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男性坐在談判桌面對女性，就只有被痛宰的分。在那張他簽下的協議中，只會得到各式各樣好爸爸的責任，完全不會獲得他希望得到的回報，老婆也不會更愛他，因為大家都鼓勵女人把老公看作是不太可靠的員工。
小孩更不會特別愛他，不管他到底餵過她幾次、幫她換尿布、帶她去散步，結果在緊要關頭到來時，孩子還會先找媽媽。國家體制也不會給男人多少讚美，儘管就是它強迫男人簽下這紙協議。
女人看到推著嬰兒車的男人也許會笑一下，但這只像是高高在上的征服者，帶著一點溫和謙虛看待不戰而敗的士兵，這時候的男人只會羞恥地轉移目光。
美國爸爸們的感覺，大概就跟柏林圍牆倒塌後的戈巴契夫一樣，棄械投降卸下權力，震驚全世界，並且受到大家的輕視。現在他忙著褓抱提攜、忙著接送小孩，累得慘兮兮又牢騷滿腹，全世界都看到啦，而且心裡想著：啊！你這個可憐的老混蛋！
我上個禮拜有天晚上回家後和照顧小孩的保母換手，發現昆茵的額頭上有三個鮮豔紅點而且還發燒，這可是她人生第一次發燒。根據家庭政策指導手冊明確規定，我們的孩子要是發生任何嚴重問題，都要先向她媽媽反應，然後待在她身邊等候進一步指示。我就說嘛，就小孩的事情而言，美國爸爸永遠排在媽媽後頭。
不過現在第一順位不在家，也不知道要上哪兒找她，而孩子急需救助，看來也只有我能幫忙啦。這種情況可是第一次。了解到自己處於義不容辭的前線作戰位置之後，我也馬上又體認到：過去一年來昆茵一有什麼狀況都要先找媽媽，這一次總算是我證明自己也夠資格看顧小孩的機會。
我馬上打電話給神奇的「急救醫療」（SOS Médecins）服務網，五分鐘之內就有一位穿得人模人樣的法國醫生來到我家門口。他開著一輛白色小車，車身有個十字標記，看起來有點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救護車。他大概是我見過最讓人放心的醫生，一舉一動毫不猶豫。
幫小寶寶看病跟為大人看病不一樣，其實比較像是面對生病的狗，因為小嬰兒說不出哪裡疼、哪裡痛。但我們這位法國醫生證明這完全不是問題。他走進屋裡，發現在沙發上咯咯笑的昆茵，就心領神會地笑著說：「是水痘。」（法語）
水痘！他在距離十五英尺就已經確診，之後又花了三分鐘檢查小病人。除了水痘之外，他發現耳部和喉嚨都受到感染，還有我也知道的發燒，以及其他一些跟水痘不相關的小問題。他的診斷如此神速，我還以為他會發現瘟疫或是什麼大病呢，不過他的診斷是這麼迅速確實又有自信，實在是讓人無可挑剔啊。
看完小病人以後，他在我家廚房桌上開出兩頁長的處方，我根本看不懂那些鬼畫符，但他說吃了藥之後，小孩一定會覺得舒服一些。這個診察從開始到結束大概花了十五分鐘，要價不到四十美元。法國萬歲！
這一切真是讓人非常興奮，不只是因為治好自己小孩的病而感到高興而已，此時此刻，我感受到身為父親的一股莫大力量！就像是當年雷根遇刺，國務卿亞歷山大．海格（Alexander Meigs Haig）說的一樣：這裡由我做主！
我告訴她所有經過，我邊說，就看到她的眼裡泛起淚水。我對自己感到再高興不過啦！可惜我根本誤解她的意思，我本來以為是因為自己表現得太好，所以她感動到哭了。在我們孩子難過的時候，本來會是先找媽媽尋求安慰，可是媽媽那時候不在家。我就像在球賽的最後幾秒鐘，從冷板凳最遠的一端被替換上場的球員，教練說最後這一球就看我的了。結果是空心刷網得分！
那時候我還傻傻地等，一定會得到掌聲和鼓勵吧！但她什麼都沒說，我從她臉上看出來，她不只是不高興而已，而且是很生氣。她走到廚房水槽邊，把那些髒碗盤弄得砰砰作響。她到底是在生誰的氣啊？我不知道。但這時候該謹記重要的真理，這是談判桌上的鐵則：你要是不知道老婆在生誰的氣，那肯定就是你！
「你為什麼這麼不高興？」我問說：「最麻煩的事情已經結束啦，我都處理好了嘛。」
喲！原來是我沒問對問題啊。但她怎麼會知道呢？那些髒碗盤又砰砰作響一陣，她才說：「你有問醫生說，他怎麼知道吃這些藥沒錯？」
「那你有問他說，如果這是水痘的話，為什麼她以前就發過這種紅點呢？」
大會檢視球賽錄影後，我那球三分球被沒收，球隊輸了，我又回去坐冷板凳而且是坐到最後面去。那些好爸爸、好媽媽應該都會想到、都會問的問題，我一個也沒想到。
「醫生說那些紅點明天會擴散到全身。」我回答了一個她沒有問過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應該找別的醫生。」她說完後抱起孩子就走，走去哪兒都可以，就是老公不要跟著過去。
等她們離開後，我才第一次仔細查看那些藥品的說明。我最先撿起其中兩瓶，寫著「六歲以下孩童不適用」，真是太可怕了。有一瓶我以為是擦水痘紅點的軟膏，仔細一瞧才發現是喉嚨痛的噴劑。有一罐油膩膩的，那個四十美元就到府看診的法國醫生說是直接噴在水痘上，結果卻是奇怪的乾粉末，也不知道是要用在哪，除非你不小心沾到快乾膠。孩子要是單獨跟爸爸留在家裡，還真是小命難保。
隔天那些紅點並未擴散，而且燒也退去一些。又過了一天，燒已經完全退了，幾顆紅點也漸漸消褪不見。我覺得這些狀況都很好嘛，表示昆茵的病已經痊癒。不對，是我治好昆茵的啊。那個醫生也說過，有些很罕見的水痘病例，病情輕微，紅點不會擴散：這裡就一個嘛！但我太太認為那個醫生把事情搞糟了，孩子一定有別的問題，有到現在還沒檢查出來的疾病。
當爸媽的人的語言，就像是密碼一樣。一位媽媽要是跟爸爸說：「我要送她去醫院」，她的意思其實是：「我們都要一起去醫院，你要是膽敢出聲抱怨，就算只是多說一個字，就足以證明你就是一個不懂得愛、沒能力去愛家人的男人。」處於不安的母愛是自然界的一種不可抗力，千萬不要跟它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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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出門搭上計程車，再去找醫院。進了醫院，我們在一間有很多玩具的房間等候，不過昆茵對那些玩具沒什麼興趣，只是黏著她媽媽，跟過去狀況一樣。二十分鐘後又一個穿著體面的法國醫生出來招呼我們，跟前一位相比如果說有什麼差別的話，就是這一位看起來更加自信也更可靠。
「那麼這是什麼？」我指著昆茵額頭那些消褪的紅點問道。
我拿了罐噴劑給他，問說為什麼上一個醫生叫我把它噴在水痘上。
「我不知道耶，可是這是噴喉嚨痛的藥啊。誰說你女兒得了水痘啊？」
所以我告訴他整個經過，又給他看那兩張處方箋，剛好最上頭有前一位醫生的簽名，結果這只引來更多笑聲。
「他是我打高爾夫球的球友啊。」他還在笑，這大概是他今天聽到最好笑的笑話。
在回家的車上，我們全家情緒高昂。昆茵已經治好了，或者說跟沒病一樣，也仍然偎在媽媽身邊。我又回去坐在冷板凳的最後面。還有，雖然在孩子生死交關中我全完暴露出自己的無能，但她們還是一樣愛我，某種自然秩序也再次恢復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