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接到潘公凱的郵件，希望我能夠為他的書：《走出毛澤東的陰影》中文版寫一篇序。在過去差不多十年，我推掉了幾乎所有的為朋友的著作寫序後的邀約，但是這一次，當我把書稿從頭到尾讀完之後，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甚至為能夠有這樣的機會推薦這本書感到幸運。
這並不是一本新書，英文版在2008年已經出版，書中都是潘公凱從2000年到2008年初，作為《華盛頓郵報》記者在北京常駐時，採訪過的一些人物，經歷的一些事件。裡面有維權律師，有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有中國共產黨官員，有民營企業家，從不同的緯度，展現了一個經濟體制改革和 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同步進行下的中國。不過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在08年讀他的這本書的英文版時，並沒有太多感觸，因為書中的那些人物，很多也是我的採訪對象，書中的那些事件，很多我也參與了報導，一切在我看來，太過稀鬆平常。
只是，十年之後，當我重新讀完這本書，重溫了書中這些人物的故事之後，我終於懂得了這本書的意義所在：它紀錄了一段，雖然面對無數打壓，但是人們依然充滿希望、熱情和勇氣去推動中國社會改變的過程。這段進程是如此短暫，以至於很多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曾經有過的這段歷史，而即便是親身經歷了和聽聞了這些變革，當年的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也早就面目模糊。
《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作者陳桂棣和吳春桃的辯護律師浦志強說："作家和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群眾的代言人。反映社會現實是作家的職責，所以兩位作家所做的並不違法。"當《中國農民調查》的兩名作者陳桂棣吳春桃夫婦遭到官員起訴，為他們辯護的律師浦志強在法庭上慷慨陳詞，要求法官依據法律，而不是順從上級來進行判案，呼籲法官要承擔起推動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在這本書中，詳細紀錄了整個庭審過程。而這在今天已經成為難以想像的場景。首先，類似的獨立調查報告不僅不可能在民間展開，也不會有出版社出版，即便是官方媒體的記者，報導一直被認為相對比較安全的財經題材，也會惹上官司；其次，當年能夠在法庭上陳詞的維權律師們，有的被吊銷執業資格，有的則被關進了監獄。
因為製作勞教制度的節目，我採訪過浦志強。當勞教制度終於被廢除之後，他被媒體視為英雄人物，因為他代理的相關案件。在很多媒體，包括我自己的眼中，他是一個懂政治，也講技巧的律師，也因此能夠一而再，再而三的取得成功。但是，這樣的策略，最終並沒有為他爭取到更多的空間。以言論自由為奮鬥原則的浦志強，結果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言論而在2015年被控涉嫌煽動民族仇恨罪，尋釁滋事罪，最終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現在再來重溫書中關於程益中和《南方都市報》的描述自然特別唏噓。 2003年，《南方都市報》關於在廣州收容所中死亡的大學生孫志剛事件的報導，引起轟動。公眾在互聯網上表達不滿，一些法律學者上書人大，最終推動了國務院廢除收容遣送條例。整個過程，開始出現了中國公民社會的雛形，並且在之後的很多公共政策的指定和修訂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快，這份報紙的多名主管，包括程益中遭到打擊報復而遭遇牢獄之災後，所幸當年，輿論的嘩然最終使得局勢出現了逆轉。 （相關報導： 思沙龍》徐友漁：文革已在中國重演，有人想當毛澤東第二 ｜ 更多文章 ）
這讓我想到十年後的《南方週末》事件，南周的一些採編人員抗議新年獻詞遭到廣東省委宣傳部的干預。儘管事件也得到了公眾的呼應，甚至在報社門口出現了舉牌示威的人群，最終事件並沒有向著採編人員和公眾的期待方向發展，相反，報社的編輯自主權被大大削減。而這並不僅僅是南方系媒體面對的現實，從我自己，到身邊不少曾經的媒體同行，都已經放棄了堅守這個我們發自內心熱愛的行業，唯一能做的，就是試圖用其他的方法，在其他的領域，延續理想。
《南方都市報》總編程益中說："我喜歡我的工作,它符合我的理想與價值觀,我覺得我是在做一件大事。" 程益中（左二）與《南方都市報》的編輯們一起。
根據中國政府報告，每年在礦難中有5,000至7,000人死亡。2002年，《毛澤東的陰影》一書作者潘公凱在安源煤礦下井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