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城市連一個演唱會也再也容不下，作為歌手更要放聲唱、高聲唱。」這是香港音樂人何韻詩的宣言。她在遭受政治壓力威脅，以及演出場地反覆被取消的境況之下，堅持以網上直播的方式舉行演唱會：「衷心感謝各位力撐，場地沒了，舞台仍在」。
有人或提倡不應施加政治解讀於娛樂，以及明星本身。這種說法或多或少建基於研究流行文化的基本方法論：娛樂工業（包括電影、音樂等）背後有資本議題，工業系統中的文化產物受資本所限制，往往不宜忽略資本，而過度解讀其意義。這種研究方法自是有其理由：早年的娛樂工業受資本所限，面對明星形象的建立、樂曲生產的公式、以及各種工業之間的協作（例如早年香港電影與音樂工業的合作），研究者雖然肯定工業中音樂工作者和創作者的能動性，也不僅把觀眾當作被文化工業控制的「愚眾」，但對流行文化現象背後的資本運作，必須心存警戒。
但逐漸地，媒體轉型，流行文化不再被局限於細小的電視框中，轉而向串流影音和網路世界，創作者與觀眾都走進更加碎片、分眾的年代，再也難有主導一切潮流的所謂主流文化，娛樂的含義也更加多元。
再來是何韻詩這個人。把何韻詩放在上述關於流行文化的說法裡，也很有趣。
何韻詩先是音樂工業內的人，後來脫離音樂公司，2015年成立Goomusic轉型為獨立歌手。當時，何韻詩已經參與不少的社會運動，成為香港的 Queer icon。回想身處音樂工業時期的何韻詩，因為與黃偉文多有合作，也漸漸爭取到許多展演自己性別身份和社會身份的計劃：包括她演唱多首同志議題歌曲，以及她令人難以忘懷的社會議題概念大碟 Ten Days in the Madhouse 和參與紀錄片《十日談》——我們不難看見香港音樂作為工業的一份子，同時有保存個體、對抗機制的可能性。
然而，何韻詩的「離經叛道」之所以令更多人關注，並不見得來自上述音樂計劃的自我表達，而是來自她所遭遇的審查與打壓。演唱會先被取消場地租約，再經「秘密安排」轉成串流直播，明顯是政治結果，無怪聽眾會覺得舞台中的她有種悲壯之感。
朱耀偉在談論廣東歌的文化意義時曾提到，廣東流行曲往往在香港動盪之時成為民眾取用的符號，在這種取用之中，人們認為廣東流行曲可以呈現其身份認同。這正是廣東話流行曲之於香港文化的意義所在。相類似的，在近年政治語境中，「大眾文化」，這一在威廉斯口中由平凡大眾所衍生的、與官方意識形態未必吻合的文化呈現，再一次成為香港人有心調動，來展現個人能動性的符號。
何韻詩的演唱會，亦調動許多早年的自我表達。演唱會裡有不少歌都來自她較早期的唱片，經年之後，以獨立歌手的身分，經歷眾多社會動盪後再次演唱，又為舊歌附上新的意義。從選曲上來說，把演唱會的編排當成何韻詩的自述也不為過。〈在青木原的第三天〉、〈光榮之家〉、〈沙〉、〈出走太平洋〉均在質疑自我，先破後立地建立「我」的存在意義，成為演唱會的序章：「the forest i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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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不只是一位歌手的生命歷程自述。整個舞台的設計、燈光及走場，更有意識地將這次演唱會貼合到當下社會語境之上。
在立場新聞拍攝的紀錄影像裡，我們可以看見何與一眾工作人員在討論如何重新在這暫時的秘密基地處理演演會的舞台。縱使空間有限，器材有限，然而演唱會導演提到，希望保留舞台天然自帶的「光」——來自通風口的光，以及背面牆上的一個洞所透射下來的光。事實上，「光」成為這個有限空間裡貫穿全場的設置。
在何演唱述說自身意義的歌曲時，舞台的燈光不太亮，觀眾只能隱隱看見圍在舞台邊的幾道「鐵軌」的陰影——是一個星球嗎？何韻詩站在台中央，彷彿在星球中唯世獨立。然而，當字再次浮現，the sun in me, the secret in me, the night in me, the music in me 四章接連而來，何韻詩自行將演唱會與社會現實拉上關係。
起先，台上的燈源只是懸吊在台中心的燈泡，當她演唱《金剛經》、《茫茫》、《光明會》，這些歌伴隨著她與燈泡對峙、拉扯、對打，一時成為可供文化解讀的複文本。我們當然可以將之當作是歌手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然而，我們也可以從歌詞之間，解讀出群體力量的指涉與肯定。我們也不會忘記這隻概念大碟裡，由麥婉欣操刀的《金剛經》音樂錄像裡，所代表的群體力量；以及《舊約》裡全身黑色、以一抵百的何韻詩。《舊約》在這次演唱會裡，與《親愛的黑色》相映成趣，舞台由暗轉光。本來是悲壯的歌，反倒成了光亮的證明。
整場演唱會，從歌曲編排、舞台設計，再到其與政治語境下衍生的文化意涵，正如此，一再呈現出一種光亮明麗。
說罷了許多演唱會裡「光明」的一面，我還想將演唱會放回音樂工業的話題裡。
演唱會最後一首歌，〈你尚未成為的〉，是個有趣的結尾：被政治強行中止的演唱會可以網路直播繼續，那麼，政治低壓下的路，怎麼走？對何韻詩而言，The answer in me，答案在自身。唱到這裡，何韻詩已經把自我的質疑與重建，對社會的抵抗與反思，都扛在「自己」的肩上。她大抵也成為了《妮歌》裡面療癒眾人的歌手，將當年送給師傅梅艷芳的歌，在紀念的同時亦唱出自己。
當我們思考「前路怎麼走」時，關於文化工業的問題還是拋擲回來我們面前。法蘭克福學派對於文化工業作為一種資本流通的媒介，有很強烈的批評。文化工業弔詭地將本來對立的「文化」和「工業」合併成娛樂大眾的商品。一如音樂，我們可以將之當成娛樂，麻木愚眾、吸引消費，並且將觀眾對社會的不滿消解，最終又臣服於資本制度之中。而在政治上，娛樂也有其馴化的功能。一如早年香港殖民政府在六七事件後馬上舉行「香港節」便有此用意。
音樂可如此被解談為娛樂的一種。同時，何韻詩又深明音樂之於文化的意義不止於娛樂大眾。何韻詩演唱會的光明，正在於她以娛樂的模式，重新解放了娛樂在麻木群眾以外的文化功能。演唱會被政治打壓而取消，觀眾轉移到網上平台，其潮撐意志之高漲，一時竟拉垮了伺服器。難道不是已經「成就了什麼」嗎？把〈你尚未成為的〉放在結尾，實在很有一股何韻詩自言的「牛」勁。
我想到的問題是，創作者之外，大眾可以自覺地主動調用流行文化符號嗎？我們已經成為了文化工業的「參與者」了嗎？政治高壓之下，娛樂究竟所謂何事？究竟要將娛樂當成消費的一種，抑或是取用「娛樂」所提供的大眾文化符號，將之轉化成力量以對抗資本和政權？那還真是大哉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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