的矛盾，宋導不禁咯咯笑了起來，「可能我從小邏輯就比較清楚，就覺得很奇怪。」
導演宋欣穎考上北一女，從新莊小鎮到總統府前。圖為《幸福路上》劇照。（資料照，傳影互動提供）
1990年代的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運動風起雲湧，宋欣穎形容，那是「向上、進步」的時代氛圍：「我上了大學，受了很多思潮洗禮，會去反省為什麼女人不能抽菸？為什麼吃檳榔是丟臉的？那是她的文化，我為什麼要討厭我自己的出身？為什麼要覺得講台語沒水準？這些都是台灣社會進步，我跟著進步。」
「你要說我阿嬤不愛我嗎？不是的，只是我們在大環境的教育，跟主流價值下，造成了一些誤解，而無法好好相處，或是我不認同她。」
「但我懂這些事情時，我阿嬤已經死掉了。」臉上掛著微笑，宋欣穎的語氣，很平淡。
無形間，寫了整個世代的道歉信
這樁遺憾，沒發生在《幸福路上》，阿嬤不但被小琪理解，更甚至是她最依賴的親人，「我覺得這比較像是一封道歉信，或是一種不滿足，其實小丸子也說過，她阿公很可怕，很大男人，會偷家裡的錢、偷看孫女洗澡，可是如果這樣去看待這個關係，誰要看這個電影？」
「所以故事要改寫。」彷彿是回答自己的問題，宋欣穎接著說，「很多人看完說，自己跟阿嬤的相處就是這樣；我們經濟起飛的這一代，都是阿公、阿嬤養大的，阿公、阿嬤對我們很重要，如果她們（指小琪與阿嬤）關係不好，這個故事就不需要出現了。」
或許不只是為自己而寫，宋欣穎無形之間，為整個世代寫了一封道歉信。
或許不只是為自己而寫，宋欣穎無形之間，為整個世代寫了一封道歉信。圖為《幸福路上》劇照。（資料照，圖/擷取自Youtube）
現實的遺憾，在戲裡得到彌補。小琪帶著阿嬤的祝福，走上北一女、台大，這條堪稱「血統純正」的升學道路，卻在出社會後，被賺錢壓得萎靡，片頭那句「幸福是啥咪？」問得雀躍好奇，長大後，「成為理想中的大人了嗎」，則充滿了無力。
於是小琪再次跟著宋導的腳步，在焦慮與不安中離開台灣；道完歉後，她還要面對自己的課題。
習以為常地走上岔路
「那也是那時期很多人的感受，很多人選擇移民，因為都被政治轟炸到精神衰弱，當時媒體還沒現在這麼紛擾，就已經快起肖了！」宋欣穎的聲線再次拉高了八度，顯然這是她人生中，另一個揮之不去的惱人記憶。
「很焦慮啊！譬如選輸了就去包圍自由時報，譬如邱毅一天到晚開車衝撞，然後2顆子彈整天叭叭叭，還有丟汽油彈的，」原來疊放桌上的雙手，舉起來激動地揮舞，宋欣穎比畫之間，道盡千禧年後的政局，有多動盪，「你就覺得好焦慮、好焦慮、好煩、好煩！」
2004年，宋欣穎離開台灣，原來在《自由時報》擔任記者、專跑日本娛樂新聞的她，來到京都大學唸電影理論，「因為日本是最容易拿到獎學金的，這是caculate，是計算的結果，我會日文，這個錢最多，我就只是想出國而已。」
「因為日本是最容易拿到獎學金的，這是caculate，是計算的結果。」（甘岱民攝）
到底是不是計算，實在難以定義。談到此處，宋導臉上則是愜意，「去到日本，才第一次知道什麼叫生活，人有餘裕時才會欣賞所謂的美感，才會去學茶道、去學日本人所謂孤寂的美，到那裡才知道，什麼叫正常的生活，但也可能因為我是outsider。」
講著講著，宋欣穎突然起身，一面繼續回答問題，一面搬起電風扇。泰然自若地走上岔路，在她的生命裡，似乎是種習以為常。
美國電影夢：「這麼好的老公喔。」
「在京都生活真的不想離開，但那時候獎學金領完了，要寫論文，其實我根本不喜歡，我根本不喜歡理論，那時就是在京都玩、生活、拍紀錄片，花很多時間打工、交朋友，也去隔壁的學校上實作的課。當時我很確定，獎學金領得差不多時，就去美國找他、就去念電影學校。」
「我本來是沒自信的，他很鼓勵我去唸，如果要唸電影導演，美國是最好的選擇，是電影工業大國，教育又非常有效率，是他鼓勵了我，而且他還出了錢，這麼好的老公喔。」
金錢上沒了後顧之憂，追著愛情，追著夢想，宋欣穎繼續在幸福路上衝刺。
「如果沒有成為理想中的人，我該怎麼辦？」
多年後回到台灣，林淑琪帶著破碎的婚姻，還有對未來的迷惘，宋欣穎則載著自己的幸福，與小琪的不幸，交出了揚名海外的《幸福路上》。說到底，走了大半相似的人生，兩人的處境，怎會相差這麼遠？
「這就是一個回家的故事啊，這個故事一開始就註定她要回家，只是她要怎麼回去？」宋欣穎笑得燦爛，原來林淑琪的命運，早就沒有轉圜餘地，「這個故事在講的就是，『如果沒有成為理想中的人，我該怎麼辦？』而答案是：『不要害怕，你的家永遠會接納你』，所以她一開始就註定要回家。」
『不要害怕，你的家永遠會接納你』，所以她一開始就註定要回家。圖為《幸福路上》劇照（資料照，傳影互動提供）
「我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樣？我到達了夢想的國度、得到所有台灣人覺得很棒的東西，可是事實上，我是很想回家的，可是我無法面對，無法說出來，該怎麼辦？」
「答案是，其實還好啊，爸爸、媽媽會接納你，那個真正很在意、過不去的，是你自己。但要說回到家，一切就幸福美滿嗎？她躺在床上睡覺，醒來爸媽還是在吵架啊，這是Happy Ending還是Sad Ending，就自己解釋了。」
最後問起這個問題，宋導回答得毫無遲疑，這份理直氣壯，有如窗外的陽光一樣溫暖，同時也在屋內照出陰影，似乎宣示著，宋欣穎與林淑琪，終究是2個不同的個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