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師在黑板上勾勒希臘喜劇的舞臺裝置時，門開了，進來兩個戴安全帽的學生，簡直與一對相聲搭檔無異。瘦高個懷抱一摞傳單，五短身材直奔老師跟前，提出要將後一半時間用來討論，並說遠比希臘悲劇還要悲慘的問題正籠罩著當今世界。
其實這並非要求，而是單方面通牒。老師說她並不認為目前世界上存在著比希臘悲劇還要悲慘的問題。但反正怎麽說都無濟於事，那就悉聽尊便好了。隨即他緊抓著講桌邊緣移腿下來，提起手杖，拖腿走出教室。在瘦高個子散發傳單時，黑圓臉登上講臺發表演說。傳單上以將任何事情一律簡單化的特有筆法寫道：「粉碎校長選舉陰謀」，「全力投身於全學聯第二次總罷課運動」，「砸爛日帝－產學協同路線」。立論堂堂正正，措辭亦無可厚非，問題是文章本身卻空洞無物，既無可信性，又缺乏鼓動人心的力量。黑圓臉的演說也是半斤八兩，一派陳詞濫調，旋律照搬照套，唯獨歌詞的連接處略有改動。我暗自思忖：這夥傢伙的真正敵手恐怕不是國家權力，而是想像力的枯竭。
「我們怕是反革命吧」。走出教室後綠子對我說，「一旦革命成功，我們難保不會被吊到電線桿上去」。
第一章 日本學生運動溯源
1968年，昭和48年，明治維新百年，日本政府正在聲勢浩大的「明治百年」紀念活動。得到正在享受高速經濟成長實惠，掙脫歷史陰影從而獲得新的自信的普通日本國民的支持，而彼時全世界的年輕人正在用熱血和理想企圖改變這個世界。日本青年學生自然不滿「大歷史」下的宏大敘事，他們正在反思現代化帶來的弊害，對環境破壞，道德頹廢等物質主義層面進行批判，尤其受到反越戰以及文革造反影響，日本運動也轟轟烈烈.希望與幻滅，愛與暴力更是發展到極致。由於高度的組織性與派閥性，日本的學運無論是在學生參加的人數上，還是在跨越的時間長度上，影響面的寬度上，更為重要的是在使用手段的暴力上，遠遠超越同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左翼運動。
日本的學生運動（以下簡稱：學運）的歷史可以從1918年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們乘「大正德謨克拉西」之機成立的「新人會」算起。由於「一戰」後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使得學運迅速轉向共產主義。1922年日本共產黨（以下簡稱：日共）成立以後，學運更加發展。日共遭憲兵和特高員警的取締和鎮壓後，日共領導人不得不流亡延安，學運也幾乎銷聲斂跡。
1945年，日本共產黨合法化。隨著占領軍的民主改革措施的實施，為爭取教育民主化的學運又枯木逢春。曾經為戰爭歌功頌德的教員被學生趕出校園，1945年10月，上野高等女校舉行全校罷課，民主教員復職。水產高校（現在的茨木大學）罷免校長，學生獲勝。這些事例成為戰後學運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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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學連」是1948年成立的「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之簡稱。是「二戰」後學生們為進行教育復興運動而成立的組織。 1948年6月，為了反對政府提出的大學理事法案、國立大學學費提高三倍等法案，學生們在日比穀野外音樂堂召開「教育復興學生奮起大會」，並到文部省前遊行示威。在此機會下，「全國國公立大學高等自治會聯盟」誕生，並決議所有學校同時罷課。從6月23日開始，共有114所校、二十萬學生加入此活動。號稱戰後學運史上最大規模的罷課活動就此展開。9月成立「全學連」，共有國共公私立大學145校參加。本部設立在東京大學（以下簡稱：東大）內。提出的口號有：（1）反對法西斯式、殖民地式的教育體制。（2）反對學生打工低薪以及不準參加罷工的規定。（3）學生有從事政治活動的完全自由等。當時日本知識人與學生多對日共抱有好感，因為二戰前開始，日共就與天皇制的軍事政權的排外主義與帝國主義「勇敢對決」，日共領導人出獄後成為英雄，因此「全學連」受日共的領導，但是逐漸地學生運動就和日共分道揚鑣。五十年代起，「全學連」就分裂為代代木系（日共系），反代代木系。和人們想像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頂峰，學運和日共幾乎沒有了關係。全學連至今存在，分為中核、革馬、革勞協（解放派）、日共民青係等，都打全學連旗號。
六十年代全學連脫離日共領導原因很多。首先是日共在戰後的方針變幻無常，一開始是認為學生屬於小資產階級，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農大眾，對學生運動失去了戰前的熱情。加上朝鮮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國內政治的日趨保守，日共領導人又流亡中國造成領導權丟失。還有就是日共在1951年將其議會鬥爭路線改成武裝鬥爭，而在1955年又宣佈放棄武裝鬥爭。如此左右變卦，造成學生們失望，加上此時蘇共開始的反史達林運動，匈牙利事件，使共產主義運動的陰暗面公佈於眾，日共名聲大跌，所以學生幹脆另立山頭，自己摸索道路。從此日本就有了所謂「舊左翼」和「新左翼」的說法，日共與其控制下的組織被稱為「舊左翼」，而反日共的形形色色的左翼組織側被統稱為「新左翼」，意在區別於傳統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
反史達林運動的結果使史達林的政敵的托洛茨基理論再次受到了人們的重視。史達林被拉下了聖壇，也就意味著托洛茨基不再是「反革命」的代名詞，而是一種可以討論的思想。於是托洛茨基主義在學生中成為熱門話題。五十年代結束後，新左翼組織是一個自稱馬克思原教旨主義，其實更大程度上是託派組織的「共產主義同盟」的「BUND」（德語，同盟）與日共對立。
60年代日本學生運動的兩大派別，「中核派」和「革馬派」的口號都是「反對美帝，反對史達林主義」，「史達林主義」不僅指的蘇共，同時也指中國共，指所有執政的共產黨。執政就是史達林主義，要革命就必須堅持托洛茨基主義。
日本中國研究者竹內實先生認為在戰後日本的歷史上，所謂對中國的印象的幻滅，小的意義上，指的試圖依據中國來校正日本社會的前進道路，大的思想意識的層面，天皇制思想的信仰對象，戰爭時期指的是天皇，戰後變成了共產黨，由於中蘇對立，演變成隻指中國共產黨。即。天皇→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 日本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文革（毛澤東思想）。（參見竹內實在《文化大革命觀察》中國文聯出版社）。
第一次是1960年5月到6月抗議人士連續包圍國會議事堂的「安保鬥爭」，目標是反對日美安全保障協定的修改。
第二次是「全共鬥」運動。「全共鬥」是「全學共鬥會議」的簡稱。是一個由學生所組成的新的鬥爭組織，也是1968、69年大學鬥爭的主體。以往學生組織大都以自治會或現有的黨派為基盤形成，但是全共鬥卻是由一般學生自然聚集所產生的大眾組織。其中尤其以東大全共鬥和日大（巨型私立大學，日本大學）全共鬥最具有代表性。東大全共鬥因為死守安田講堂，與機動隊「玉碎」一戰而名聲大噪，成為全國全共鬥的榜樣。日大的全共鬥則因為與大學校方進行「大眾團交」（團交，團體交涉的簡稱）而受到矚目。1969年全國全共鬥在安田講堂前成立，但是彼此內訌開始，暴力升級，名存實亡。
1949年，中國共產黨政權成立。1950年韓戰爆發。美蘇之間的冷戰擴展亞洲。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與美國1951年在舊金山簽訂《日美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選擇站在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主義陣營一邊。在此條約中，日本政府承認美軍在日本國內以及周邊地區駐軍佈防，以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及安全、保護日本免受外國攻擊、鎮壓日本國內內亂。然而由於美國堅持無法和不具備自衛能力的日本締結雙邊條約，以免美軍成為不負有單方面承擔防衛日本安全的義務，於是要求日本增強自衛能力。
1954年，日本成立自身防衛的「自衛隊」，到了1950年後期，日本的經濟復興，美國為了要讓日本承擔維護東亞安全的責任，於是要求修訂安保條約。這項條約的修訂，讓剛剛經歷戰爭創傷的日本人擔心一旦重新修訂安保條約，勢必加速日本的軍事化，並強化日本對美國的從屬地位。
而1955年的萬隆會議的「民族主義以及去殖民化」精神正在第三世界大行其道。而美軍基地騷擾居民等問題刺激了日本國民的民族主義。
1951年規定美軍在日本駐軍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將在1961年滿期，新修訂的條約規定：日美雙方應共同抵禦對遠東地區內的日美任一方之武攻擊。並增加：當美軍欲以日本為基地進行行動等時需事前協議，以及提供經濟方面的協助等項目。自1970年以後即以每年自動延長的方式存續。
「安保鬥爭」的序曲應該說是全學聯開始的「砂川鬥爭」，反對砂川美軍基地擴建的運動。這場鬥爭是日本各地開展的「去殖民化」保衛土地的象徵性運動。但60年安保鬥爭中學生運動反對這一條約首先是從反對駐日美軍這一簡單出發點開始的。但是到了在國會審議這一條約時，有人對條約裡「為了維持遠東地區的和平安全」這句話裡的「遠東」提出質疑，15年前的「大東亞共榮圈」這一夢想帶來的傷痛尚未癒合，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條約》還是在為再次侵略亞洲而鋪路？現在不只是學生，普通市民也發出了疑問，參加到「安保鬥爭」中來。
1960年的首相岸信介在美日開戰時擔任工商大臣，戰後列為甲級戰犯。更重要的是岸信介內閣利用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而在1960年5月19日強行表決通過了這個條約，岸信介的算盤是參議院無法審理這個條約，使之在30天後的6月19日自然生效。自然遭到對戰爭悲慘記憶猶新的市民以及呼吸戰後民主自由空氣成長的學生強烈反對，要想使已被眾議院通過的條約法案失效，除了在6月19日前打倒岸信介內閣之外沒有任何辦法。
1960年6月19日零時，《新安保條約》自動生效，學潮受挫。岸信介下臺之後，安保鬥爭退潮。
緊接著，是以「國民所得倍增計劃」為代表的經濟轉型進入「彩電、窗型冷氣器、汽車」這「三種神器」的時代。下一場轟轟烈烈時代要在時隔八年之後才出現。
安保鬥爭是日本戰後最大的一場全民運動。除了安保問題以外，也包含反對美軍基地建設、核爆、勞動、教員評鑑制度、員警職員法等問題。有形無形的民主組織在內，即「戰後革新勢力」，戰爭的痛苦記憶團結了這些不同訴求的人們，形成一股「守護民主」的力量。工會、進步知識人、革新政黨、全學連等起了組織作用。
安保鬥爭與現在日本社運的最大不同在於，大部分參與者是以共同體成員身份投入的。學生宿舍是學生的共同體，勞動者所屬的共同體則是工會。
＊作者現任教於日本神戶大學。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日語譯有《從天安門到08憲章》、《殺劫》等，漢語有《這條河，流過誰的前生與後世》《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合譯）。本文為作者應邀於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以〈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為題的演講完整版（之一）。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