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起義是人民力量勇氣、專注和承諾的壯觀表現，湊巧與此同時，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和美國其他城市也有數萬人挺身而出，支持勞動人民和民主政治。然而，如果開羅和麥迪遜兩項起義的軌線交織的話，它們是走向不同方向：在開羅，起義是要爭取埃及獨裁政權不肯賦予的基本權利；在麥迪遜，則是要保衛在長久、艱辛搏鬥中早已贏得，但現在遭受嚴厲戕害的權利。
這兩項起義都是全球社會趨勢的縮影，但是走在不同方向上。在人類史上最富裕、最強大國家正在式微中的工業心臟，以及艾森豪總統所謂的「全世界最重要戰略地區」這兩個地方所發生的事情，肯定都會有深遠的影響。套用國務院一九四○年代的話來說，後者是「戰略力量巨大的源頭」，也「或許是在對外投資領域上全世界最豐富的經濟大獎」，美國希望在當時即將展開的世界新秩序中把這個大獎保留給自己及盟國。
儘管此後有許多變化，我們仍有理由堅信今天的決策者基本上仍遵守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親信顧問貝利（Adolf A. Berle）的判斷：控制中東無與倫比的能源蘊藏，就可以「堅實的控制世界」。他們也相信，失去控制就會威脅到美國在二戰期間就清楚制訂，儘管此後世界秩序迭經重大變化，但仍維繫住的全球霸業計畫。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三九年開戰起，華府就預期戰爭時，美國將躍居最強盛大國的地位。國務院高階官員和外交政策專家在戰時不斷開會，為戰後世界研訂計畫。他們畫定一塊美國將要宰制的「廣大區域」（Grand Area），包括西半球、遠東和掌握中東能源資源的前大英帝國。隨著俄羅斯在史達林格勒之役以後開始反撲納粹大軍，「廣大區域」的目標延伸到相當大一部分歐亞大陸。至少是它在西歐的經濟核心。在「廣大區域」範圍內，美國將以「軍事和經濟的優勢」維持「不容置疑的權力」，同時確保可能干預其全球規畫的國家「在執行主權時會遭到限制」。
美國一向明白歐洲可能選擇走獨立自由的道路；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部分目的就是要對付此一威脅。成立北約組織的官式藉口在一九八九年一消散，它立刻向東擴張，違背早先向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口頭承諾。此後它就變成美國主導的干預部隊，無遠弗屆；北約組織祕書長薛佛爾（Jaap de Hoop Scheffer）在北約一次會議上宣稱，「北約部隊必須防衛向西方輸送石油與天然氣的管路」，必須更廣泛地保護油輪及能源系統，及其他「重要基礎設施」所使用的海上通路。
「廣大區域」理論准許任意採取軍事干預。柯林頓政府很清楚地講出這個結論，宣稱美國有權利使用軍事力量以確保「不受阻礙取得關鍵市場、能源供應和戰略資源」，並且必須在歐洲和亞洲維持「前進部署」龐大的軍事力量，「以便塑造人們對我們的意見」，以及「塑造將會影響我們生活和安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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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向明白歐洲可能選擇走獨立自由的道路；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部分目的就是要對付此一威脅。（資料照，美聯社）
同樣的原則被套用在入侵伊拉克這件事上。當美國不能將其意志強加在伊拉克身上變得十分明顯時，入侵的真實目標再也不能藉美麗的言詞遮掩。二○○七年十一月，白宮發布「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要求美軍部隊必須無限期留駐伊拉克，另外伊拉克也要承諾賦予美國投資人特權。兩個月之後，小布希總統通知國會，他會駁回可能限制美軍永久駐留伊拉克，或是「美國控制伊拉克石油資源」的立法。不過，後來面臨伊拉克頑強抗拒，美國被迫必須放棄此一要求。
在突尼西亞和埃及，二○一一年人民起義贏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勝利，但是誠如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報導，名字換了，體制依舊：「執政菁英和治理制度的改變仍是遙遠的目標。」這份報告討論走向民主的國內障礙，但是沒有提來自外部的障礙，後者一向都很大。
美國及其西方盟國，極力阻撓阿拉伯世界出現真正的民主。要了解其原因，只需要看看美國民意調查機構針對阿拉伯人民意所做的調查結果。雖然美國國內罕有報導，政策規畫人員肯定知之甚詳。此事透露多數的阿拉伯人認為，美國和以色列是他們所面臨的主要威脅：百分之九十的埃及人認為美國是主要威脅，中東區域整體居民有此想法的也占百分之七十五。相形之下，認為伊朗是威脅的阿拉伯人只有百分之十。對美國政策的反對極為強大，以致於大多數人認為，伊朗若是擁有核子武器，區域安全會有增進。百分之八十的埃及人這樣想。其他數字也類似。如果民意能影響政策，美國不但控制不了本區域，還會跟著它的盟國一起被趕出中東，破壞美國稱霸全球的基本原則。
穆阿瑟理論
支持民主是意識型態者和宣傳工作者的領域。在真實世界裡，菁英不喜歡民主是常態。有壓倒性的證據顯示，迄今民主能獲得支持是因為它對社會和經濟目標能有貢獻。嚴肅的學術界勉強才承認這個結論。
菁英蔑視民主可以從對維基解密（WikiLeaks）爆料的反應得到鮮明證據。最受到注意、獲得欣慰評論的是，指出阿拉伯人支持美國對伊朗立場的電文。它指的是阿拉伯國家統治階層獨裁者的反應，其實民眾的態度沒受到報導。
穆阿瑟（Marwan Muasher）曾任約旦政府官員，後來轉任卡內基基金會中東研究項目主任。他分析其運作原理：「阿拉伯世界傳統的看法是，樣樣事情受控制，沒什麼不對。根據這個思維，根深柢固的力量認為主張改革的反對派和外界人士誇大當地的情況。」
接受了這個原則，如果獨裁者支持我們，還要介意什麼？
穆阿瑟理論其實既理性，也歷史悠久。我們舉一個跟今天頗有關係的案例來講：一九五八年內部討論時，艾森豪總統表示關心阿拉伯世界存在「仇視（美國的）運動，不是政府仇視，而是人民仇視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向艾森豪說明，阿拉伯世界有一種認知，認為美國支持獨裁者、封殺民主與發展，以便確保對中東地區資源的控制。更甚的是，國家安全會議的結論是這個認知基本上也算正確，我們正是應該依賴穆阿瑟理論如此做。五角大廈在九一一事件後進行的研究證實，到今天還有人堅持此一認知。
穆阿瑟理論其實既理性，也歷史悠久。（取自維基百科）
經濟史學家曾經認為，在這段期間，埃及居於有利地位其經濟可以快速發展，與美國相似。兩者都有豐饒的農業，包括早期工業革命最重要的棉花。不過，和埃及不同的是，美國必須透過征服、消滅和奴隸制度來發展棉花生產和勞動力，其後果今天很明顯：保護區容留倖存者；雷根時代以來快速擴建監獄收容「去工業化」後剩下的過剩人口。
兩國之間有個根本差異，那就是美國取得獨立，因此可以不理會當時亞當‧斯密經濟學理所開主的處方；不像今天向開發中國家宣揚的處方，還真難抵禦。亞當‧斯密當時促請剛解放不久的殖民地生產初級產品供出口，及進口優質的英國製造成品，並且不要試圖壟斷重要商品、特別是棉花。亞當‧斯密當時還提出警告：不經此途，另走他路的話，「將會倒退，而非加速增進他們每年生產的價值；將會阻礙，而非推動他們的國家邁向真正的富強和偉大。」
美洲殖民地獲得獨立後，完全不理睬亞當‧斯密的建議，他們遵循英國本身獨立的國家指導之發展路線，提高關稅保護產業對抗來自英國的出口貨（起先是紡織品，後來擴及到鋼鐵及其他商品），並且採取許多其他方法加速工業發展。這個新興獨立共和國更進一步設法壟斷棉花，俾能「使其他國家全都屈服在我們腳下」——尤其是英國敵人——傑克遜派的歷任總統在征服德克薩斯和半個墨西哥時就是如此意氣風發地宣布。
就埃及而言，相似的路線則遭到英國的阻撓。巴麥尊勛爵（Lord Palmer-ston）表示「痛恨」「無知的野蠻人」阿里（Muhammad Ali）竟敢想走獨立自主路線，因而動用英國軍艦和財金力量終止埃及追求獨立和經濟發展。巴麥尊勛爵宣稱，「任何公平（對待埃及）的主張，都不應該阻礙」英國保持其經濟和政治霸權的「偉大及最高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主，華府也採取相同立場，明白表示美國不會提供援助給埃及，除非遵守弱者的標準規矩，也就是美國一再違反市場原則，祭出高關稅抵制埃及棉花，造成它短缺美元而積弱不振。
中東之所以會發生令艾森豪擔心的「仇美運動」，原因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它的基礎是知道美國及其盟國支持獨裁者，阻礙民主和發展。
我們也應該替亞當‧斯密說幾句公道話。他知道英國若是遵循今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之健全的經濟學之原則，英國會發生什麼狀況。他提出警告，英國的製造業者、商人和投資人，若走向海外，他們可能獲利，但是英國將遭殃。但是他覺得他們將會受到偏向母國的指引，彷彿在「看不見的手」指引下，英國可以免遭經濟理性的蹂躪。
我們很難看不到這句話，就是《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最著名的那句「看不見的手」。另一位著名的古典經濟學大師李嘉圖（David Ricardo）也得到類似的結論，希望所謂的「偏向母國」可以導致有錢人「滿足在本國較低的獲利率，不到外國追求更有利的運用他們的財富」。他又說，「我若是看到（這種感情）減弱，會很遺憾。」先不談他們的預測，古典經濟學家的直覺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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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中國的「威脅」
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起義有時候被拿來和一九八九年東歐的巨變做比較，其實立論恐怕不太一樣。在一九八九年，東歐的民主起義獲得俄羅斯人容忍，也因吻合標準理論——它明白吻合經濟和戰略目標——得到西方國家支持，因此它是高尚的成就，受到各方尊敬；這一點和同時間發生在中美洲，「捍衛人民基本人權」的鬥爭不一樣。這句話出自遭到殺害的薩爾瓦多大主教之口，他是遭到由華府裝備及訓練的軍隊殺害的數十萬受害人之一。在那段恐怖年代裡，西方世界沒有一位戈巴契夫，今天也沒有。而西方國家今天仍然敵視阿拉伯世界的民主。
「廣大區域」理論繼續適用在當前的危機和對峙上。在西方決策圈和政治評論裡，伊朗威脅仍被認為對世界秩序構成最大危險，因此必須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焦點，歐洲也緊跟隨著美國的腳步。
多年前，以色列軍事歷史學家克里維德（Martin van Creveld）寫道：「全世界都目睹美國如何攻擊伊拉克，事後證明根本沒有理由。伊朗人若是不試圖建造核子武器，他們肯定是瘋了。」特別是他們持續受到會被攻擊的威脅，而且這種攻擊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行為。
美國和歐洲聯手懲罰伊朗，因為伊朗會威脅到「穩定」。從技術上解讀，穩定的意思就是遵從美國的要求。但是我們若是知道他們有多麼孤立，會有助於我們了解真相；不結盟國家強烈支持伊朗，有權利提煉濃縮鈾。中東區域大國土耳其和南半球最受羡慕的國家巴西，聯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投下反對票，反對美國提議的制裁案。他們的不服從招致激烈的批評，但是這也不是第一次。二○○三年，土耳其政府遵循百分之九十五的民意，拒絕參與攻打伊拉克，因此證明它掌握不住西方式的民主，就曾經遭到西方猛烈抨擊。
美國固然可以容忍土耳其的不服從（雖然相當沮喪），卻難以忽視中國的態度。新聞界發出警告說，「其他許多國家，尤其是歐洲的企業退出下，中國的投資者和商人現在填補了伊朗的真空」，特別是中國正在擴大它在伊朗能源產業的主導角色。華府的反應頗有絕望的意味。國務院警告中國，如果它想被「國際社會」（指的是美國及和華府意見契合的國家）接受，必須不「迴避清晰的國際責任」，意即遵守美國的命令。中國不可能會理睬。
美國現在也很關切中國的軍事威脅愈來愈增大。五角大廈最近有一份研究報告發出警告說，中國的軍事預算正在接近「五角大廈花在運作及執行伊拉克及阿富汗戰爭的經費之五分之一」，這當然只是美國整體軍事預算的一小部分。《紐約時報》也說，中國擴張軍事力量可能可以「否定美國軍艦在其外海國際海域作業的能力」。
沒錯，這裡說的是中國外海，並沒有說美國應該消除不讓中國軍艦進入加勒比海的軍事力量。中國不了解國際文明規則還有另一個實例：它反對先進的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參加在中國外海僅有數英里的海域海軍演習的計畫，因為它具有能力可以打到北京。
反之，西方了解美國如此作業全是為了保護「穩定」及它本身的安全。自由派刊物《新共和》表示關切「中國派了十艘軍艦通過日本沖繩島附近的國際海域」。這的確是挑釁行為，可是它不提另一個事實，華府不顧沖繩人民的激烈抗議，已經把沖繩轉化為一個主要軍事基地。根據我們擁有世界的標準理論，這卻不是挑釁行為。
「廣大區域」理論雖然還存在，推行它的能力已經降低。美國國力的巔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它實際握有世界一半財富。但是其他工業經濟體逐漸從戰禍中復原，「去殖民化」也出現成績之下，美國國力自然下降。到了一九七○年代初期，美國握有世界財富的比例已下降到約為百分之二十五，而工業世界出現三極：北美、歐洲和東亞（當時是以日本為首）。
一九七○年代美國經濟也出現激烈變化，走向金融化和產品出口。幾個不同因素匯合起來，產生財富激烈集中的惡性循環，主要集中在占全民百分之一的高端。大部分是企業執行長、避險基金經理人這類人士手中。這進而導致政治權力的集中，因而又促成國家政策，如財政政策、公司治理規則、解除管制等等都要促進經濟集中。同時，選戰的成本飛騰，逼得政黨落入集中化資本的口袋：共和黨是本能反射性地投入；民主黨，現在已經形同過去的溫和派共和黨，也緊跟著後面不遠。
選舉變成猜謎遊戲，由公關業控制。歐巴馬在二○○八年當選總統後，公關業頒給他一個大獎，稱許他的選戰是當年度最佳行銷戰。公關業十分興奮。他們在商業刊物上大談自從雷根以來，他們如何把候選人當作商品成功行銷給選民，但是二○○八年是他們最偉大的成就，將會改變企業董事會的風格。二○一二年總統大選的花費超過二十億美元，大部分來自企業界捐獻，二○一六年大選花費預計將再加倍。歐巴馬會拔擢企業領袖進入政府高階職位也就不足為奇。民眾既憤怒、又挫折，但是只要穆阿瑟的理論還能成立，就沒有關係。
歐巴馬在二○○八年當選總統後，公關業頒給他一個大獎，稱許他的選戰是當年度最佳行銷戰。（資料照，美聯社）
財富和權力往少數人集中之際，絕大多數人民的實質所得卻停滯，人民只能靠增加工作時數、舉債和資產膨脹支撐度日，可是又不時遭到金融危機打擊。一九八○年代管制架構開始被拆除之後，就埋下金融危機的種籽。
對於極端富有的人而言，這根本不是問題，他們受惠於「大到不能倒」的政府保障。政府的保險非同小可。光以銀行可以低利借貸的能力而論，拜納稅人隱性補貼之賜，彭博新聞社引述國際貨幣基金一份文件估計，「納稅人一年給銀行八百三十億美元」。實際等於銀行整個獲利，這件事「關係到理解為什麼大型銀行對全球經濟構成那麼大的威脅」。甚至，銀行和投資公司可以從事風險交易，謀求高度報酬，一旦系統無可避免出了問題，他們又拿出海耶克（F. A Hayek）和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理論，跑去向有如奶媽的國家機關懇求拿納稅人的錢去急救。
這就是自從雷根年代以來的常態過程，每次危機都比前次更加嚴重。民眾尤其有感。在大多數民眾身上，實質失業率已達到蕭條的水平，而高盛銀行（Goldman Sachs）這家造成目前危機的始作俑者之一，卻日益興盛。它悄悄宣布二○一○年獎賞員工一百七十五億美元，執行長布蘭克芬（Lloyd Blankfein）一個人就拿到一千二百六十萬美元紅利，同時底薪調升為三倍以上。
教員尤其是可以拿來做文章的目標，這是處心積慮透過私有化，要破壞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公立教育系統動作之一環。這個政策對富人有利，對民眾以及經濟的長期健康則是災難，不過目前市場律當道，這只能算是外部效應之一，可以擱置不理。
移民一向是另一個最好的目標。美國歷史上例證比比皆是，在經濟危機時期更是如此，現在更受到「我們國家正被人搶走，白人即將淪為少數民族」意識的推波助瀾。我們可以理解受委屈的個人之憤怒，但是政策的殘酷卻令人驚駭。
被鎖定為目標的移民都是一些什麼人呢？在我所居住的麻薩諸塞州東部，許多馬雅人（Mayans）在雷根寵愛的殺手執行種族滅絕屠殺後，從瓜地馬拉高原逃命到美國。還有一些墨西哥人則是柯林頓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受害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罕見的政府協定之一，一舉就傷害到三個簽署國所有的勞動人民。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一九九四年不顧全民反對，在國會闖關之際，柯林頓也啟動原本相當開放的美墨邊境的軍事化。一般認為，墨西哥農民無法與受到高度補貼的美國農工企業競爭，墨西哥企業也經受不起美國跨國企業的競爭，因此生存不下去，必須根據標籤錯誤的「自由貿易」協定，給予「國民待遇」。這個特權只給予法人，不給予有血有肉的個人。這些措施導致難民湧入，而在國內受到國家、企業政策之害的人，也掀起反移民歇斯底里症候，都不足為奇了。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種族歧視可能比美國更猖獗的歐洲。我們看到義大利抱怨難民潮從利比亞湧入，而利比亞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第一個種族滅絕的現場、動手的人正是義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法國今天仍然是它前殖民地凶暴的獨裁政府主要的保護人，也仍然設法不正視它在非洲的可怕暴行。法國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冷酷地針對「移民潮」提出警告，而拉潘（Marine Le Pen）則抗議薩科奇完全沒設法阻擋移民潮。我不需要提到比利時，亞當‧斯密所謂的「歐洲人的野蠻不正義」的冠軍，恐怕非它莫屬。
即使我們記不得前不久在歐洲大陸發生的歷史，新法西斯主義政黨在歐洲許多國家崛起，將是相當可怕的現象。你不妨想像：假如猶太人被趕出法國，淪於悽慘、受壓迫的境地，然後再看到相同狀況發生在羅姆人（Roma）身上——他們也是大浩劫（Holocaust）的受害人，是歐洲最受欺壓的民族——各方卻毫無反應，會是怎樣一幅景像。
在匈牙利，新法西斯主義政黨尤比克黨（Jobbik）在全國選舉中得票率百分之二十一，或許不令人驚訝，因為其餘四分之三選民覺得他們的生活比過去在共產黨統治之下還更糟糕。我們或許鬆了一口氣，極右翼的海德（Jorg Haider）在二○○八年只贏得百分之十選票，但是別忘了，右翼的自由黨（Freedom Party） 也贏得百分之十七以上的選票。（如果我們記得，德國納粹黨在一九二八年大選只贏得不到百分之三選票，我們會戰慄不已。）在英格蘭，極端種族主義的右翼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和英國保衛同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是一股重大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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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薩拉金（Thilo Sarrazin）大嘆移民正在摧毀德國的書成為瘋狂熱賣暢銷書，梅克爾（Angela Merkel）總理雖然譴責這本書的觀點，卻也宣稱多元文化「徹底失敗」：被引進德國從事低賤工作的土耳其人不能成為棕髮藍眼的真正阿利安人。
帶著嘲諷意識的人或許會記得，號稱啟蒙時期（Enlightenment）重要人物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經提出警告，新解放的北美殖民地應該提防允許日耳曼人移民進來，因為他們膚色太黝黑，瑞典人也是。進入二十世紀，盎格魯—撒克遜純種血統這種荒唐的謬論在美國仍然經常浮現，包括若干總統和其他領袖人物都有這種謬論。在我們的文學文化中，種族歧視一直陰魂不散。要撲滅小兒麻痺症恐怕都比要對付這一可怕的疫病來得容易，它在經濟困厄時期就變得更加凶猛。
我不希望漏掉不提在市場制度中遭到摒棄的另一個外部因素：物種的命運。金融制度的系統風險可以由納稅人補救，但是如果環境遭到摧毀，誰也救不了。我們必須消滅這種謬誤已經到了性命攸關的地步。目前有些企業領袖拚命宣傳，希望說服人民相信，人為造成的地球暖化是自由派的騙局，其實他們心知肚明這個威脅的嚴重性，但是他們必須最大化短期獲利和市場占有率。如果他們不這麼做，有別人會搶著做。
這個惡性循環很可能會要人命。若想看清危險有多大，只要看看美國國會就行了。國會諸公在企業資助、宣傳助陣之下躍居權貴。幾乎所有的共和黨議員都否認氣候變遷。他們已經削減可能緩和環境災害的措施之經費。更糟的是，有些人還冥頑不靈、真心相信；試舉一例，環境議題小組委員會新上任的主席認為全球暖化根本不成問題，因為上帝已經應許諾亞，人世間不會再有一次大洪水。
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某些偏遠小國，我們可能會捧腹大笑，但是當它發生在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家，我們笑得出來嗎？在我們大笑之前，我們或許也應該記住，目前的經濟危機可以追溯到狂熱相信市場最有效的教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十五年前就提到市場最清楚這種「宗教」——它阻止中央銀行和經濟學專業（只有少數人是可敬的例外）注意，八兆美元的住宅泡沫根本沒有經濟基礎，泡沫一旦爆炸，一定哀鴻遍野。
＊作者杭士基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語言學家、思想家，也是活躍的政治評論家，其在《誰統治世界？》書中分析目前的國際政局，從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到中國如何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從美軍的酷刑手冊（Torture memos）被揭露，到對伊朗的制裁行動，主張自由與人權的美國政府，為何為了鞏固軍事地位卻帶來世界災難。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誰統治世界？》第四章：看不見的權力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