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劍，一劍既出就接二連三，繼2009年出版《盛世：中國，2013》、2013年出版《裸命》，香港作家陳冠中今年再以《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被喻為「新中國三部曲」而引發討論。三部曲顯然無法滿足陳冠中的創作欲望，長居北京已十五年的陳冠中，在新作出版後，立刻已經開始構思「四部曲」，依舊以中國─北京為架構。
儘管他的書在中國始終無法出版，但是，中國有太多故事可寫，現實甚至比小說更精采，他還是要留在中國大陸，繼續寫下去，而且，義無反顧以寫小說為志業，「因為小說筆法可以有不同的切入點」。
陳冠中是香港知名作家，生於上海，長於香港，曾經在台居住六年，這六年中他製作電視節目，曾邀張大春和平路，各寫十集前總統李登輝的故事，張大春交了稿最終成書《撒謊的信徒》，「但沒拍成。」平路沒交稿。最後陳冠中自己寫了《總統的故事》也以此拍成劇，不過選前沒能播，選後再播沒引起太多迴響，這個故事由皇冠出版，平實敘述李登輝擔任總統前的種種。和陳冠中其他作品風格差距甚遠。但多少反應他以「當代」為書寫標的的偏好。
在台灣有一種寂寞：被世界遺忘
在台北六年，後面兩年其實沒啥事好做，「台北太舒服了，捨不得走。」2000年他鐵了心要離開，「在台灣有一種寂寞，覺得被世界遺忘，台灣這麼愛世界，世界卻忘了台灣。」陳冠中說，那個時候他有強烈的欲望要寫中國，都說中國崛起，「但我在台灣寫不了中國大陸。」這一去，中間儘管仍有若干作品，但都不是他心目中的「小說」，其中焦慮不足為外人道，直到《盛世》完稿，當時他已近六十歲，「我大大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確定自己寫得出來。」
緊接著，就是以西藏為背景的《裸命》，在這十年出頭的時間裡，「大陸多少窮人轉眼變富豪，這發財的十年啊，我卻憋著一口氣要當小說家。」陳冠中的笑裡彷彿有感嘆，更多的卻是堅定，「既然寫出來了，我就決定好好寫，不再悠來幌去，我的故事對年輕人而言，多勵志啊，起步這麼晚，沒有問題，還是做得到。張愛玲說『成名要趁早』，也就只有一個張愛玲，我們晚一點，沒關係。」
移居北京寫小說卻不能出版：簡直是悲劇
落腳北京立志寫中國，結果他的書沒有一本能在中國出版，不只是遺憾，「這簡直是悲劇。」陳冠中自我嘲諷，「我的理想讀者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偏偏他們看不到。」《盛世》在台灣出版後，有長達半年的時間，簡體版在大陸網路流傳散佈，「一毛版稅都沒有，但在知識圈擴散得還不錯，《裸命》和《建豐二年》就弱一點。」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大陸網管趨嚴，控制傳佈也罷，還算不準其中政治風險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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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的中國三部曲：《盛世》、《裸命》和《建豐二年》。（均為麥田出版）
《盛世》預言年份在2013，書中所述迄今合拍，起手筆「消失的一個月」，直入虛實異境，其實正是世界與中國的對映，寫作時的2008年北京奧運，「盛世中國」成形，而全球金融海嘯打得世界經濟奄奄一息，當人們充滿盛世幸福感的同時，可以對周遭的大事小事慘事視而不見，中國消失的豈只是一個月，而是一代國民的集體記憶。附帶一提他的神來一筆，曾經在台灣收購媒體引發爭議的旺旺集團，小說中併購的是美國全國咖啡連鎖店星巴克，真讓中國露頭露臉。
《裸命》更嗆，在激烈赤裸的性愛之外，藉著主角 、藏族青年強巴的多重身份：母女兩代的情人、動保志工、維穩賓館保安、代人頂案的落跑者，串起中國發生的「現世新聞」：從關押上訪者的黑監獄、藏族僧侶自焚事件、微博救狗、進藏公路對藏人設立的層層關卡、乃至漢藏衝突，全部涵括其中。而性愛到底是不是一種隱喻？有操縱有依賴，有尊嚴有屈辱，有快感有折磨、有愛當然就有恨，陳冠中坦言，「可能是，但我不這麼強調，漢藏關係太複雜了。」
這樣的小說題材，不必想像就知道肯定不能在中國出版，甚至難免不安，會不會出什麼事？「但想到了題材開始書寫，就不可能牽就（政治或壓力）著寫，年紀都這麼大了，若還牽就著寫，何必呢？」陳冠中笑笑，「或許下一本就不那麼敏感了，只是巧不巧，連續三本都敏感。」
建豐二年，大筆一揮讓毛澤東死於西伯利亞
對「當代」有著強烈興趣的陳冠中，出手能不敏感嗎？《建豐二年》不但讓國共兩黨政權易幟，還把虛構中的1949年敗逃之毛澤東，大筆一揮就送到了西伯利亞且老死於冰天雪地之境；他還讓反對國民黨、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哲學家、第三勢力、民盟領袖之一、慘死在秦城監獄的張東蓀老人，有滋有味到了香港調景嶺多活三年，以見證其言不虛；而文革期間含冤自沈於太平湖的老舍，其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寫八萬字就被迫停筆，陳冠中不但讓老舍以一百一十八萬字完成大作，還讓他如願獲得該年諾貝爾文學獎；讀來果然解氣。
由是也知作家果然有其好惡，擇人生擇人死，「烏有史」的難度在於，選擇哪類真實之事件或人物，置入虛構中而順理成章，陳冠中選了七個人物，架構出這烏有史，包括我們熟悉的孫立人，以及香港船王董浩雲，而其中情節多與事實合拍，兩蔣在台灣實施的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等土地改革，移境至中國大陸也不勉強，至於「樹森與歐梵」一節則是作家對文學的情有獨鍾，編派起來自是得心應手。
「建豐」是蔣經國的字，建豐二年設定的是1979年，這一年在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關鍵年─美麗島事件，在大陸同樣有西單民主牆事件，魏京生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大字報；小說裡電工京生 「電工京生再貼小字報，暗喻少總統是新獨裁者」，這也算是一種平行時空的交疊吧。不過，小說中的「美麗台客情食堂叛亂滋事事件」卻留下兩個方案待解，讓讀者迫不及待想像，當現實中的「美麗島事件」，進入烏有史中位於北平的「美麗台客情食堂事件」，會有什麼同與不同的結局？「沒有了！我寫不出來了！」陳冠中兩手一攤，誠實地咧嘴笑著。
中華民國在大陸，肯定不會有文革
小說寫不出來，不過，選擇「建豐同志」總有作家自己的評價吧？陳冠中持平而論，「前半段，後半段，大大不一樣。」他認為，蔣經國在擔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就漸漸走出緩進趨向民主的步驟，值得肯定，至於前半段集軍情大權於一身的殘酷手段，也是無法抹滅的惡績。但論如何，若國民黨在1946年的東北戰場勝利，至於在軍事上一路敗逃到台灣，「中國大陸當不會有後來的大躍進、大饑荒、乃至更慘的文化大革命！國民黨做不出這樣的事！」
三部烏有史，有中國、有西藏、有台灣，第四部該輪到他最熟悉的香港了吧？陳冠中搖搖頭，「我寫不出香港，我離開香港已經這麼多年了，我已經抓不到『當代』的香港，我寫還是寫70年代、80年代的香港，我不想。」他依舊選定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現實比虛構更精采荒誕的中國、北京。在「盛世中國」做一個小說家，很難享受「盛世幸福感」，然而，有紀律的寫作卻讓他完全滿足，為了寫小說，陳冠中甚至改變多年夜貓子的習慣，每天早上至少書寫二、三小時，直到小說完成前絕不間斷，「中國」是他創作的泉源，儘管也得承受風險，這風險應該讓他興奮，第四部烏有新中國或許不會讓我們等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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