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一個於午夜建國的國家。然而在我生死交關時，時間不過剛過正午。
一年前我離家去上學後，就再也沒回家了。我被塔利班分子開槍擊中，接著我在失去意識的情況下被飛機載離巴基斯坦。有些人說我再也不會返回故鄉了，但我心裡確信我一定會回去的。沒有人願意被迫離開心愛的祖國。
現在，每天早上當我睜開雙眼，我渴望能見到放滿我的物品的那個舊房間，有我滿地的衣服，還有架上陳列著學校頒發的獎狀。但是我卻是身在一個跟我親愛的祖國巴基斯坦、我的故鄉史瓦特河谷有五個小時時差的國家。你能想像的便利這裡一應俱全。每個水龍頭都有自來水，冷熱水任君選擇；不論晝夜，控制燈光只需要按下開關，不需要用油燈；也不需要先去市集搬瓦斯桶回來接煮飯用的爐子。這裡的一切都非常現代，甚至只要拆開包裝就有熟食可吃。
當我站在窗邊往外看，能看見高樓大廈，長長的道路上，車陣井然有序地移動著。樹叢和草皮都修剪得整整齊齊，還有平坦的人行道供人行走。我閉上眼睛，有那麼一刻我像是回到我的河谷了——山頭白雪靄靄的高山、綠意盎然的原野還有湛藍的河流——一想到史瓦特的人們，我的心就會愉快地微笑。我的心思帶著我回到學校，和我的老師還有同學團聚。我見到我最好的朋友莫妮芭，我們坐下來一起聊天談笑，好像我從沒離開過一樣。
一切都在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這天改變了。這天並不是什麼太美好的日子，因為剛好是學校的大考日，不過書呆子如我，我並不像有些同學感覺考試是什麼大事。
那天早上我們一如往常搭著色彩繽紛、噴著廢氣的黃包車隊，每臺車上擠著五到六個女孩子，來到狹窄泥濘的哈吉巴巴路。自從塔利班時期以來，我們的學校不能再有任何標誌，隔著伐木場的白牆裡，銅製的大門上毫無裝飾，讓人看不出圍牆內有著什麼東西。
對我們女孩子來說，那扇門就像是一道魔法之門，通往我們專屬的世界。我們魚貫進入後，便立刻揭開頭紗，就像清風把雲朵吹開，好讓陽光可以灑落一樣，接著我們會快步走上樓梯。樓梯上方是一個開放的庭院，有好幾扇門通往不同的教室。我們把書包留在教室裡，然後在天空下聚集進行早禱。我們背對著群山立正。一個女孩發號施令：「Assaan bash!」就是「稍息！」然後我們的鞋跟相扣，答應道「真主阿拉！」接著她說：「Hoo she yar!」也就是「注意！」，我們會再次鞋跟相扣答道「真主阿拉！」
這間學校是我父親在我出生前創辦的，上方的牆面用紅色與白色的顏料驕傲地漆上「卡須爾學校」。十五歲的我們念九年級的課程，每個星期有六個早上要去上學，背誦化學公式或學習烏爾都語（Urdu）文法；用英文格言像是「欲速則不達」寫故事，或是畫血液循環的圖表——我大多數的同學都想成為醫生。實在很難想像誰會把這樣的事看成是一種威脅。然而學校的門外，不只是有史瓦特的主要城鎮明戈拉的吵雜和瘋狂，還有許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樣，認為女孩子不應該上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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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早上一如往常。因為是大考期間，所以上學時間只稍稍比平常晚了一點，不是八點，而是九點，這樣蠻好的，因為我不喜歡早起，而我就可以睡到雞鳴和宣禮人早禱的呼喚聲過後再起床。我父親一開始會試著叫我起床。「該起床了，Jani Mun。」他會這樣說。這在波斯語裡是「靈魂伴侶」的意思，他每天早上都這樣叫我。「再幾分鐘嘛，爸爸（Aba），拜託。」我會這麼央求他，然後再往被子裡鑽得更深。然後我母親就會過來，她會喊道「Pisho」，這是「貓咪」的意思，是她呼喚我的方式。這時候我就會發現時間已經晚了，然後大叫「我的嫂嫂（Bhabi）啊，我要遲到了！」在我們的文化裡，每個男人都是你的「兄弟」，每個女人都是你的「姊妹」，這就是我們看待彼此的方式。當我父親第一次帶他的妻子到學校裡的時候，所有老師都稱她為「嫂嫂」或「bhabi」。至此之後，她就有了這個稱號。現在我們大家都叫她嫂嫂。
我長形的房間位在我們家最前方，裡面僅有的家具是一張床和一個櫥櫃，這個櫥櫃是用我在替河谷地區爭取和平與女性受教權時所獲得的獎金買下來的。其中有幾格架上，放滿了我在班上得到第一名的金色塑膠獎杯和獎牌。我只有兩次沒拿到第一名，這兩次是被我班上的對手瑪麗克．愛奴兒打敗的。我已經下定決心不讓這事再次發生。
學校離我家不遠，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學，但從去年開始，我跟著其他女孩一起搭黃包車上學，再搭公車回家。這段路程只有五分鐘的時間，穿越惡臭的小溪，經過一個巨型看板，看板上是哈滿亞醫生植髮中心的廣告，我們其中一位禿頭男老師突然開始長出頭髮時，我們都笑說他一定是去了那家植髮中心。我喜歡搭公車，這樣就不會因為走路而流了滿身大汗，而且我還可以與朋友聊天，和司機烏西曼阿里聊八卦，我們都叫他「Bhai Jan」就是「哥哥」的意思。他總講些瘋癲的故事逗得我們大笑。
我開始搭公車是因為我的母親不敢讓我獨自走在路上。我們一年到頭都被人威脅。有些登在報上，有些是其他人傳來的小紙條或留言。我的母親很擔心我，但塔利班分子從沒特別針對過一個小女孩。我更擔心的是塔利班分子會把我父親設為攻擊的目標，因為他總是發言反抗他們。我父親的密友，同時也是他抗爭的戰友扎西德．汗，八月時在前往祈禱的路上，臉部中槍，我知道大家都跟我父親說：「小心點，否則下一個就是你了。」
我們家這條街道，車子無法開進，所以我回家時，會在馬路旁的小溪邊下車，穿過一道上鎖的鐵柵門，然後再走一段階梯。我總覺得如果有人要攻擊我，肯定是在階梯上。我和我父親一樣是個愛幻想的人，有時候在課堂上我的心思會飄走，然後我就會想像回家時，在那段階梯上會有恐怖分子跳出來朝我開槍。我預想著我會怎麼反應。也許我會脫下鞋子來打他，但我想如果我這麼做了，我和恐怖分子又有什麼兩樣呢？最好還是央求饒命：「好吧，要開槍你就開吧，但請先聽我說完。你這麼做是不對的。我不是針對你，我只是希望每個女孩子都可以去上學而已。」
我並不害怕，但我也開始會在晚上睡覺前去確認大門是否有鎖好，並問真主，人死後會發生什麼事。我什麼事都會告訴我最好的朋友莫妮芭。我們從小就住在同一條街上，而且從小學開始就一直是好朋友，我們分享彼此的一切，像是小賈斯丁的歌和《暮光之城》的電影，還有最好的亮顏面霜。她的夢想是成為時尚設計師，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絕對不會同意的，所以她告訴大家她想當醫生。在我們的社會裡，女孩子若真有機會工作，也很難能從事老師或醫生以外的職業。我則不同——我從未隱瞞當我從想當醫生，變成想當發明家或政治家的念頭。若有什麼事情不對勁，莫妮芭總是能發覺。「別擔心，」我跟她說，「塔利班分子從沒針對過一個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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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公車來的時候，我們用跑的下階梯。其他女孩子在走出門之前就會先用面紗把頭包好，接著才爬上公車的後方。公車其實是我們說的貨車（dyna），一臺白色豐田TownAce卡車，上面裝了三條平行的長椅，車廂內兩旁各有一條，另一條在中央。車上擠著二十個女學生和三個老師。我當時坐在左邊，莫妮芭和另一個小我們一年級的女孩，夏息雅．拉姆贊分別坐在我的兩側，我們手上抱著大考的資料夾，書包則放在腳下。
在那之後的事，我都有點模糊了。我記得卡車裡又熱又黏。天涼的日子遲來了，只有在很遠的興都庫什山脈上覆蓋了一層薄薄的白雪。我們坐的後座沒有窗戶，只蓋上了時不時會飄開的塑膠布，塑膠布嚴重發黃，上面還滿布塵土，沒辦法看到外面。我們只能從開放的車廂後頭看見一些藍天的痕跡和一瞥太陽，在那個時候，太陽像個黃色球體，漂浮在漫天的風沙之中。
我記得公車一如往常在大路上的檢查哨右轉，經過廢棄的板球場。然後我就不記得任何事情了。
在我對自己被開槍攻擊的想像裡，我的父親也在公車上，他也跟我一起中槍了，到處都是人，我四處尋找我的父親。
而事實是我們的車突然停了。在我們左手邊是長滿雜草的希爾．穆罕默德．汗的墓園，他是史瓦特第一任經濟部長。右手邊是零食工廠。我們應該在離檢查哨不超過兩百公尺遠的地方。
我們看不見前方，但一個留著大鬍子、穿著淺色服裝的年輕男子站在車身前方，揮手示意要車子停下。
「這是卡須爾學校的校車嗎？」他問司機。學校的名字就寫在車身上，烏西曼大哥心想這是什麼蠢問題。「是的。」他說。
他說話的時候，另一名穿著白色上衣的男子走到車身後方。「妳看，又是記者來要求採訪了。」莫妮芭說。自從我開始跟著父親在幾個活動上爭取女性受教權和抗議像塔利班分子這一類的人想把我們隱藏起來的事之後，便常常有記者來訪，甚至還有外國人，但是從沒像這樣找到路邊來的。
那個男子戴著一頂寬沿帽，拿著手帕掩蓋口鼻，好像他得了流感一樣。他看起來像是個大學生。接著他一躍跳上車尾，直接往我們靠過來。
沒有人開口，但好幾個女孩望向我的方向。我是唯一沒有把臉包裹起來的女孩。
這時候他舉起一把黑色手槍。我後來才知道那是一把柯爾特45型自動手槍。幾個女孩放聲尖叫。莫妮芭告訴我，我當時緊緊捏著她的手。
我的朋友們說，那個男子開了三槍，一槍接著一槍。第一槍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彈從左耳射出。我往前癱倒在莫妮芭身上，鮮血從我的左耳流出，所以另外兩發子彈擊中了我身邊的女孩。有一槍打中夏息雅的左手。第三槍從卡內．麗雅茲的左肩進入她的右上臂。
等我們到醫院時，我的一頭長髮還有莫妮芭的大腿已經滿是鮮血。
＊作者馬拉拉．優薩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遭塔利班攻擊倖存的女孩，致力女性受教育運動。克莉絲汀娜．拉姆Christina Lamb，是世界領先的國外戰地記者之一。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我是馬拉拉》（十週年版，愛米粒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