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清明節，原北大中文系教授沈陽在二十年前性侵學生高岩、導致高岩自殺的往事，被定居加拿大的北大畢業生、高岩的室友李悠悠在網路上發文披露後，一石激起千層浪。短短兩天之後，北京大學及沈陽目前任教的南京大學、上海師範大學被迫正面回應公眾之質疑。
北京大學校方承諾重新「核查」此事，承認沈陽在高岩自殺事件中負有責任，當年即給予其警告處分。然而，如此衣冠禽獸，為何能夠繼續留在大學老師的崗位上？而且，二零一零年沈陽調往南京大學時，北大校方並未將此一「歷史汙點」轉告南京大學。北大校方的包庇之罪及「禍水南引」的做法，在網上引發更大的批評。有北大學生向校方申請政務公開——公開當年校方討論處分沈陽的會議記錄，卻遭到學校保衛處的恐嚇。
而南京大學文學院在一份聲明中特別強調，他們對沈陽過往的性侵行為並不知情，對於引進人才過程中的疏漏向校友和公眾致歉，並決定停止不符合基本師德的沈陽的教學工作。而上海師範大學則直接宣佈解除與沈陽之聘約。儘管遲到的正義很難説是正義，但色狼老師終於曝光於天下並被趕下講臺，至少可以保護其他學生不再成為同樣的受害者。
作為老師的沈陽對待作為學生的高岩，名為師生戀，實為性侵害，致使其懷孕之後又矢口否認，高岩羞憤之下自殺身亡。而沈陽在十七年後撰寫的一篇洋洋得意地總結其六十歲的學術成就的文章中，居然再次向死者潑髒水，説死者是精神病，他感到愧疚的僅僅是「沒有給死者更多的幫助」。這種惡劣的言行引發當年知情的高岩的同學們的憤怒，紛紛撰文譴責這個逃脫法律懲罰的性侵罪犯。
高岩冤死二十年後，沈陽的性侵惡行何以再度浮出水面？原有有三。
其一，揭發者全都旅居西方，有了某種程度的安全感，不必擔心遭到加害者及其依託的龐大的體制的打擊、報復。此次率先揭露沈陽的北大畢業生李悠悠，曾在美國攻讀法律碩士，後旅居加拿大。其他兩名揭發者也都是北大中文系九五級畢業生——任教於美國索思摩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徐芃和任教於美國維思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的王敖。兩人都以實名發文表示，沈陽與高岩的死絕對有關，警告沈陽不要再說謊。而高岩當年的班主任、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系副教授王宇根也公開發聲，對高岩的離世表示自責和惋惜，並表達有義務追思高岩的死因。他未點名地要求與事件有關聯的人基於「良知」，向高岩的父母表達歉意。
細心的觀察者可以發現，四名揭發者都在西方社會及大學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他們任教於西方大學，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價值觀，不依賴於中國的學術體制及利益集團，故而能夠勇敢地站出來發聲。就連加害者沈陽色厲內荏地警告要用法律手段追究「造謠者」時，也不禁嘆氣説「他們都在國外」，言下之意是：西方帝國主義在背後保護這些「壞人」，「我黨」（沈陽是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不能讓他們噤聲，真是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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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只有到了西方，到了可以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地方，才能「我口説我心」。道理很簡單，那些仍在中國的大學、政府或媒體工作的高岩的同學，不可能站出來揭露黑幕——誰敢挑戰深不可測的「潛規則」呢？除非你此後不想在這個「圈子」裡混了。高岩母親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及一位如今在電視臺工作的高岩的同伴同學，這位同學多年爲高岩掃墓，關心老人的生活——但老人不敢提及其真實姓名，而使用化名。因為她深知，在中國，好人從來沒有好報，這位女兒的同學有體制內的身份，在這個連翻一個白眼都可能失去工作的國度，誰敢不保持「低調」呢？這就是「身為中國人的悲哀」，在專制制度下，不能説真話，不能説真相，不能捍衛真理和正義（劉曉波的命運就在眼前），若要卑微地生存下去，就只能與謊言共舞。
其二，此一事件在二十年前波瀾不驚、在二十年後卻成為萬眾矚目的新聞，還要拜網路及社交媒體所賜。網路時代，專制政府絞盡腦汁地控制資訊的傳播，卻再也無法一手遮天了。二十年前，高岩自殺之後，沈陽被某些學閥保護過關，北大中文系有不少師生對此嚴重不滿，甚至有人醞釀去三角地貼抗議信，但馬上被系上的老師勸阻。我本人寫過文章譴責此事，卻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敢發表——傳統媒體都姓「黨」，知道北大的事情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北大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那時，網路還沒有流行，我的文章只能鎖在抽屜裡不見天日。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網路成為新興的媒體，不僅是個體表達意見的平臺,還成為一種強大的輿論監督工具。網路媒體在輿論監督方面的作用,可以在兩個層面得到體現。第一，網路媒體通過自己的報導，揭露問題。此次事件中的幾位揭發者，都不是在傳統媒體上發表文章，而是直接將文章發表在網上，通過社交媒體得以廣泛傳播。第二，在網路上形成公眾意見，產生輿論壓力。在中國的網路上，直接批評共產黨的言論，當然立即遭到刪除，發言人甚至會遭到警方的追究；但像類似的揭露性侵的文章，一般會有數小時甚至一兩天的生存期，即便原文被刪除，在其他地方卻已廣為流傳，進而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
由於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的網絡及傳統媒體的言論尺度日漸收窄，「莫談國事」的緊箍咒越來越緊，媒體和民眾都處於某種嚴重的「資訊饑渴」狀態。此種新聞事件的出現，正好填補了巨大的空缺。而且，一般民眾樂於看到體制內的人（雖然學界算是體制之邊緣領域）出醜。於是，就連傳統媒體也紛紛跟進，搶在被宣傳部叫停之前，對此事件給予地毯式報道。一向高高在上的北大，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像擠牙膏一樣一點一點地給出心不甘情不愿的回應，卻不敢像此前那樣肆無忌憚地封殺、狀告揭露北大情色交易的經濟學教授周恒甫。
第三，此一事件發酵，其大背景是由美國輻射全球的「Me Too」運動，即以女性爲主體的反性侵運動。二零一七年十月初，好萊塢資深製作人哈威·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醜聞被媒體曝光。十月十五日，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寫道：「如果所有被性騷擾或侵犯過的女性都能發一條‘Me Too’標籤的狀態，那麼人們或許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此後，「Me Too」成了反性騷擾的標籤，「Me Too」運動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各國的許多女性名人勇敢說出曾受性侵、性騷擾之遭遇，挑戰男權中心主義的架構。而許多道貌岸然的男性成功人士（包括好萊塢製片人、導演、體育教練、醫生、官員、議員乃至教會的牧師）以前一手遮天、為所欲為，如今遭受輿論譴責、司法調查，失去了原來顯貴的身份。「Me Too」運動對其他掌握權力和資源、蠢蠢欲動的男性亦是莫大的警戒。
但是，在儒家男權專制文化根深蔕固的東亞，尤其是在中國，女性要維護自身權益仍難於上青天。二零一五年三八婦女節前夕，五名中國女權人士計劃發起倡導公交車性騷擾防治機制的活動，並印製了「防止性騷擾」貼紙，提醒女性如何防範色狼。但是，活動還未開始，五人分別在不同城市遭公安以「尋釁滋事」罪名刑事拘留，引起中國國內以至國際社會關注和聲援。一個月後，公安機關向檢察院申請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正式將五人逮捕。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五人先後獲保釋候審，但從此被噤聲，甚至有人在高壓下按照當局的口徑發表自我否定式的言論。
此次在「Me Too」運動的影響下，中國至少在學界出現了女學生揭發導師性侵的多個案例。然而，學者呂頻在《金融時報》中文網上撰文，表達了中國校園防止性侵的悲觀預期。她認為，在中國的校園中，學生與騷擾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相比，學生與學校的之間的權力不對等，是導致此類性騷擾問題無法被解決的原因。這兩種權力不對等是同構和相互掩護的。其癥結在於父權性的權力體系，其特點之一是對其內部各層級成員的普遍的系統性的保護，這是體系對內維持效忠，對外保持合法的關鍵之一。因此，要一個這樣的權力體系例如大學，和一個早已與其利益共生的長期成員切割，簡直就像把相吸的磁石掰開，或者把鹽從水裡抽出來一樣困難。儘管如此，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可以努力在一件件的個案中伸張公義，慰藉受害者，揪出色狼，至少讓其付出聲名狼藉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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