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比《悲慘世界》更悲慘，在中國誰沒當過囚徒？

我一直很好奇，廖亦武與羅馬尼亞裔德國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uller）是如何成為好朋友的，當我讀完廖亦武和穆勒的大部分作品之後，很快就有了答案。原因很簡單，他們的作品的主題和本質是一致的：描述了比雨果的《悲慘世界》更悲慘的世界，譴責了某種陰森可怕的東方式的暴政——羅馬尼亞是吸血鬼德古拉的誕生地，而今日的中國是喪屍肆虐的帝國。

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在《歐洲暗影》一書中指出，穆勒的作品中充滿政治壓迫的影子，她以那些靜默無聲、殘酷而空寂的蕭瑟畫面令讀者感到心如刀割。她描繪的那個物質世界誠然鄉土而傳統，但毫無美感可言，也不具如何提升心靈的美學成分。在北愛爾蘭出身的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詩歌中，爛泥、農具和土造器物幾乎充盈感官意趣，但同樣這些元素在穆勒的作品中卻顯得冷酷無情——那些內心一片空白的男人，那些大聲尖叫的女人，甚至連水也是渾濁而堅硬的。卡普蘭感慨說：「壓迫不止於牢獄和行刑隊。壓迫也存在於更平凡而又更折磨人的繁瑣日常中，而穆勒忠實重構出這種感覺。」在廖亦武的新作《十八個囚犯與兩個香港人的越獄》中，我感受到同樣壓抑而混沌的氛圍：他採訪那些悲慘人物的路途與場景，是火柴盒式般醜陋的蘇聯風格的居民區，是污水橫流的街巷，是骯髒的四川茶館，是雜亂無章且昏暗的公寓，以及每天生活在其中的、生命熱情被耗盡的行屍走肉。

美國出版經紀人伯恩斯坦如此評價廖亦武的作品：「這是對中國監獄系統的全面調查，其範圍與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相當，作者花了二十年時間記錄了這些令人痛苦的敘述。」廖亦武的見證式的事業早已超過二十年，還將終其一生。他的採訪和寫作，既是揭露與批判，也是一個自我療愈和心理醫治的過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監獄，每個人都患有極權主義暴政造成的「監獄病」。《十八個囚徒和二個香港人的越獄》中的每一位主人公，都是廖亦武某一階段的心理醫生，他坦然承認：「在這種看似畸形的對話故事裡，在對苦難的描述、嘲弄、相互攀比中，我甚至獲得某種無恥的優越感——也許，在這個網路監控無處不在的獨裁帝國的所有囚徒中，我是最幸運的一個。這種幸運，不是因為我僥倖逃到了德國，獲得了自由、榮譽、愛情和家庭，而是在出獄之際，甚至在獄中秘密寫作之際，就清楚意識到擊垮自我尊嚴的『監獄病』。」不諱疾忌醫乃是治療並痊愈的開端。 （相關報導： 余杰專欄：澳大利亞不是「黏在中國鞋底的口香糖」 ｜ 更多文章 ）

「監獄病」不是心理醫生所能治好的病症，除非病人願意展開自我療愈。比如，書中寫到的四川綿陽《劍南文學》的編輯劉德，因為在文學課上對中越戰爭說了幾句不同意的話，就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他出獄後，英國筆會跟他聯繫，願意向他提供幫助，他卻嚴詞拒絕說，「作為中國人，不管受了多大委屈，都應當愛國」，所以「不願成為東西方冷戰的一張肉票」。這也是監獄病之一種。廖亦武當然知道尼采的名言：「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他深知自己長久以來被極權暴政深深傷害和扭曲，而其受訪者大都渾然意識不到這一點。廖亦武無法拯救他們，但至少可以拯救自己，寫作是為了排毒，正像他所說：「獄內獄外，我記錄了幾百個故事，大多數故事的主角都比我更愁、更苦，許多時候更多疑和無恥、更無可救藥——我在刺探和榨取他人的創痛，他人的慘敗，他人的監獄病——讓自己的監獄病減輕一點點，再減輕一點點，直到愛和憐憫油然而生。」

在中國，誰沒有當過囚徒，包括習近平和他父親？

廖亦武書中的十八名囚徒，人生際遇各不相同，有終身都像螞蟻一樣被強權踩在腳下的小人物，也有一度是大人物卻淪為階下囚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故事——比如，毛澤東時代第一個文字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受害者、被形容為「毛澤東的囚徒」的文藝理論家胡風，個子高大的胡風在獄中吃不飽，有一次把用來刷標語的漿糊偷吃了大半桶。當初，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胡風在《人民日報》發表長詩《時間開始了》，殊不知，即將開始的是他的牢獄生涯。如此巨大的反差，使胡風及其諸多同案犯包括才華橫溢的小說家路翎在晚年獲得自由後都瘋掉了。又比如，曾當過宋美齡秘書的張紫葛，二十五歲就當上文學教授，是學術大師吳宓的好朋友，反右運動中雖然一言不發照樣被打成右派，判刑十五年，眼全瞎，耳半聾，一條腿也瘸了。他被送到煤礦挖煤，井下發生瓦斯爆炸，挖出三十六具屍體，在即將被集體埋葬時，他吐了一口氣，才被送到醫院救活。他晚年在什麼都看不見的情形之下完成了百萬字的回憶錄，卻找不到敢出版的地方。

廖亦武採訪的人物中，作為「一二九知識分子群體」之一的何家棟是相當獨特的一位。他早年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並投奔解放區。他是老革命，卻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都成為被整肅的對象：反右運動中，成為右派；一九五九年，因編輯出版《劉志丹》而捲入習仲勛反黨集團案，被開除出黨；文革中，更遭無數殘酷的批鬥；一九八四年，因發表劉賓雁的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而被查處；後來創辦《經濟學週報》，又因支持八九學運而被停刊。何家棟在晚年痛定思痛，否定革命、否定共產黨，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梳理出以梁啟超—胡適—顧准—李慎之為主鏈的「新道統」，並從米奇尼克等東歐知識分子那些尋求思想資源，從「職業革命家」和「老運動員」升華為真正的「反革命」。六四後曾入獄的學者肖雪慧指出：「在我們同樣尊重的一批老人中，何老的思考是最深刻、徹底的，理論性也是最強的，但立場的超越性和思想的徹底性又是同對可操作性的現實考慮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正因為如此，中共當局不允許出版何家棟文集，學者丁東準備將何家棟文集自費印出饋贈親友，印刷廠被查抄，國保警察傳喚丁東，並對丁東家進行搜查。 （相關報導： 余杰專欄：澳大利亞不是「黏在中國鞋底的口香糖」 ｜ 更多文章 ）

廖亦武北京的一處囚籠般簡陋狹窄的公寓中採訪何家棟，何家棟詳細講述了小說《劉志丹》台前幕後的故事。五零年代，何家棟是工人出版社的王牌編輯，是第一代紅色暢銷書的打造者。他參與編輯（實際上也是主創者）的《劉志丹》一書的初稿完成後，呈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審閱。習仲勛兩次下達「改稿指示」，說要把小說改成「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時代的縮影」，還要「把陝北寫成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戰的觸發點」。一句話，就是要把一部普通革命傳記拔高成鴻篇巨製的史詩。習仲勛想藉此提升延安本土派在中國革命史敘事中的重要性，繼而鞏固其在中央高層的地位。自從高崗案之後，這一派系在中樞明顯遭到排斥。

然而，習仲勛千算萬算，卻沒有摸透毛澤東的性情：毛澤東的中央紅軍到陝北鳩佔鵲巢，劉志丹在前線作戰時候神秘地死於一顆從後面射來的子彈，很可能就是毛派人將其除掉。毛原本就擔心陝北根據地的「原住民」說出歷史真相、有損其權威，當然不願看到對劉志丹歌功頌德的作品出現。特務頭子康生投毛所好，說《劉志丹》是為高崗鳴冤叫屈。毛澤東隨後發表了那段殺氣騰騰的評語：「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此語一出，何家棟的命運就註定了，習仲勛的命運也註定了。

習近平從囚徒到監獄長的喪屍之路

《劉志丹》一書，讓何家棟跌入地獄。他比寫《海瑞罷官》的吳晗還冤枉，他從來就沒有想過當屈原，只是想當吹鼓手，卻沒有想到馬屁拍到馬腿上他哪裡知道上層的路線鬥爭的內幕呢？何家棟被押送到山東勞改，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文革期間，他的大兒子被造反派打成內傷，死在醫院；二兒子不堪折磨，自殺身亡；他的母親也被批鬥致死，真是家破人亡。

在康生的策劃下，中共十中全會決定成立專案委員會，對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進行審查。《劉志丹》被定性為「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習仲勳、賈拓夫及劉景范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後來連早已被打倒的彭德懷也被牽扯到這個集團中。習仲勳被長期單獨監禁，一度失去語言能力；文革期間更遭殘酷批鬥，晚年幾度精神失常。習仲勛的長女、習近平的姐姐習和平在文革中自殺身亡——跟何家棟的二兒子是同樣命運。習近平身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子女，常常受到紅衛兵追打，也曾被關進少管所，連初中學業都未完成就被下放到陝北當知青——他的學歷僅僅比只上過小學的羅馬尼亞獨裁者西奧塞古略高一點。

在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中，佔領立法院議場的學生曾貼出一張血淋淋的漫畫和標語，上面畫著牙齒沾滿鮮血的喪屍（有點像羅馬尼亞的吸血鬼德古拉），旁邊寫著一句話：「服貿就像被喪屍咬一口，雖然變強，但也死了。」服貿如此，共產革命也如此，如何家棟晚年所說：「革命是自由的兒女，但卻是專制主義的父母。」何家棟在二零零六年去世，沒有經歷此後的習近平時代，否則他更會感到歷史的荒謬：少年習近平被毛澤東的暴政所傷害，當他掌握權力之後，卻又用毛澤東的方式吞噬了更多人。對此，廖亦武怒斥說：「現在的監獄長習近平，同樣也是崇尚暴力的變態的監獄病人，他僭越胡錦濤、江澤民、鄧小平，直接承接毛澤東的香火，盜竊並利用西方的網路科技，再次打造人人自危的閉關鎖國。他的所謂中國夢，就是通過科技手段把全世界變成中國人的無形監獄。」中國是佔地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囚徒十三億的空前絕後的大監獄。習近平閃電般地從監獄病患者搖身一變成為監獄長。武漢肺炎之後，這座監獄更密不透風——出門就要掃描手機中的「健康碼」，人們卻安之如怡並感謝習近平將他們從疫情中拯救出來。 （相關報導： 余杰專欄：澳大利亞不是「黏在中國鞋底的口香糖」 ｜ 更多文章 ）

我曾經擔心廖亦武流亡海外之後，其「監獄文學」的寫作何以為繼。但習近平執政之後呈幾何數字增加的人權案件，卻為廖亦武的寫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這又是一種現代版本的「國家不幸詩家幸」。廖亦武如此模擬習近平的口吻：「也許習主席會說，把新疆一百多萬維吾爾人關進再教育集中營，是為了戍邊反恐；在泰國和香港把桂民海、李波、林榮基等他國公民跨境綁架回去，是為了掃黃打非，我習主席這麼偉大、光榮、正確，對愛情和家庭像對獨裁權力一樣忠貞不二，怎能讓你們編排什麼《習近平和他的情人們》？」維吾爾人的故事和香港人的故事，又可以寫成好多本新書了。

喪屍從來不會解釋它為什麼要咬人，那是它的本能。卡普蘭在回顧羅馬尼亞的西奧塞古暴政的歷史時發現，一九七一年，西奧塞古出訪中國及北韓，那趟旅行成為他生涯中的一個轉捩點。西奧塞古夫婦傾慕毛澤東和金日成兩人領導作風的一大特徵：以大規模人民動員及整齊劃一的華麗表演向暴君歌功頌德。於是西奧塞古夫婦開始計畫性地將羅馬尼亞塑造成東歐版的中國或北韓。那是被世界史所忽略的「一帶一路」之「前傳」。習近平對輸出中國模式如此津津樂道，是否因為一九八九年被起義者槍決的西奧塞古夫婦向他托夢？而試圖將中國變成惡魔島監獄的習近平，自我加冕為終身監獄長，難道就能避免西奧塞古的命運降臨到他身上嗎？

當年還有香港可逃，今天的香港人逃到哪裡去？

廖亦武筆下的囚徒，沒有最慘的，只有更慘的。有些人的霉運超乎人的想像，此前我曾寫到過台籍日本老兵的故事——日本投降後，被編入國軍，在中國作戰，被共軍俘虜，又被共軍編入志願軍赴朝鮮作戰，然後被美軍俘虜，最後選擇回到台灣。廖亦武採訪到一位名叫于東山的老人，他少年時被抓壯丁到國民黨軍隊，作戰中被共軍俘獲後，又被編入解放軍參與金門登陸戰，結果全軍覆沒，被國軍俘虜後送到火燒島戰俘營——跟台灣的政治犯僅一墻之隔，然後又作為「反攻大陸」的先遣人員派往福建，被中國民兵抓獲後以「台灣先遣特務」之罪名重判十五年，刑滿後不得釋放，仍然「留場就業」，他將老鼠肉縫進自己的胸膛製造身患絕症的假相，這才被釋放，三年之後卻真的患上了肺癌。這些生命故事可謂慘絕人寰，他們遭遇的並非霉運，而是走馬燈似地登場的暴政、暴君和暴民。

大部分中國人被獄卒完全「規訓」了，喪失了逃離瘋人院的勇氣，乃至對監獄長歌功頌德，就像根據斯蒂芬·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那個習慣了在監獄中的生活、被釋放之後反而上吊自殺的老頭。只有少部分人還保有越獄的決心並付諸實踐，但即便越獄成功，來到自由世界，他們也常常水土不服，難以承受「自由之重」。比如，唐存理的父親是被共產黨槍殺的國民黨軍統高官，他在共產黨治下從來沒有好日子過，一九五九年因試圖從廣州偷渡香港或從西藏偷渡印度而被捕，送入勞改營。八零年代經商致富，又因為支持八九學運，再度成為國家的敵人，後來歷經磨難從香港流落台灣。儘管獲得李敖台灣身份，也知道「百分之八十的台灣民眾都傾向於台獨」，他卻對台獨不以為然，對風雨飄搖的百年老店國民黨更深感失望。「此心安處是吾鄉」，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果固守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最後就會什麼認同都沒有。唐存理式的人物，是海外中國民運的主流——如果真有這個圈子話。這個圈子為何盛產怪誕而僵硬的國粉、蔣粉乃至韓粉，在此一背景下可加以理解。 （相關報導： 余杰專欄：澳大利亞不是「黏在中國鞋底的口香糖」 ｜ 更多文章 ）

這本書中還收入當年兩名偷渡香港的難民的故事，並附錄了他們整理出的一部「逃港聖經」，詳細介紹偷渡的中線、西線和東線，逃港需要什麼技能，如何躲避多達十二種的死亡威脅——摔死、毒蛇咬死、凍死、病死、餓死、火車碾死、車廂中的貨物壓死、海水淹死、鯊魚咬吞死、海上來往船隻撞死、解放軍和民兵的子彈打死、解放軍的狼狗咬死。據保守統計，有兩百萬以上的中國人成功偷渡香港，有同樣數量的人死在偷渡路上，此一規模遠遠大於當年穿越柏林墻投奔自由的東德人。然而，穿越柏林墻的故事早已滿坑滿谷，偷渡香港的著述卻少得不成比例。

文革結束後，習仲勛復出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人偷渡到香港的浪潮愈演愈烈，廣東地方官員覺得顏面無存，建議習仲勛嚴懲被抓獲的偷渡客。習仲勛眺望對面香港的萬家燈火，再看此岸的破敗幽暗，倒是頗有自知之明地說：「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把他們當做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

習仲勛當然想不到，他的兒子習近平日後不僅成了「毛二」，而且還要將香港變成另一個新疆。當年千辛萬苦逃離中國、抵達「逃城」香港的中國人，其中不少人經過打拼成為億萬富豪，香港財富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有五十名以上是從中國偷渡到香港的。但是，如果香港淪為中國的「附屬監獄」，當年的偷渡客們（或他們的後代）將不得不展開第二輪逃亡。他們逃往北美、歐洲和台灣，如同當年的猶太人那樣，散落萬邦，保存薪火。

今天的香港就是當年的柏林，可惜今天的柏林已淪為半個北京。當年的柏林是東西方冷戰的前沿陣地，美國總統甘乃迪在柏林發表過一篇名垂青史的演講，他說：「你們住在受到保護的一座自由之島上，但你們的生活是大海的一部分。因此讓我在結束講話時請求你們抬起目光，超越今日的危險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這道牆看到正義的生平來臨的一天；超越你們自己和我們自己看到全人類。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當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時我們便能期待這一天的到來。」最後，他以這句話作為結尾：「一切自由人，不論他們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為一個自由人，我為『我是柏林人』這句話感到自豪。」然而，半個多世紀之後的今天，德國的梅克爾政府卻對香港正在發生的屠殺默不作聲，並堅稱跟中國的合作符合德國的利益，奢望她說一句「我是香港人」無異於與虎謀皮。這是無恥的叛賣。可見，廖亦武逃到了德國，卻未必能躲避大紅龍的陰影。他在德國的寫作，乃是另一場戰鬥的開端。 （相關報導： 余杰專欄：澳大利亞不是「黏在中國鞋底的口香糖」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