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文化強調蓋棺論定，政治人物尤其看重死後組織對自己的評價。然而，如果我們把蓋棺論定理解為從歷史的角度去評判一個政治人物生前身後的功過及其影響，會和官方的評價——後者一般是溢美之詞——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顛倒過來。
剛剛去世的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得到了中國當局非常高的讚譽，稱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比肩鄧小平。習近平如此抬高江的背後用意暫且不論，問題在於，即便從黨的角度來說，江是否有資格得到這麼高的評價，他對中共留下的政治遺產究竟促進了歷史進步，還是要為中國今天的現狀負相當責任？
從毛到習的中共五代領導人中，江稱得上是個轉折性人物。毛鄧是職業革命家，從江開始，中共領導人變成技術官僚——我說的技術官僚指的是官員的專業背景和專業能力，他和之後的胡錦濤都出身技術官員。習雖然不是搞技術出身，並再次強調領導幹部的革命化，但在中共領導層，技術官僚仍占主導。轉折性還體現在最高領導人更替的和平交權，建立了一套交接的程序和規範。
江是在六四學生運動被鎮壓後的特定環境下上台的。這讓世人也包括他自己都認為他會是一個過渡領導人，臨時替元老們看管總書記的職位，以致處事施政不得不格外小心，用他後來的話說，「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這一「過渡」就是13年，若加上他在總書記位上退下後還擔任軍委主席三年，行監國之責，實際統治中國16年。可以把江的這段時期分為兩個階段，1994年前的5年，江雖貴為總書記，實際處於小媳婦的地位，被元老們看管；1994年之後，隨著鄧、陳等元老年紀漸大健康漸差或者已故，以及他也在高層培植自身勢力，基本擺脫了元老們的約束，迎來了統治意義上的「江時代」。
在江主政的十多年裡，用前花旗銀行董事、江傳記作者、美國人庫恩的話說，他將中國從一個「因天安門事件而動盪不安的國家轉變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發動機和商業文化中心，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和開放的國家」。江推行了經濟和國企改革，在中國建立起了初步的市場經濟，加入了WTO，為中國鎖定了開放之路；允許資本家入黨，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推動了黨內民主的一定發展，擴大了社會的自由。這些當然不主要是江一人所為，但作為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他還是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具體來說，江給中共和中國留下了以下幾方面的政治遺產：
其一，江時期激進的國企改革尤其「抓大放小」， 為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準備了條件；他排除干擾加入WTO，讓中國走向全面的經濟開放和全球化，與世界經濟體系融為一體。89年之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開放還只處在初步階段，92年之後，引入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放進入一個全新階段，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在此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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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一時期的改革開放也製造了大量問題，主要是國企的休克療法式改革，買斷工人工齡，將他們掃地出廠，雖然提高了整體的經濟效率，可也造成了通貨膨脹和嚴重失業。而留著社會主義尾巴的國家幹預式的市場經濟，充其量只能稱為半市場經濟，造成社會兩級分化，權力成為造富工具。
其二，江對中共的最大貢獻，也是他留給黨的最大政治遺產，是他的「三個代表」思想，改造和拓寬了中共的階級基礎，使中共從建黨之初就堅持的工農無產階級政黨變成了事實上的全民黨、精英黨和有產階級政黨。江有把中共在他手上實現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的想法，但這需要改造黨的理論和階級基礎。所謂改革，說到底是讓私營經濟名正言順，成為和國有經濟並駕齊驅的第二支力量，如果不從理論上解決資本家入黨問題，將會把這個本來是黨的支持力量變成異己力量，不利穩固中共統治。
雖然「三個代表」思想為中共拓展了政治根基，標誌著中共從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向精英政黨轉變，但江要讓中共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的目的未能達到。原因在於，成為執政黨不僅要放棄革命黨的思維，更要放棄革命黨的統治方式及其利益，而以江的權威是做不到這點的。另外，黨在理論上不再代表工農利益，也使得佔人口多數的工農，其政治地位進一步邊緣化。
其三，專制政權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是最高權力的和平交接，由於找不到一種制度化的權力交接方式，容易導致交接過程充滿陰謀、暴力乃至謀殺，鄧未能解決這一問題。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和平交權，是在江手上實現的，並為此建立了一套程序和機制。這是他對中共的另一貢獻。
不過，江在為中共關上終身製大門的同時，也為老人干政開了一扇窗，他沒有如期把最重要的軍委主席一職交給胡。在這一點上，他甚至不如鄧做得好。鄧時代的老人干政某種程度上有它不得已成分。因為文革摧毀了中共的干部體系，改革之初，幹部青黃不接，需要一大批在文革中靠邊站的老幹部出來工作。但江在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後，嚐到做婆婆的滋味不想到點全部放權，繼承老人干政的傳統並使之在後鄧時代變得更嚴重，最後把習推上了總書記的職位，從今天來看，這是他最大的敗筆。
其四，江促進了中國政治的派係時代，本來有機會把中共導向黨內民主。黨內派系在毛鄧時期就存在，但由於他們個人的權威，實際成為所有派系的共主，江沒有這兩人的權威，就只能承認不同派系的利益並為派係政治建立遊戲規則。
在中國，黨太強大，要從社會開啟民主太難，容易遭到黨的扼殺，而如果黨內存在不同力量的派系，它們互相競爭，是有可能慢慢發育成黨內競爭的一套正式規則從而導向民主。在江後期，理論家們鼓吹黨內民主，由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江也接受了這個說法。但派係政治的失衡，江派太強，其他派系太弱，以及改革出現的利益集團化，尤其黨內一個個的紅色家族還沒榨乾改革的利益，不想過快民主化損害自身利益，以及黨本身的集中製強調最高權力的唯一性，致使黨內民主的實踐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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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儘管江把禁止軍隊經商作為他任內的三大政績之一，但事實上中共腐敗在江時期全面爆發，全民經商實際就是全民腐敗，尤其國企的私有化製造了腐敗盛宴，導致習後來能夠成功利用反腐建立起他的極權統治。此外，江對底層抗議，民間政治異己力量、宗教自由以及威脅中共統治的維權行動的打壓，同樣毫不手軟。這方面的代表性例子，就是他鎮壓了法輪功。
江的上述政治遺產，好壞交織，難徹底分開。這讓人們對他的評價爭議不斷。如今，他的去世引起大眾緬懷，這當然是因為習政權的黑暗使人忍無可忍，以致在習之前的任何一個中共領導人時代，或許除了毛，在人們的記憶中都值得懷念。很多習的政治反對者希望在中國興起「白紙運動」的敏感時刻，江的去世能在中國引發一場大規模的對現政權的反抗，就像周恩來的去世引發四五運動以及胡耀邦的去世引發六四一樣。不過，冷靜觀察，這種期待大概率會落空。
首先，不像週、胡的去世顯得很突然，江是以96歲高齡正常去世的，之前曾多次傳出他病危消息，社會對此有預期；其次，當局給江的評價高得不能再高，安撫了被習打壓的江派，讓他們無從表達不滿；再次，江在世時並未獲得周、胡在世民眾近乎一致的好感，反如前所說，民間對他是兩極評價，分歧很大；復次，江也早已淡出公眾視線，中國今天舉白紙抗議的年輕人之前很多都沒聽說他的名字，無法建立起對他的情感認同；最後，相信當局對江去世可能出現的社會騷動做了相應預案。有鑑於此，即使有人想藉江的去世為這波社會抗議再添一把柴火，也難讓多數人響應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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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政治元老中，江的象徵符號意味最濃。就此而言，他的去世標誌著中國的老人政治傳統在習時代的徹底終結，也因此，他的政治影響力的完全消褪，亦是可以預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