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摺（為首相田中義一於1927年7月25日呈給昭和天皇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秘密奏章）》是在1929年（民國18年），由當時在中國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所披露的。其中主要的重點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這份約4萬多字的秘密奏摺（註一），在現有的紀錄上，是日籍台裔間諜蔡智堪（1888～1955）利用他與日本政黨和他在日本經商多年的朋友關係，買通皇宮書庫官，裝扮成補冊工人，潛入日本皇宮內的皇室書庫內所抄錄完成的，之後交由張學良外交秘書王家楨，再轉由媒體公佈於世。
葛兆光教授（1950～）在《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牛津大學出版社）一書中指出─目前可找到最早版本的《田中奏摺》是在1927年7月蘇州中學黨意研究會刊行的─《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奏摺》。其實學界有關《田中奏摺》真偽的爭議很大，最簡單的一個原因就是，現存的《田中奏摺》有10多種的中國文字版本，還包括英文、德文等版本，但卻從未發現《田中奏摺》的日文原件。這也是不同立場的日本學者所共同質疑的一個地方。另對日本學者來說：《田中奏摺》內有許多矛盾與錯誤的地方，而其內容也只不過是當時日本對中國的基本侵略國策拼湊而來，並無任何秘密可言。
對日本有相當研究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前主任委員─陳鵬仁教授（1930～）也斬釘截鐵的說─《田中奏摺》絕對是假造的，理由很簡單，第一，文體不對，日本皇室奏摺有一定的文體，目前拿到的版本，即使是中譯本，仍然不符合應有的慣例與格式、第二，據當時自稱由皇宮中抄錄《田中奏摺》、並將其公諸於世的蔡智堪（1888～1955）指出，他是利用3個晚上才將高達4萬多字（日文漢字）的奏摺抄回來，陳教授也認為抄錄的時間太短，僅僅3個晚上根本不可能寫完4萬多字…陳教授甚至批評所謂的《田中奏摺》是蔡智堪為「邀功」而說謊偽造的（註二）。
但李中元在他所寫的《中國與亞太均勢論（1900～1949年）》書中卻有不同的考證。李中元認為「918事變」的發生，應溯源於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內閣所召開的「東方會議」。由於「東方會議」產生了田中內閣經略滿蒙的積極政策─《田中奏摺》。其後，日本當局與其派駐中國東北的軍隊，即完全依據《田中奏摺》的計畫行事，所以「918事變」乃是田中政策的初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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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的《田中奏摺》就是時任「政友會」總裁、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大將（1864～1929）於1927年「東方會議」後呈奏日本天皇的密件，也是「東方會議」的結論。不過呈經日皇閱過，並未批交內閣執行，只由皇室書庫存檔了事。這可看曾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1887～1957）在戰後所寫的《昭和之動亂》第1篇【918事變】中寫道：「田中召開東方會議，策畫向東北展開外交攻勢。並於會議後，發現著名的田中奏摺，主張日本佔領東北，囊括中國大陸，進一步稱雄世界。當時筆者政任職外交部，曾對此奏摺徹底調查，找過檔案，迄未發現（按奏摺在皇室書庫，重光當然無從由外務省找到）。向田中查詢；亦謂非出本意。」「田中亦謂非出本意」這句話交代明白：田中自己承認了奏摺不偽；只是東方會議的授意（即結論）而「非出本（人自己之）意」。這些紀錄可為此一文件之真實性，提供有力之參考佐證（註三）。
以上只是眾多有關《田中奏摺》真偽爭論的一小部分而已。但這些還不包括後來一些因為兩岸政治對立所引發統獨爭論所衍生出來的人造歷史論戰。（註四）
《田中奏摺》其實是俄國人偽造的？
俄羅斯的中國問題專家維克托．尼古拉耶維奇．烏索夫（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Усов，1943～）利用大量解密檔案，所完成《20世紀3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一書中對於《田中奏摺》的由來是這麼寫的—所謂《田中奏摺》，就是當時中國的媒體報導說，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將討論對中國政策的「東方會議」上的決策寫成一份給天皇的「奏摺」，其中指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雖然維克托．烏索夫在註釋中注明「儘管有些專家認為，這個奏摺是莫斯科炮製的偽造文件」，但他仍然竭力證實這份文件確實存在：首先是哈爾濱的蘇俄諜報機關獲得了這份文件，是由佩列克列斯特從日本在滿洲的外交郵件中獲得的，「它的獲取是駐哈爾濱諜報機關的『光輝成就』」；幾乎與此同時，1927年擔任蘇聯駐漢城（今首爾）總領事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對外局的年輕工作人員奇恰耶夫，也獲得了同一份《田中奏摺》，他招募了一位日本警察安倍，通過此人獲得各種秘密情報，其中就有這份文件……「1929年，正值中國國內反蘇運動猖獗之際，中國雜誌《中國評論家》在俄羅斯特工機關的幫助下，登載了《田中奏摺》。這一奏摺的公佈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廣泛的反響，對那個時期以及以後多年亞洲和世界其它地區國際關係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田中奏摺》在中國成為人們口耳相傳的大新聞時候，當時中國民間因中東鐵路事件引發的反蘇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取而代之。（註五）
從列寧的「喘息政策」來看蘇聯偽造《田中奏摺》的原因與效果
孫果達教授（南京政治學院、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在《陳獨秀與蘇聯「喘息」政策》一文中指出—1918年3月，蘇聯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全稱：《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5月5日，列寧就把日本的威脅與德國相提並論：「德國和日本將根據成文或不成文的協議來共同瓜分我們、扼殺我們，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有可能的」。此後，列寧又多次提到日本可能的侵略，但同時也提出「日本人進攻的危險可能比較容易消除」，因為「中國的革命運動和起義『會牽制』日本進攻俄國的意圖」。「我們應當利用這個喘息時機，注意目前形勢的特點，使我們的策略適應這種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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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8月，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簡稱：聯共政治局）決定：「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到1920年2月又作出「關於必須防止同日本發生衝突的決定。政策目標決定之後，維經斯基（本名扎爾、漢名吳廷康，1893～1953）、馬林（1883～1942，荷蘭共產主義者）與越飛（1883～1927）相繼趕往中國，分別聯繫共產黨與國民黨，這代表蘇聯共黨《遠東的總政策》開始實行。「在一定的搖擺和爭論之後，正是國民黨及其軍隊被選為實行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基本軍事政策的基本工具。」1923年1月4日，聯共政治局做出一個絕密決定：「全力支持國民黨，並建議外交人民委員部和我們共產國際的代表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同時又決定：「否定計畫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的部分。」1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議：「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以便「對國民黨施加影響，以期將它和蘇維埃俄國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進行反對歐洲、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共產國際制止了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一切企圖。沒有共產黨做內部『改革』工作，要排除國民黨這塊『材料』的抵制是不現實的。」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發布標誌國蘇合作的確立。
至此蘇聯的「喘息」政策初見輪廓；以加劇日美中三國衝突為「總政策」，一手對日友好慫恿其在華擴張以激化與中、美的矛盾，一手通過國共合作扶助國民黨執政以牽制日本。1926年4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目前日本「最危險」，蘇聯「必須設法爭取在這裡有一個喘息的機會」，「首先同日本實行某種妥協的方針」，「容忍南滿在最近一個時期留在日本手中」，容許「建立自治的滿州」。
由此可見，蘇聯在列寧逝世後正式形成的「喘息」政策在對日一手有了重要變化，蘇聯通過犧牲中國在東北的利益來滿足日本，從而達到禍水南引、保衛蘇聯的目的。（註六）也就是說不管《田中奏摺》是真或是假，最惡毒的其實是藏在它背後的戰略布局與陰謀，而帶給中國的，只有慘烈的戰爭和無窮盡的苦難，至今都未能獲得妥善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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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依照清朝公文制度，由官員直接呈給皇帝（御前）的密奏，就稱為「奏摺」。
參見－－王怡仁：《有趣的清代公文制度》（收錄於《歷史月刊161期／2001.6》），p13。
（註二）參見－－陳鵬仁：《有關「田中奏摺」的幾個問題》、《從蔡智堪與「田中奏摺」談起》（收錄於《歷史月刊42期／2007.09）。
（註三）參見－－李中元：《中國與亞太均勢論（1900～1949年）》（李中元），p2～3。
（註四）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討論「田中奏摺」】。
（註五）參見－－余杰：《顛覆中華民國的蘇聯情報機關（下）：「禍水南引」，成功挑動中國反日和日本侵華》。
（註六）參見－－孫果達：《陳獨秀與蘇聯「喘息」政策》（收錄於《傳記文學／2017 Jan／656》），p10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