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降落桃園機場前，應亮接過空服員遞給他的入境卡，他照例填上上海老家的地址。那地址他已六年不曾回返，也不得回返。「其實我老家早因為開路而搬遷，這地址也不存在了，新家搬去哪，我也不知道。但我每次入境別的國家，都還是填上這個地址。」應亮一邊慢悠悠地說著，一邊想著這荒謬，忍不住露了一絲微笑──一個不存在的地址標示著他在世上的座標，這荒誕正是他流亡身分的寫照。
赴港訪問回不了家鄉
二○一二年，應亮在香港演藝學院擔任駐校藝術家期間，拍了以楊佳母親為主題的電影《我還有話要說》。敏感議題讓應亮隨即被中國政府盯上，公安三番兩次找上他上海的家人，「叫他們勸我去深圳和政府部門談一談，又說願意買下片子版權等等。」幾次威逼利誘，家人無奈，只得打了電話給遠在香港的應亮，「電話裡他們也不能多說什麼，畢竟公安就在邊上嘛。他們只問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楊佳的片子？有些問題怎麼怎麼的，然後讓我自己決定該怎麼做。」掛上電話，恐懼在背脊攀爬，「他們沒說什麼，但我完全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後連著幾天，連鄰居倒垃圾發出點聲響，應亮都懷疑那是不是有人在監視著他。「直到我拍《自由行》，和演員說戲時，我分享了當時的經歷和感受。」他告訴演員，那恐懼就好像你和伴侶坐在一艘小舟上，水流湍急、漫無邊際，眼前的水面猝然冒起龐然巨物那般。
中國政府隨後對應亮發出通緝令，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故鄉從此成了異鄉，他則成了旅人。「從前我在中國過的是比較體制外的生活，那是一種精神上的流亡。現在則是真正身體上的流亡了。」平靜的聲線裡，他又再露出一抹淺笑。被中國通緝後，一年的駐校任期屆滿，香港演藝學院不願再給他聘書，好在演藝學院底下的系所給了他一份兼職。「但去年開始連兼職都不能給我了，所以現在靠老婆支持經濟。」這幾年應亮為了留港的工作簽證焦頭爛額，「有時拿到簽證，效期卻只有三個月、五個月，等於你剛拿到，就得開始為下一次簽證發愁。」曾經因為工作簽證即將到期，新的簽證還沒著落，那陣子應亮還得去一趟日本，擔心出了境就回不來，一家三口因此拖著行李箱在路邊模擬跑路的情景。
「台灣沒難民法，我沒法留下」
他也考慮過轉往其他國家，包括台灣，「但中國人無法拿到台灣的工作簽證，且台灣沒有《難民法》，我沒辦法留下來。」應亮輕輕苦笑一聲，這幾年應亮認識不少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簽證問題是彼此共通的糾結。流亡的日子，張羅生計已占據他大把時間，應亮的創作幾乎停擺，另一方面，「過去在中國，拍電影多少有些反叛意味，有種『每次都是最後一次』的悲情。」應亮後來才體會，悲情成了創作的驅力，並不是一件健康的事。待在香港的那幾年，少了這外力的脅迫、少了悲劇情懷，「做為一個創作者，你想要說什麼、你該做什麼？這問題就出來了。」一直到一五年的秋天，應亮拍了以香港雨傘運動為題的《九月二十八日．晴》，才再度用創作者的姿態發出聲音。隔年這部片拿下金馬獎最佳短片。 （相關報導： 新新聞》民調擠下藍，林義豐能否威脅黃偉哲獨霸局面 ｜ 更多文章 ）
在台灣「不期而遇」岳父母
在異地，應亮逐漸生了根、有了孩子，「以前在中國我是沒想要生孩子的，生了只是多一個奴隸。在香港，這環境我們想是可以的。」現在每天早晨，他都會和孩子商量，要怎麼前往幼兒園，是騎自行車呢？還是走路？讓孩子自己感受一下氣候溫度，決定該穿什麼衣服。旁人聽了讚嘆這教養方式好民主，他同樣又是一個淺笑：「我們是沒得選的嘛，所以想讓他有選擇。」孩子出生後，老家的親戚長輩只能透過電腦視訊見見孫子。應亮本想過讓長輩到香港來探親，但轉念一想，香港還是太危險，最後選了台灣做第三地，由應亮的岳父母申請跟團來台旅遊，應亮一家三口則是包著計程車尾隨大巴，「他們去哪個景點玩，我們也跟去玩。」就這樣「不期而遇」，促成一次家人團聚。「這其實是流亡者的共同經驗，我知道很多去德國、去歐洲的，也會飛來台灣和家人見一面。」台灣成了流亡者眼中的綠洲，「因為它是華人社會裡社會進程最先進的地方──即使很多台灣人對它不滿意──尤其這幾年不少香港人移居台灣，可能都有個共同的想法：當自由被壓迫時，就得再另尋一處自由地，至今台灣仍是一個『值得被找到的地方』。」藉著陸客團行探親之實的經歷，後來成了應亮一七年短片《媽媽的口供》和一八年長片《自由行》的基底。透過電影，他講述一段在重重限制下來台與母親相會的流亡女導演故事，圍繞周身的旅行團如同監獄的象徵，導遊則像是管理員，壓抑無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