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會懷疑黨派支持者有不同的偏好，這些偏好通常由特定的議題決定。例如在美國，共和黨支持者通常反對槍枝管制、墮胎與健保，並否定氣候變遷理論，民主黨支持者則相反；在台灣，民進黨支持者傾向台灣獨立與贊成年金改革，而國民黨支持者則反之。
不僅如此，不同黨派支持者對社會也抱持著不同看法，例如典型的民主黨支持者是住在大城市中受過較高教育的專業人士，支持民權、女權、同性戀、少數族裔與新移民權利，愛貓多過愛狗的自由派，這些特徵幾乎也同時在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身上找到：她是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擔任政府公職之前是大學教授、著名的同性戀婚姻權利支持者，並且雖然也飼養狗，卻是以愛貓著稱。
筆者指出，自由派的典型特徵都能在總統蔡英文身上看見。（資料照，顏麟宇攝）
這些社會特徵與議題偏好如此同步，是否兩者傾向同時存在而無法分離？如果是的話，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我們的黨派同時決定我們的議題偏好與社會特徵？還是議題偏好決定我們的黨派傾向，進而影響我們的社會特徵？或者因果關係應該反過來，社會特徵才是根本，決定了我們的議題偏好與黨派傾向？又或者以上的的猜測都不正確，而是有其他更根本的因素，同時影響了議題偏好、社會特徵與黨派傾向，但因為我們忽略了這個根本因素，所以只觀察到三者同時出現的相關性？
無論對這些問題的立場為何，台灣近年來的政治評論越來越以「左膠」與「右膠」相互指責，反映出社會對此存在共同的誤解。「左膠」一詞來自香港，用來指不切實際的左派分子，西方稱之為香檳社會主義者。其中「膠」源自香港網路用語「硬膠」，意指愚蠢、思想僵化。左膠被廣泛用來貶抑政府政策與各種民權思潮，尤其是社會福利政策或是女權、同性戀等少數權益，以及各種政治正確。為了反制，「右膠」的新名詞也被創造出來，用來諷刺市場萬能與各種保守意識形態。
左膠與右膠的廣泛使用，背後所潛藏的想法正是階級與對社會議題的態度可以合而為一，經濟上的左派也是自由派，經濟上的右派同時也是保守派，就美國而言，前者可以對應到民主黨，後者則是共和黨。但是就歷史而言，並非如此。例如自由主義的內涵，從亞當．斯密至今，已歷經數次變化，並發展出經濟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乃至新自由主義等各種流派；同樣的，保守主義在羅斯福新政之前與之後的意義也截然不同。政策上也是如此，傳統上認為共和黨的保守主義政策包括小政府、自由貿易與反對移民，但事實上，共和黨的川普總統不僅主張增加政府支出，而且反對自由貿易，高舉重商主義大打貿易戰，並且二十世紀初民主黨總統的移民政策要比共和黨的雷根更接近今日的川普。換句話說，左膠與右膠的使用，或許旨在批評不滿，反而隱藏了真正的差異。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左派政黨？台灣民眾黨的修羅之路
｜
更多文章
）
美國總統川普為右派共和黨，但有別於傳統對保守派的認知，川普做出增加政府支出、反自由貿易等政策。（資料照，美聯社）
本書正是要回答以上這些問題，透過最近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的發展，刷新對於這些問題的全新認識，主張這些政治態度的分歧或許並非僅是反映政策或階級的差異，而是世界觀的不同。本世紀初政治學者開始有系統地探究生理與政治態度之間的關聯，例如政治學者約翰．希賓（John Hibbing）向神經科學家瑞德．蒙泰格（Read Montague）提議，認為人的政治傾向或許部分由遺傳決定，觀察一個人對威脅的生理反應，可以判斷出其政治態度，希望透過磁振造影儀（MRI）儀器一起研究。蒙泰格一開始覺得這個提議荒誕不經，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應該是受到社會、文化、經濟或教育的影響，而與生理差異的關聯不大。但後來實驗結果「幾乎讓他的下巴掉下來」，因為藉由神經反應，他們可以預測一個人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準確率高達95％。
對危險物件反應比較強烈者是保守派，比較輕鬆者是自由派。即使是不受意識控制的反射反應，也能準確判斷出個人的政治態度：受到驚嚇時，反應較強烈者是保守派，較溫和者是自由派。對於過期牛奶的嘔吐感較強烈者是保守派，較溫和者是自由派。世界在保守派眼中，比在自由派眼中更為危險與不潔，因此在英美的研究顯示，保守派大腦中控制生存本能的杏仁核，通常比自由派更大，代表他們的生理對世界更具警覺性。
後續的研究發現，嘔吐的敏感程度也與是非善惡的信念有關。嘔吐感較強烈的人，對於他人冒犯行為的反應也比較激烈，更容易視其為犯罪。另一個實驗中，在具有嘔吐物氣味房間填寫問卷者，相較於在無味房間填寫問卷者，更傾向於反對同性戀、A片與婚前性行為，代表嘔吐的生理反應會影響我們做出更嚴厲的道德判斷。甚至有研究發現，嘔吐感與投票行為有關，在美國2008年總統大選中，對細菌傳染嘔吐感較強烈者，更傾向於投票給共和黨的馬侃（John McCain） ，而不是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
對危險物件的反應、對牛奶的嘔吐敏感程度皆與傾向保守派或自由派相關。圖為生理反應不適示意圖。（資料照，取自pakutaso）
這讓政治學者們重新思考，也許最適合用來描述保守派與自由派差異者，並非變動不居的政策偏好，也不是對社會議題的態度，背後真正反映出的乃是世界觀的差異。保守者抱有「固定」的世界觀，對社會與文化變遷更加謹慎小心，喜歡熟悉而可預測的事物。自由派則抱持「流動」的世界觀，對社會與文化規範的變化表示支持和理解，喜愛嘗試新事物，對差異保持開放的態度。
本書作者進而指出，傳統上我們可以區分出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民眾對於槍枝管制、氣候變遷、限制移民或是墮胎政策的態度，不僅如此，後續的調查更進一步發現，兩黨支持者連住在什麼地方、在哪上學、選擇什麼職業、信仰何種宗教，都有所差異；而且連看什麼電視節目、聽什麼音樂、開什麼車、替子女取什麼名字、喝什麼咖啡、吃什麼食物、喜歡貓或狗等生活上的細節也都不同。這些因素彼此相關，但很少人會認為其中存在因果關係，比如說很難想像喝什麼咖啡會影響對槍枝管制的看法，或者是黨派偏好會決定食物的偏好，那麼要如何理解這些食衣住行的生活細節與政治態度的關聯呢？
作者認為生物政治學提供了一個理解這些問題的框架，其中缺失的環節正在於世界觀，「固定」世界觀與「流動」世界觀的差異，同時影響了以上這些因素，所以我們會觀察到不同黨派的人有不同的偏好與生活習慣，生理因素巧妙連結了政治態度與生活習慣，從而加深了我們對於政治的理解，作者以此說明社會的區隔是如何形成，為何今日的政治較過去更為極端。這也是本書精彩之處，作者不僅提供了一個框架，得以將生理反應、生活習慣、職業、就業與住宅選擇、社會議題以及黨派偏好串連起來，產生一個首尾一致且完整的解釋，並且利用這個框架，進一步說明社會與政治變遷的原因，從而解釋當代極端政治誕生的緣由。
儘管本書的研究大多以美國為對象，但其基本精神應該在台灣也適用，不過確切的情形與適用範圍，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舉例來說，政大教授蔡佳泓等人研究五大性格特質與台灣人統獨傾向的關聯，發現開放性高者較傾向支持台獨，而外向性人格高者較支持統一。不過書中以美國為主的大量研究卻發現。五大性格特質中，開放性和自律盡責比較與威脅的反應相關，抱持開放性人格者通常是自由派，而自律盡責性格者多屬保守派。其中雖然開放性兩者一致，但是對另一個因素則有所差異，台灣是外向性人格，而美國是自律盡責性人格。造成兩地差異的原因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是也提醒了我們，要將書中理論應用到台灣時，應該抱持更謹慎的態度。
另外一點是，本書作者雖然極佳地解釋了造成極端政治的原因，但是對於極端政治區隔機制的描述或許可以更為加強。例如書中提及，傳統上我們將美國區分為紅州與藍州可能過於粗糙，更精確的說法是這與人口密度有關，通常城市居民傾向民主黨，而鄉村居民傾向共和黨，作者接下來以世界觀的差異，說明住宅選擇的因素，以及造成區隔的原因。可惜的是，作者對於選擇住宅後，究竟是何種機制使得這種區隔進一步強化，則論述較少；這方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中，有精彩的說明，讀者若能結合經濟學與數學社會學的理論，相信對於造成極端政治的原因，將能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左派政黨？台灣民眾黨的修羅之路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