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類文明發展的關鍵
人類文明的發展看似與忙碌的大眾無關，但會緩慢地影響人類文明及後代子孫。故領導者、學者及媒體都應由人類文明的視野及格局來觀察世界的發展，才能看清未來的趨勢。
人類科技發展最重要的應用者就是「政治領袖」，因此政治制度能否產生有智慧的領導者就十分重要。例如，科技所發現的核能可以被有智慧的領導者用為減緩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一項工具，也可以被沒有智慧的領導者用來毀滅人類文明。而最危險的組合是「科技大幅邁進而政治制度停滯不前甚至老化」。 筆者認為，科技的進步「很容易」以指標來比較其差異，政治制度則「很難」。而科技的進步並不代表其政治制度就一定優良。例如外星人的科技顯然高於地球人，但其政治制度則未必。大紀元就曾報導：《NASA：銀河系或存在大量外星文明，毀於科技》。
若真有這些毀於科技的外星文明，合理的推測是，其政治制度的進步遠不如他們的科技，以致他們進步的科技被「不良的政治領袖」所應用，因而毀滅了自己的星球。
再由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生態破壞、多國之間的劍拔弩張、以及美國2020年大選後眾人擔心核武器被川普誤用等看來，人類科技也有自我毀滅的傾向，能不警惕嗎？
人類有文字的文明已有4000、5000年的歷史，嘗試了許多種類的政治制度，但已找到了較佳的方向嗎？筆者撰文探討的《修正之禪讓制度與民主制度的比較》就是一種努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筆者深望學者專家及媒體們能重視此議題，並致力於解決之道。
民主制度並非普世價值一事，英國前首相邱吉爾（也是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早於1947年就領悟到了，因此他對民主制度有句名言：「最糟糕的政府形式」。英國前首相湯尼·布雷爾也於2014年12月4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民主死了嗎？」。由此可見，他們對民主制度都有相當嚴厲的批判，也都期待人類社會有所改進。
英國一代名相邱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糟糕的政治制度」。（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由筆者在（上）篇所述民主制度逐漸顯現的缺失看來，也難怪兩位前英國首相對民主制度都有深切的質疑。再由德國希特勒與美國川普的崛起也不難看出，經由民主大選程序所產生的領導人可以是多麼的離譜，距離林肯所說「民有、民治、民享」有多遙遠！更別說國父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了！
除了前川普總統一直強調「美國第一」外，其他的美國總統也一向以「美國利益」為其外交政策。但此類以「自私的資本主義」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是人類的正確方向嗎？
在現況下，各種族、文化及宗教間的衝突、國際間的軍備競賽、被激化的多項矛盾、核戰危機等，都像要毀滅人類已建立的文明！這樣的方向顯然有嚴重問題！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內政上逐漸改良為「集體領導」及「修正之禪讓制度」，並積極於可持續發展；在外交上則尊重他國制度、並謀求與他國經濟上的互利共贏。對比於美國之「自私的資本主義」以及不良的內政與外交，「中共修正之禪讓制度」顯然優於「民主制度」，也更符合地球村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
當川普用網路上的謊言來煽動1月6日國會大廈的暴亂，因而遭到美國網路集體封殺時，德國梅克爾總理及法國政界都以「言論自由」為他們不喜歡的川普打抱不平。
言論自由也有「責任」，美國前總統川普煽動國會山莊暴動事件即是明證。（AP）
看來德、法都已「矯枉過正」，只直覺地認為言論自由是一種基本人權，卻沒想到言論自由也有「責任」，不應無限上綱。在川普利用網路來煽動國會大廈的暴亂已非常違法後，川普的帳號不被封才是不合理的！（筆者於2020年10月25日在風傳媒上發表的《自由與民主真的是「普世價值」嗎？》已針對《言論自由的責任》有所說明，有興趣者不妨詳閱）
現在社會上謊言、謠言滿天飛的現象不也是許多人「漠視」了言論自由的「內在責任」所造成的嗎？若言論自由的恰當與否都要靠「外在司法」來裁定有時效性嗎？對人類社會有幫助嗎？
在川普主政時，美軍在2020年1月於眾目睽睽之下，誘殺了伊朗的第二號人物－蘇萊曼尼將軍。紐約時報中文網於2020年11月則報導：伊朗首席核科學家為何被暗殺？其中指稱以色列疑似暗殺了伊朗的首席核子專家法赫里扎德，以致使伊朗與美歐的核子協議更為困難，也加深了中東局勢的動盪與危機。
但主流媒體對這兩件誘殺及暗殺及極易引發危機的行為，僅輕描淡寫地予以報導，並未大加追究。應該是懼怕美國人的肌肉及猶太人的勢力吧！若這兩件壞事是由中共所主導，那主流媒體還不大加撻伐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只是「雙重標準」！
1、美國以「反恐」之名介入伊拉克、阿富汗等中東內戰，除了對戰各方的傷亡慘重外，並引起了數以百萬計無辜平民的死亡及逃難，難道這不是更嚴重的恐怖行動與人權問題？主流媒體有多重視？
2、自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於1968年4月4日在田納西州遭槍擊而亡的50餘年來，美國自己的人權問題改善了多少？主流媒體曾深入分析過嗎？（一名美國黑人嫌犯被執法的白人警察壓住頸部而亡只是冰山的一角）
3、主流媒體及一些政客大聲譴責中共對香港及新疆的處理，不是假「人權之名」來「干涉中國的內政」嗎？
五、中共目前的做法
中肯的說，中共早期的做法較為獨裁、不科學、也不人道，例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對六四的血腥鎮壓、對法輪功的迫害等。但近年來在政治制度及效能上已大幅改進，尤其是胡錦濤以《修正之禪讓制度》裸退，將國家主席禪讓給習近平之後。由此觀之，中共的快速崛起及對新冠疫情的妥善因應並不令人意外。
中共非常重視國內政治制度的改進，除了以《修正之禪讓制度》來選擇能幹的領導人外，並以集體領導來提高決策的正確性及執行效能。張維為教授（中共的智庫學者之一，現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曾為李鵬、萬里、鄧小平等人擔任翻譯）在《這就是中國》中談到，中共政府會以下列方式做糾錯的努力：
（1）政府在做重大決策之前通常會先以民調廣徵民意（張維為教授稱之為「人民民主」）。
（2）廣徵智庫的意見來糾正錯誤及預防錯誤（預防重於補救），以做好五年計畫。
筆者認為，除此之外中共並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及國家監察委員會（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來執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責，以糾正中國共產黨員之個人錯誤、貪腐等不良的行為。
因此，現在中共的政權雖然較為強勢，但「重視民意、自我糾錯」以及紀檢、監察的「內在制衡」機制，不僅較合乎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反思、做人之道，在制衡的適當性及時效上也遠勝於民主制度之行政、立法、司法「外在制衡」機制。
（1）中國很樂意和他國分享成功的政治模式，但並無意像西方的傳教士一樣將成功的政治模式傳進他國。
（2）別國發現中國的成功模式後，自然會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感到興趣，但中國認為只宜將自己的制度供他國參考（因文化不同）。
（3）每個國家都應找到自己成功之路，中國尊重他國的主權及選擇（與美國想將其自由與民主制度強加於別國極不相同）。
（4）中國也從西方制度中學到了不少，但只是選擇性的學。
（5）西方一直在強調「分而治之」，中國則強調「團結共榮」，出發點極不相同。
（6）一帶一路是建築在「共商、共建、共享」以及經濟面的「互利共贏」之上，並以開發中國家對內部建構的需求為主。
（7）在幫助其他國家經濟的過程中，中共的政治制度難免會被一些國家所歡迎。
由中共在「綠色成長及可持續發展」上的積極態度也可看出，中共高層深諳左傳中所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其中的「皮」即相當於地球上的氣候及生態，「毛」則相當於人類社會及人類文明。
基於是地球村的一員，中共也相當重視國際上減碳及可持續發展等影響氣候及生態的議題。由專業的報導可知，中共對2016年的巴黎氣候變遷協定、對接近無碳的再生能源及核電等都是以極積極的行動來大力支持，例如：
（1）自然（Nature）：中國削減煤炭和促進綠色增長的計畫中，也包括儲能技術的創新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3）國際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從1990年至2014年的統計來看，中國在「綠色成長及可持續發展」上相關領域的成長為77.1％，僅略低於前三名（分別是印度、南非及冰島）；但人口僅增加為19.6％，則遠低於前三名。因此，說中國是近年來綠色成長及可持續發展的大國應無疑義。
由新聞報導得知，美國則是大開綠色成長及可持續發展的倒車，除了政客及利益集團主張大幅開採頁岩油與頁岩氣之外，川普離任前還急著開放阿拉斯加的採油權（都會增加排碳放），能說美國懂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嗎？美國適合做世界的領袖以讓人類的文明更上層樓嗎？
據筆者觀察，中共政推展的「一帶一路」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都是建基於參加國家經濟面之互利共贏。而許多國家不願參與一帶一路大概是有政治顧慮或對經濟上的互利共贏有所擔心吧！
例如印度的中途退出RCEP主要是不認為對其經濟有利，包括：擔心中國的廉價製造業產品及澳洲和紐西蘭的農產品和乳製品，會嚴重威脅印度的相關產業；並期待能與歐盟達成經貿協議等等（其中也難免有政治因素）。
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RCEP已在2020年11月15日由亞太15國正式簽訂（還要經各國國會同意才能正式生效），但並不包括台灣和印度。故生效後台灣的相關產品要賣到簽約的15國去，怕是要克服所涉及的關稅或者以產業外移的方式來因應了。
六、未來展望
近年來中共在經濟上的快速崛起有目共睹。在2020年新冠肺炎大為肆虐之時，中共是極少數除了控制新冠疫情外還能夠兼顧經濟，在GDP上維持正成長的國家，可知其政治制度的高效能及優越性。由此種趨勢看來，中共的經濟實力超越美國應為時不遠。
英國著名的史學家湯恩比曾說過：今天的人類社會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代，而且還是人類咎由自取的結果。他於大陸仍十分落後的1970年代初期就曾說過：」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中國人的世紀」。今天看來，湯恩比當時的說法頗具遠見。
湯恩比的遠見應該是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觀點出發，是基於「悠久而具有包容性的中華文化」以及「中華民族解決困難的創造力」。其中，中共修正之禪讓制度及集體領導即為改良人類政治制度的具體代表；而以中共在綠色成長及可持續發展上的積極性，也足以擔當世界領袖重責，帶領人類走出已深陷的泥沼。
新冠肺炎的疫情固然是人類的大不幸，但若因此而能使民主國家領會到西式民主並非普世價值，並因此而能更公平、中肯的對待中共之修正之禪讓制度、集體領導及逐漸放寬的自由，則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核工學士及柏克萊加州大學材料碩士及博士，現已退休，曾擔任中國鋼鐵公司主管及《全國工總》之《環境與安全衛委員會》副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