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兩百萬香港人示威遊行，換算台灣的人口比例，相當於台北市與新北市所有人全部上街頭怒吼。之後十八區遍地開花，抗爭武力日趨激烈，至今逾一七○天尚未見底。
六月至今總拘捕人數為四四九一人，依人口比例相當於台灣的一萬四千人，足以把台北監獄塞爆。
港人中國認同再創新低
在三個月內對桃園市大小的面積發射九三二六枚催淚彈。
一個世界排名遠在台大之上的中大被警察用催淚彈、塑膠彈、布袋彈、海棉彈、裝甲車進攻，學生則構築工事誓死抵抗。
在失蹤、浮屍、墜樓、警察衝入社區任意抓捕、十一歲的青少年與八十三歲的婆婆被控暴動與襲警、大規模的大學生被逮捕後，中學生發表聯合聲明，要跟這個政府五十年「奉陪到底」。
在這樣慘烈的鎮壓之後，香港《熱血時報》在十月三日至五日進行手機民調，其中有近六成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一成五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有近兩成，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中國人有近半成。相對於港大在六月調查的數字，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上升了六個百分點，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亦上升了六個百分點，而「中國的香港人」與「香港的中國人」（廣義的中國人）則分別下跌了五與八個百分點。在經過震撼世界的香港之夏後，港人的政治認同愈來愈跟中國認同清楚對立。
太陽花運動在凱道聚集五十萬人，掀起台灣公民運動的高潮。當晚有朋友開玩笑，那時候大家要占領行政院或總統府大概都可以。服貿協議在這樣的民意展示之後戛然而止，馬英九政府提前進入跛腳，也鋪陳了兩年之後蔡英文的勝選。但是與香港的抗爭相較，太陽花簡直是大學生在辦重金屬搖滾演唱會。
香港的苦難，台灣父祖輩也遇過
這不是台灣比較幸運或比較文明，而是我們的苦難已經由我們的父祖輩承擔了。二二八死亡兩萬人、人鏈處決、軍隊以機關槍無差別掃射民眾、性侵冤死在田中郊外的女性、民眾襲擊落單士兵報復，乃至於二七部隊武裝對抗，在今天都已經逐漸為人所知。緊接著展開的白色恐怖，「鎮壓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瓜蔓抄之下，社會在各種製造的冤錯假案（鹿窟事件就是典型案例）與相互出賣中恐懼蟄伏。
到了一九七一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華，地緣政治條件改變，國民黨政府失去全中國的代表性，不得不對內尋求正當性。新的政治運動，從郭雨新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才重獲能量站起來。然後是八○年代的運動狂飆接棒，共同推開戒嚴體制。台灣的民主轉型走得顛顛簸簸，但終究台灣人集體得到參政權。
對比於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香港與台灣其實並不是很「中國人」。這種分歧其實並不難理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的歷史階段是從十九世紀末到二戰結束，但這個階段香港是在英國治下，而台灣是在日本殖民體制之中。三個地方雖然都以漢人為人口多數，但彼此國族想像與生活日常不要說在不同歷史脈絡下，台灣人所受的國族規訓甚至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敵人。
但中國共產黨一向是「狠抓」意識形態，一切歷史以我為準，凡不符合官方規訓者，一律「以暴制亂」。這種統治型態看似很有氣魄，實際上卻是出於無知而只能一刀切，而這種治理無能只會產生反效果。它把香港人與台灣人的特性當成處於帝國邊陲，受外來統治與汙染，因此對祖國的愛國心性有待矯治的「百年失土」，卻不知道這兩個地方的人民可不是這樣看待自己與中國。
民族認同的養成涉及「自願性服從」，雖然這個自願性服從在各民族國家之內都會透過教育體系、媒體傳播、非營利組織、宗教信仰，甚至於球賽轉播等管道，有意識地人為製造、實施與監控，但這些理念的製造、傳播與論辯必須在「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中，以至少形式上地位平等的公民身分，對各種公共議題與爭議進行「自願性」的討論與說服。這種長期說服而非暴力壓制，才能有效地轉換成「正常」（normalized）的、被自願認同與遵守的主流社會規範。 （相關報導： 香港「親中勢力」慘敗，林鄭月娥竟如此解讀：市民透過選票發聲，不想香港混亂繼續 ｜ 更多文章 ）
以暴制亂產生「想像共同體」
但中共體制根本沒意願也沒能力面對公民社會中的多元差異，並進行說服。把差異當成偏差，偏差又被擴大成顏色革命，其結果就是五大訴求明明是要追求一國兩制，但中共卻把它政治化成港獨進而鎮壓，鎮壓者與被鎮壓者一同完成這個「想像的共同體」。台獨與港人認同其實是中共把自大無知當成國族勇氣所造成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