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的周末，香港西九龍一個非政府組織（ＮＧＯ）社會創新中心有場影片首映會，放映的是紀錄片導演江瓊珠的作品《我們在此相遇》。江瓊珠記錄過菜園村反高鐵等社會運動，而這部片子的主角是四位參與社會實踐的華人，有在印尼，有在馬來西亞，有人在香港，其中一位主角是當天也到場的陳允中。
爆滿的首映會來了許多陳允中的朋友，因為他即將離開香港，許多人來跟他道別。陳允中要到台灣學佛兩年——其實不知道是該說「到」還是「回」台灣，就像江瓊珠影片的主角們都有跨國生活經驗，陳允中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華人，在台灣的台大機械系、城鄉所念書，再到美國拿博士，之後到香港教書，而且投入香港社會運動。
陳允中輸出台灣社運經驗
社運對陳允中並不陌生，在一九九○年他就在台灣近身觀察很多運動。二○○六年港府因中區填海工程，要拆除維多利亞港近半世紀歷史的天星碼頭，引發古蹟保護抗爭。拆遷工程進行中，幾個年輕人衝進工地抗議。這一衝，也為往後十年香港社會政治發展衝出一條新路。
陳允中是馬來西亞華人，在香港教書，投入香港社會運動。（郭宏治攝）
衝進去的年輕人中一位叫朱凱迪，也就是去年立法會選舉全港「票王」。當時二十九歲的朱凱迪組織一群「八十後」年輕人成立工作坊，運籌抗爭規畫，他找來陳允中幫忙。陳允中就把他在台灣瞭解到的社運經驗傳授給這批香港社運新鮮人——不要以為香港反抗運動向台灣取經始於太陽花或時代力量，陳允中早了七、八年。天星碼頭抗爭失敗了，但之後是抗爭更久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接下來是牽動中港經濟一體化神經、反對興建高鐵迫遷農戶的菜園村保衛運動。陳允中、朱凱迪與那群「八十後」年輕人成立「土地正義聯盟」，開拓出香港草根社區運動空間。之後，他們關切新界東北開發案——這又是個配合港粵經濟一體化的開發計畫，而朱凱迪也長期在新界元朗八鄉，深入挖掘地產開發利益，甚至惹來死亡恐嚇。「這種都市空間運動是新的，以前香港只有階級性的勞工運動與民主運動。這個運動從天星碼頭走到東北開發，最後進入了主流政治。」陳允中回顧這十年運動軌跡。
衝進天星碼頭改變朱凱迪
香港回歸二十年，前十年與後十年的政治社會運動發展迥異。黃之鋒說，這是年輕人站出來改變了社會文化，「從朱凱迪那一代出來推動天星碼頭運動，推動本土認同。到我們這一代的反國教運動，開始瞭解中國因素，進而推動民主改革，要命運自決。這個脈絡都是從朱凱迪那一代開始，香港人也因此有了身分認同，而這種認同不是排外的，是把對地方的情感投放到運動。」一二年，十六歲的黃之鋒帶領「學民思潮」掀起十二萬人「反愛國教育洗腦」抗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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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二十年來自己的轉變，朱凱迪說，前十年香港對他而言是不確定而模糊，只知道有個一國兩制，還有個民主運動。「但在政治上沒讓我覺得能建立政治主體，一切都像是被安排的。那一代人覺得不需要參與政治，香港人反而是有種國際面向，所以我去當記者跑國際新聞。」跑了三年國際新聞回來，朱凱迪投入社運，也改變了自己對香港的認知，「後十年讓我有一種情感的投入，發現原來可以去改造政治。」他自我省視發現，原來自己是在殖民地政治架構下成長，「即使在最小的事情上，也從來沒有把握住決定權。」朱凱迪說，衝進天星碼頭那刻對他非常重要，「一種拿回一個東西的感覺，能發揮的能量非常強。」他說，之後不斷學習什麼是香港的殖民體制，「而北京承繼這個殖民體制，也決定了香港民主政治發展，讓香港失去很多發展可能。」「香港統治精英有一種心態，覺得自己在統治香港，你們永遠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怎麼玩的。北京也是繼承這套。」朱凱迪舉例說，政治精英只關心都市而不關心鄉郊，「因為鄉郊是體現殖民體制最強的」。而他去觸及這一塊殖民體制最牢固的危險地帶，卻遇到生命威脅。朱凱迪的社會政治實踐就是種「解殖」過程，他認為，如果未看清香港留存的殖民體制，「即使北京給我們雙普選也是假的」。
新移民羅冠聰成為最年輕議員
比朱凱迪小一世代的羅冠聰，二十三歲，還是大學生，也是立法會最年輕議員，他說：「主權移交二十年，我們覺得沒什麼好慶祝。經濟、人權與自由都倒退。」，六歲才從廣東來到香港，父母是藍領、從小在公共屋村長大，這讓他對貧富、經濟社會變遷很敏感。「我是在中港矛盾的背景下建立社會意識的。」羅冠聰說，看到過去生活的社區裡，小商場變成了連鎖大商場，也逐漸瞭解到，政治結構與中國、香港本地的資本家緊密連結。
羅冠聰的政治參與很晚，始於「佔中」運動。當時他代表嶺南大學學生會參加佔中三子辦的審議商討，不到半年就發生占領中環。他說雨傘運動「開啟了一個大型非暴力抗爭的可能，人性的美麗在這個事件當中得到確認，這些是很寶貴的城市文化經驗，需要傳承。」之後擔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會長時，正逢本土派最興旺之際，學聯因為路線問題面臨各學校退聯危機，「我也被罵很慘！」羅冠聰說。學聯卸任後與黃之鋒等人成立香港眾志參選，是「希望傳承雨傘精神，不想讓本土右派拿到詮釋權。」因為黃之鋒年紀不符參選資格，眾志就由羅冠聰代表參選並順利當選。他笑說，如今在議場中是「一人黨」。
楊岳橋扛泛民續命重責
「一人黨」的羅冠聰與獨立身分參選的朱凱迪，是回歸後十年間兩個世代社運進入主流政治的代表，而三十六歲的楊岳橋則是傳統泛民主派新生代的代表。
公民黨知識精英色彩較強，楊岳橋溫和穩健中帶著犀利與批判，一付開明精英形象。在特首選舉中支持曾俊華，在立法會中關切科技產業政策，也想著怎麼用「智慧城市」新科技結合老人照護的社福。傳統泛民主派受到選民支持日漸減少，且在近年重要政治社會議題中失去主導性。楊岳橋這類年輕精英也承擔著泛民續命重責，而從新界東補選的結果可看出，選民在保守到激進的光譜間，還是信任中間溫和的他。從佔中以來，民眾對民主改革期待受挫，民主派氣勢略顯低迷，對此楊岳橋說：「去年選舉，香港人已經給了我們最大機會。直選七十席中非北京派拿了三十席，泛民在功能界別選舉也從沒有這麼高過的。」他樂觀看未來，要用在議會的表現說服選民，「就算這是個太監立法會，我們還是發揮了最大功能。」一六年選舉中許多非建制派年輕人出頭，對此，建制派民建聯元老、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平常心看待。他舉○三年選舉為例，當年泛民也有很多年輕人以「踢走保皇黨」為號召而當選，讓建制派掉很多席，不過「很多年輕人當了一任就沒有了，下屆我們又全又拿回來。」羅冠聰、朱凱迪發現立法會還是有發揮空間，都很重視公共政策與財政的審查，也讓政府倍感壓力。朱凱迪說，以前民主派不重視公共財政，他現在聚焦在一些與環境有關的工程，並爭取建制派在各別議題上支持。「我大概是民主派中與建制派最友好的議員，我遊說他們讓立法會更有權力監督政府。」
跳出香港框架看香港
崛起自社運，所以也不會放棄社區經營。現在黃之鋒的頭銜是「羅冠聰議員辦事處社區服務幹事」，除了到各國國會遊說、來台灣搞「台港國會連線」，每周有四天在基層服務處，教民眾怎麼填表申請政府補助金、組織民眾參與社區發展規畫，做這類「以前大家覺得只有朱凱迪會搞，羅冠聰、黃之鋒不會搞」的事。「我不是只會很離地飛來飛去，若要談命運自主，這些社區工作是很有意義的。」他說自己還在向朱凱迪學習社區工作。
朱凱迪想得更遠，他說，若談問題只聚焦香港，就會導向自決、獨立等議題，「但這些很難發展，因為香港人口是處於延續移民狀態，認同很複雜……」他要跳出香港，重新去想香港與中國政治關係。當中國透過一帶一路發展在亞洲的版圖時，香港也可以因此找到亞洲各地新的結盟者，「香港是在中國裡面可以公開反對一帶一路、亞投行的，還可以在議會表決反對。」最近中國外逃富商郭文貴很多爆料案和香港有關，這讓他想到，香港議會可以變成調查中國貪腐的核心平台，「議會可以要那些有香港身分的中國國企負責人、富二代來作證。」
能玩先玩，十年後也許都不能玩
黃之鋒還在思考著，雨傘運動失敗後，有沒有可能動員更大能量、做更大規模抗爭；而朱凱迪則說：「如果『雨傘』之後還以為有多少人上街就有動能，那是自欺欺人；結構變了，典範變了。」朱凱迪舉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為例，「他想在他們那代就把香港問題解決掉，在布署透過選舉讓北京感到真正威脅，進而藉此要求北京進行有關民主的終極談判，談判不了就二次佔中。這個思考可能把政治能量都消耗掉。」從最基層的社區到中國帝國的國際擴張，朱凱迪想著如何讓香港成為影響中國政治的中心。「現在是低潮，但也是打開不同路徑的機會。可以玩的就先玩，十年以後也許什麼都不能玩。」香港民主年輕一代新血，在九七回歸的第二個十年受政治啟蒙，他們改變了香港政治，面對五十年大限的後三十年，他們正在為香港尋找新出路。
黃之鋒：帶12萬人上街的高中生出生∣1996年現職∣現任香港眾志秘書長、香港公開大學學生經歷∣曾任高中生學運團體「學民思潮」召集人，領導12萬人反國教抗爭。學民思潮於2014年9月26日發動中學生罷課，晚上罷課集會結束後，黃之鋒帶領群眾衝入政府總部前「公民廣場」，引爆雨傘運動。
楊岳橋：海歸參政泛民新生代出生∣1981年現職∣執業大律師、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兼黨魁經歷∣1997回歸前舉家已先移民加拿大，回歸前10年，在加拿大、中國與英國等地念書。曾趁暑假回港，為現在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助選。2006年回香港取得大律師資格，11年加入公民黨並當選區議會議員，隔年參選立法會失利。後於2016年2月的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中當選，接著在9月連任成功。
朱凱廸：從社運領袖到票王出生∣1977年現職∣香港立法會議員、土地正義聯盟成員經歷∣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曾任《明報》記者，2003年以自由記者身分前往阿富汗採訪。2006年回港後於陸續參與、領導保衛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抗爭、反高鐵運動、反東北開發計畫，揭露新界鄉郊非法傾倒棄物與土地開發問題。2016年以獨立身分在新界西區參選立法會議員，以全港最高票84,121票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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