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9月1日率團訪問立法院，並於立法院議場發表演說。他引述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著名演講「我是一個柏林人」，稱他以同樣方式向台灣人民表示支持，接著更親口以中文講出「我是一個台灣人。」
這段歷史記憶在台灣政經中樞的重現又把人們帶回了那個三戰隨時可能降臨，全人類都面對核戰之冬可怕威脅的冷戰歐洲時期。1960年生現年60歲的韋德齊，雖然引用了甘迺迪著名演講「我是一個柏林人」，但是這對面對共產黨魔爪下鐵幕生活的椎心之痛，更多來自於他30歲以前被共黨統治的生活。比起西柏林所遭遇到的種種阻礙圍困，更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感到痛心疾首的鐵幕下歷史記憶，毫無疑問的就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1963年6月26日、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在西柏林舍恩貝格市政廳（Rathaus Schöneberg）發表「我是一個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演講（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1960年代中期，蘇聯史達林模式統治下導致的政治窒息經濟窮困，使捷克人民益發不滿，並且進一步上升成為執政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這在莫斯科第一時間沒有具體表帶的情況下，導致了捷克黨與國家領導人的更迭。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亦有中譯杜北克）當選捷共第一書記。
杜布切克蓄謀已久的政治改革速度很快，當年4月，捷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行動綱領。在這份文件中，提出了「新型社會主義模式」，又稱為「富含人性的社會主義模式」。內容包括：修正共產黨的權利集中，恢復在過去大清洗中犧牲者的名譽，以聯邦制為原則解決「斯洛伐克問題」。在經濟上強調企業自身責任，引進市場機制，進行經濟改革。在政治上開放言論和藝術活動的自由，並且在外交上，在強調與蘇聯的同盟關係的同時，也通過引進科學技術強化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
為了成功執行上述構想，捷克斯洛伐克黨政系統的各主要部門都由被杜布切克認可的改革派人士掌權。同時整個政府與社會在上述「行動綱領」的指引下，開始進行深入的改革運動。工會、青年組織、社會民主黨以及民間社會等非共產主義的政黨與團體開始積極活動，這就形成被後世稱為「布拉格之春」的壯闊民主運動。
但這種隱然含有反蘇聯史達林統治模式的改革，事實上不可避免的在其他蘇聯衛星國中極大可能會引起人民的羨慕與政府的擔憂。就在杜布切克上台後沒過幾天的1月中旬，布里茲涅夫訪問波蘭、東德兩國，兩國領袖都表示高度憂慮捷克政情的劇烈發展，認為「反社會主義」的影響將超越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境，會波及到蘇聯東歐集團全體，因此各國的共產黨體制的基礎將受到嚴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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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卡廷大屠殺後反蘇反共傳統頗深厚的波蘭民間社會，3月也發生了學生遊行，其中有人提出了「也給波蘭一個杜布切克」的口號，因此波共領袖對此更加擔心。在2月22日舉行的1948年革命紀念慶典上，布里茲涅夫等蘇東各國首腦紛紛出席，各國領導都切身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氣氛，也注意到媒體上開始出現對共產黨直接的批評文章，於是對這場改革運動產生了強烈的憂慮，華約集團一股對捷共改革派極為不利的烏雲，開始籠罩著布拉格。
在多次與捷共領袖開會討論要求扭轉政經全面改革方向不得要領以後，莫斯科與華約其他國家打算以武力解決捷克問題的決心逐漸形成，並且開始在捷共黨內挑選杜布切克下台後可以扶植的反改革領袖。
1968年6月間，華沙條約各個成員國決定把早已擬定聯合軍事演習，提前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本次演習一面要威嚇9月份捷共臨時全黨大會中改革派勢力的態度；更重要的是要為了軍事介入捷克斯洛伐克做好預先準備。在華約聯合軍事演習結束後，各國軍隊並未立即撤退，或是至少繼續佈署在與捷克的邊境上，這導致全世界都開始逐漸懷疑並關注軍事介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可能性。
然而對多災多難的捷克國民來說，布拉格之春果然是短暫的，那個在傳說的鬼故事中張牙舞爪面目猙獰的惡鬼，真的在踩到紅線以後依約現身了。
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蘇聯雖然要求杜布切克政府要在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恢復新聞審閱制度，加強對媒體的控制，解散非共產黨派系的政治組織與撤換部分改革派領導人等各方面做出具體讓步。但克林姆林宮認為，杜布切克對於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改革的支持其實非常堅定，他與莫斯科的虛與委蛇只是在拖時間，等待9月份捷共臨時全黨大會中改革派勢力的集結，使其改革路線得到全黨意志的統一背書。
因此對華約集團各國來說必須快刀斬亂麻，搶在9月份捷共臨時全黨大會召開之前動手，在政治上最為保險。7月29日，蘇捷雙方在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切爾納（erná）舉行會談，沒有結果。8月3日雙方在布拉迪斯拉瓦（Bratislava）舉行與五國領導人聯席會議的時候，與此同時，蘇聯宣佈撤出在捷克的演習部隊，實際上蘇聯在7月23日以後就不斷在西部邊境及波蘭、東德進行軍事演習，為入侵捷克作了準備，捷克面臨著嚴重的軍事危機。
更令莫斯科絕對不能忍受的是，8月9日，南斯拉夫總理狄托（Josip Broz Tito，）訪問捷克，向杜布切克表達有蘇聯入侵的可能性。15日，羅馬尼亞最高領導人西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訪問捷克，雙方簽訂「捷羅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杜布切克力圖加強同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友好關係來抗衡蘇聯的壓力。這反而使克里米林宮產生了更大的疑懼，由於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這兩個反蘇的共產國家已經是蘇聯在東歐的重大麻煩，擔心這三個國家可能會形成聯盟。
與此同時，蘇聯空軍向已經開放天空並做好導航準備的布拉格機場迅速前進，大批載運空降部隊的巨型AN-12運輸機在機場降落，並且立即卸載人員裝備物資。氣勢洶洶的華約各國以打一場世界大戰的規格準備這場閃電戰，第一批進入捷克的華約軍隊就達16萬人、坦克4600輛。五天之後，入侵軍隊人數高達40萬、坦克6300輛、飛機800架、大炮2000門。至8月21日入夜時分，蘇軍已經占領了布拉格主要據點，包圍捷共中央大樓和總統府。緊接著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早已蓄勢待發的地面裝甲部隊重兵集團，兵分多路越過邊境，攻占捷克斯洛伐克各主要城市和戰略要地，並封鎖全部邊境。
8月21日當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抵抗非常微弱，並沒有出現號召全民抗戰的壯烈場面。布拉格電臺廣播捷共中央主席團和捷克政府的聲明，指責五國軍隊「在未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獲得其同意的情況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非法的行動，是違反國際法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原則。」這也就是蘇軍坦克重兵集結開進國土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最後反擊。
華約軍隊入侵的初期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當時捷共中央主席團正在開會，討論籌備捷克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的問題。當杜布切克得知華約軍隊已經入侵境內時，非常氣憤地說：「作夢也沒有想到，那些傢伙竟會對我們採取這樣卑鄙的手段！」
21日清晨，蘇軍衝進杜布切克的辦公室，將他逮捕送往布拉格機場的一架飛機，同時被拘押的還有國會主席和幾位黨的高級領導人，先是押往波蘭，之後又到烏克蘭，最後在23日才被押解到莫斯科，同時捷總統斯瓦博達一行也到來。布里茲涅夫和科錫金原本打算勸說杜布切克接受蘇聯介入的事實，但是杜布切克拒絕了，他根本不想和蘇方領導談。
蘇聯軍隊的入侵，激怒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儘管當局要求全國人民保持冷靜，但人民用各種可能的方式進行反抗。首都布拉格一下子變成漫畫和標語的海洋。人們用筆做武器，把想說的話、想罵的、想挖苦諷刺的，通通表現出來，貼滿大街小巷。捷克史記載，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還發明出「十不配合戒律」：「我不知道、我不認識、我不說、我沒有、我不曉得怎麼做、我不給、我不會、我不想、我不告知、我不做。」
布拉格之春被蘇軍坦克強制收回歷史博物館的玻璃櫃以後，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事實上並無法戰至最後，很快又恢復到親蘇共黨當局的高壓統治。因為捷克人民的強烈反對與國際觀感，杜布切克返回布拉格後被蘇聯扶植的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短暫地任命為駐土耳其大使，1970年又被召回捷克之後被開除黨籍在祕密警察的監視下，於布拉迪附近的伐木所工作，其他改革派的成員也被解職或開除黨籍。
1989年冬蘇東變天，捷克斯洛伐克新的民主運動「天鵝絨革命」發生，這位已經被勞改將近20年的共產黨前第一書記，終於又回到了公眾的視野。杜布切克於12月28日當選為聯邦議會議長，12月29日，根據多黨選舉的結果，「公民論壇」獲得勝利，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完成政權的和平轉移。
年邁而苦盡甘來的杜布切克可能萬萬沒想到，等待他的竟然是如此快速的生命終結，沒能好好看到那個他所期待的美麗國家重生。1992年杜布切克任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主席。9月1日，杜布切克因為車禍重傷，於11月7日逝世。在他死後很快他就被全世界所遺忘，包括捷克人民自己也大都不復記憶這位為了布拉格之春付出許多心血，包括整整20年的自由。甚至也沒人追問杜布切克因為車禍重傷，真的只是一場意外嗎？這位老資格追求改革開放的前捷共一把手如果繼續活著，又將會對民主化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壇投以多大的震撼彈？這些都隨著杜布切克入土為安，無人繼續追問了。
假如杜布切克對政治改革堅持不放手緊跟莫斯科走，搶先鎮壓國內的反對派不手軟。布拉格之春與之後的政治改革，乃至後來蘇軍的入侵與他本人失勢被軟禁被勞改，還會發生嗎？但是布拉格之春到天鵝絨革命，被世人記得的只是無足輕重的詩人哈維爾，東歐民主化30年後的今天杜布切克完全被淡忘，天道何其不公呢？
捷克參議院議長在立法院高呼「我是一個台灣人」的時刻，台灣人民更應該回顧這段捷克慘痛的歷史。既然選擇與強權對抗，就要冷靜地思考最可能的對方用武以後結局與代價，切忌以幻想取代現實。最近還有論壇作者為文，認為我方戰爭的想定，若國軍面對大批投降共軍，要思考如何處理。其對戰局樂觀程度直逼已未抗日戰爭時，有台灣抗日軍民繪畫《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審問》圖的幻想程度。這樣做並無實益於台灣的未來，還不如好好仔細研究當那一天來臨時台灣社會理智上要如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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