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時分，天氣回暖，陽光微露，我決定繞著中正紀念堂公園走一圈。上回遊走中正紀念堂已是三年前的事兒了。那時，疫情初起，園區裡，遊人稀稀落落，不似今午，遊人如織，笑語滿園。
再往前，像這樣繞著紀念堂走上一圈兩圈，已經是30年前的往事了。
那年，我乍入商海，一不小心，以名為「萬家燈火百家姓」的規劃案，贏得了觀光局「台北燈會」的標案。彼時，台北燈會固定在中正紀念堂舉辦，生肖主燈矗立在兩廳院中間的旗杆處，觀光旅遊業者捐獻的花車，則環繞擺放在紀念堂四周的人行道上。
92年，生肖屬猴，主燈「齊天大聖」，由著名的雕刻家楊英風的公子楊奉琛得標。我公司得標的部分包括設計、規劃觀光旅遊業者和廟宇捐贈的燈車、大小花燈、賞燈動線規劃、活動行銷等繁瑣任務。為求使命必達，燈會前一、兩個月直到燈會結束，我繞著紀念堂不知走了N回。走著走著，回想從前種種，忽有所悟，原來，早在求學時、服役時，我就和中正紀念堂結下了若即若離的緣分呢。
中正紀念堂被視為「威權遺址」，但兩廳院和中正公園却早就融入市民的生活。（作者提供）
1975年4月6日，老蔣崩逝的第二天(沒錯，外省第二代家庭，私底下，很少人稱他總統蔣公，絕大多數的人不是喊他蔣老頭子，就是直呼老蔣、蔣介石)，早上10點鐘那堂課，是朱堅章老師的《西洋政治史》。上課鐘響，朱老師帶著一絲嚴肅走進教室，劈頭就要我們思考蔣總統的遽然逝世和台灣未來政局發展的問題。不，不是思考，是要我們回答這問題。
全班同學面面相覷，無人回答。朱老師再出題:那說說你們對蔣公遺囑的看法吧!我靦腆地將手舉了一半，朱老師似乎早就料到了我有意見，不讓我有猶豫的機會就點了我的名。
記得，我當很大膽地將老蔣的遺囑和國父遺囑做了比較。我說，總統蔣公(抱歉，公眾場合、課堂之上，我得恭謹些)不應該在遺著中提及宗教，遺囑中將對黨員的訓示，與對國人的期盼並列，混淆了黨國的分際，透露戰後最後一個軍事強人全盤掌控的心理。整體而言，孫中山的遺囑，勉勵同志喚醒民眾，爭取中國自由平等，廓然大公，胸襟懷抱，猷勝蔣多矣。
語畢，我訕訕地坐下，朱老師用不知是嘉許還是鼓勵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說道:不失為一個蠻有意思的觀察。說實在的，從父執輩那兒聽來許多有關蔣老頭子的軼聞，20歲的我，很難欣賞這般偉大的領袖。
老蔣靈柩暫厝慈湖後不久，行政院決定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左側、陸軍司令部原址、也就是信義路、中山南路、愛國東路、杭州南路的大街廓，興建中正紀念堂和國家兩廳院以茲紀念。我依稀記得，大眾媒體對於這項決策，很含蓄地的討論了一番，基本擁護。
對於這檔子事，年少輕狂的我，極為反感；總認為，老蔣又不示像孫中山一樣的偉大，搞甚麼紀念堂？那是搞權威崇拜，搞偶像崇拜。
1976年，中正紀念堂動工，我大學畢業了，入伍服預官役沒幾天，毛匪澤東死了，六個月預官訓結束後，莫名其妙地被挑選到金門兩棲偵察營擔任政戰官。那一年，金馬情勢頗為緊張，山雨欲來風滿樓，營裡來自山東、廣東和福建的老士官長們，滿懷鄉愁，夾雜著老蔣反攻大陸誓言落空的埋怨。
78年農曆年前後，我被徵召擔任三民主義巡迴教官，奉命到木柵青邨受訓兩個禮拜。報到時，赫然發現，一尊正在開模翻鑄的老蔣銅像，端坐在青邨對面一處鐵皮工作坊的屋頂下，幾分嚴峻、幾分微笑地觀看著青邨裡的徒子徒孫。
1978年秋天，我回母校念研究所，12月中，美國宣布與中共建交，中美斷交，(沒錯，那時候我們就是中國，美國與我斷交，就是中美斷交，美國與中共建交，謂之美匪建交)。在不知所措的驚慌中，侯德健在我們一夥人前面，抱著吉他，譜出了龍的傳人。
原景重現總統府裡的辦公室，樸實無華。老蔣蠟像端坐桌前。（作者翻攝）
79年寒假，我接到國防部的邀約，到青邨去給下一屆的三民主義巡迴教官作經驗傳遞。再訪青邨，對面工作坊裡蔣公銅像倏忽「長高」了不少。再一年，蔣的銅像高踞在中正紀念堂的大廳了。
79年到92年，13個年頭倏忽而過，我離開了伴我育我12年的媒體圈，求劍不成，轉進商海。老蔣逐漸被人淡忘，小蔣、蔣經國也退出了人生舞台，台灣政壇劇變。而我，居然要在蔣老頭子銅像腳底下，辦好這場燈會!？好諷刺的人生劇本。
不知是不是權威崇拜的基因猶存，還是偶像崇拜復辟？燈會開幕前，介壽館裡傳來訊息，要求將李姓的燈籠，掛在百家姓燈廊的第一位，理由是李登輝是國家元首，理應居首。
燈會開幕典禮是在國家戲劇廳、面向兩廳院廣場的迴廊上舉行。當晚，李登輝在維安人員的簇擁下，快步登上主席台。我遠遠望著李登輝率領著文武百官，站在戲劇院的迴廊上，睥睨群眾，腦海裡忽然冒出了「粉墨登場」四個字。
是了，君權王朝也罷，專制極權也罷，自由民主也罷，一代又一代的統治者，粉墨登場，鞠躬謝幕。最終，他們還是逃不過歷史的審判，即使歷史的審判尚未定論，你我心中，自有天秤。
彷彿是憑弔那次轟動武林的台北燈會，我繞著紀念堂走了一圈，轉進「自由的靈魂VS獨裁者—台灣言論自由之路」的展廳。迎面而來的，是一張好大好大的照片。照片裡，已故的前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站在兩廳院廣場上的舞台，背對著鏡頭，正在演講，台下爆滿的群眾，專注地望著演講者，遠處，中正紀念堂大門上「大中至正」四個大字，清晰可見。
這張黑白照片，勝過轉型正義的千言萬語，不是麼？何須嘮嘮絮絮地強說轉型正義？
已故的前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站在兩廳院廣場上的舞台演講。（作者翻攝）
轉進一旁的展廳，展覽內容分別標記著:「言論箝制體制的形成」、「1945-1949 臺灣媒體浩劫與四六事件」、「1950年代 《自由中國》與不分省籍的奮戰」、「1960年代 言論窒息下無畏的身影」、「1970、1980年代 黨外集體行動的挫折與突圍」、「1987-1992 最後一哩路的犧牲與衝撞」。無暇仔細瀏覽，匆匆看過，昔日讀過的歷史、親身經歷的畫面，一幕幕翻過。
二戰期間，自由民主國家如美國者，實施戒嚴，管制言論，甚至將移民圈進集中營，何來自由？1945，二戰結束，為防範法西斯死灰復燃、阻絕共黨勢力，各國莫不箝制言論，同一時期，台灣光復，百廢待舉，通貨膨脹，宵小蠢動，師法西方盟國管制言論，難謂失當。後人如何能以今日標準，怨懟70多年前剛剛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
《自由中國》之後，爭取言論自由的奮戰，不再有外省朋友的身影了？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沈君山的調和鼎鼐的身影，不見了!傅正、楊國樞、胡佛、張忠棟、尉天驄、他們辛勤播種自由、耕耘民主的故事，全部抹去了!就連李敖、柏楊的民主呼籲，也只是若隱若現。台灣的民主轉型、政黨輪替，彷彿全歸功於主辦黨外雜誌、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和自焚的鄭南榕了。
如果蔣介石真如他們所說的，是殘酷的專制暴君，那麼，蔣介石掌權時，敢於挺身而出爭取言論自由的鬥士，他們的勇氣和對民主自由信念的執著，應該遠勝於日後小蔣當家時那些辦政論雜誌、從事街頭抗爭的人們吧？
自由的靈魂？展廳裡的文字、圖片和影音，卻不曾告訴觀眾，那些曾經對抗獨裁者的自由的靈魂，有多少墮落成了貪婪的靈魂？也未曾告訴觀眾，他們模仿曾經對抗過的獨裁者，青出於藍更勝於藍地箝制言論，製造族群仇恨，還享盡了榮華富貴。
漫遊中正紀念堂，思想起這些年關於紀念堂存廢轉型的種切爭議，無奈也覺無聊。歷史，從來就是選擇性的記憶，從來就是當權者的驕傲的樂章。儘管如此，歷史的反諷和反噬，也從來沒少過。
走過「一鞋入魂—倫敦設計博物館潮鞋特展」海報下方，忽發奇想:為什麼我們不能試著用藝術的眼光來看待這座建築物？一堂入魂，入了政治魂，何時能擺脫過往的糾纏，往前看？這一紀念堂，入了建築和表演藝術魂，入了觀光旅遊休閒魂，入了尋常百姓的生活魂，不也可以是大庇天下男女老少的樂園，讓人們享受靜謐的清晨與午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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