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富士康科技公司深圳工廠一名25歲的王姓員工,注意到富士康工會微信發布一則有關選舉工會代表的消息,過去已經讀了很多法條和工人相關權利的他認為若贏得選舉,將能協商調薪、爭取更長的休假和喘息時間。
他在工會辦公室簽名、準備演講,並且等候一通永遠不會打進來的電話。選舉於8月底結束了,王先生沒有參加競選,他甚至沒有投票。 「我詢問部門確定繼續選舉,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也沒有參加的方法,我完全沒有參與到。」王先生表示,直到結束,他們都沒有完成這場民主選舉。 深圳的「富士康城」裡應有盡有,工廠、員工宿舍、雜貨店、銀行等,這裡有超過20萬名員工負責生產電子零件,像是蘋果iPhone、iPad、亞馬遜Kindle、微軟Xbox等裝置。富士康鼓勵員工加入工會、年輕員工參與選舉。 美國新聞網站「跨時」(QUARTZ)調查採訪富士康工廠的工人、勞工組織、研究員,探討富士康的管理工作,以及中國政府如何試圖改善勞工處境。他們發現,富士康對於增進工人權利,恐怕還是表面工夫多於實質作法。
工人影響力漸增 中國工人不再滿足於能帶回家鄉的一點錢,他們要求更高的薪水、退休金,遇到工廠倒閉還會示威抗議。現在,他們有更多的籌碼來提出要求,勞動力短缺、勞工權利意識高漲、抗爭方式更上層樓、地方政府面臨經濟壓力,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建國65年以來,勞動階級擁有最大權力的時期。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勞工專家關少蘭(Katie Quan)指出:「新一代的勞動者不只為生活而勞動,他們現在想要賺足夠的錢買智慧型手機、電腦與房子,並且想給孩子更多自己過去不曾擁有的機會。他們有強烈的自我價值認同,而且需要被尊重。」 因此過去幾年,中國自發式罷工(野貓式罷工)事件激增,衝 擊了富士康、IBM、本田汽車、固鉑輪胎(Cooper Tire)、沃爾瑪(Walmart)和微軟等跨國企業。近期,數千名卡車司機在寧波發動罷工、癱瘓世界第六繁忙的港口。根據香港非營利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統計,今年第一季,中國至少有202起自發性罷工,比起去年同期增加31%。
自發式罷工層出不窮 因為極少管道能直接與雇主溝通,中國工人時常發動罷工,雖然中國集會遊行於1990年已合法化,但是所有工會都還在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的掌控下。就人數來說,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會組織,由管理階層精心挑選的職員組成,主要保持商業活動如常運作,但通常會忽略工人而直接和工廠老闆、高階主管協商。
和工會對抗出名的沃爾瑪在2006年時同意於中國部門組織勞工團體,他們解釋,「中國工會和西方工會很不一樣,中國工會是和雇主工作而不是製造對立。」
但是在某些地方,方式正慢慢改變。當自主罷工成長數增加,他們也變得越來越有經驗且快速蔓延。受益於聊天室、部落格、簡訊,他們可以很快地從工廠散布至區域工廠。 今年春天,在廣東東莞的Nike、Puma等品牌的運動鞋製造廠展開一連串抗議,使得抗議風潮流行起來。超過4萬名工人上街抗議並持續數周,這也是中國自1970、80年代經濟改革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事件。大眾關心和媒體關注也使得當局者較不敢驅趕工人。
因此,當地政府、公司(如富士康)、甚至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都試圖在罷工前和工人對話,這也是為什麼王先生的工會決定舉辦公開選舉。
台灣電子零件商鴻海旗下富士康的中國工廠有超過100萬名員工,2010年員工自殺,引發全球關注後,儼然成了血汗工廠的代名詞。2012年,美國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FLA)一則報導指出,富士康員工平均一周工作超過60小時(法律規定最多49小時),一個月僅能賺得1800人民幣(約新台幣9000元),員工從休息時間到宿舍誰能來訪也都被監視著,工作環境極差,如同監獄。 雖然美國公平勞動協會去年後續報導指出情況有所改善,但是仍有問題存在。今年8月,一名27歲的男子和工廠安全檢查員爭論時遭殺害。7月時,在深圳富士康工廠工作的22歲男子跳樓自殺,過去兩年,同地點已超過18人自殺身亡。
為了遏止批評聲浪,富士康工會承諾給員工更多權利。2013年,富士康表示將增加年輕員工至工會,並且告知員工有關選舉的消息。雖然中國法律讓工人有權參與選舉工會幹部,但是工廠大多都在近幾年才開始實施。 公平勞動協會指出,2013年1至5月,富士康增加工人代表在工會的比例,官崙廠和深圳廠都從0%至39%、龍華廠從10%至41%。被選出來的工人代表70%都是第一線工人。 改變比想像中慢 工人欠缺信心 有了公平勞動協會的幫助,富士康也表示會開始訓練員工如何投票。但是根據員工和當地勞權研究者說法,進步程度並沒有公司說的那麼多。 負責工廠生產線、25歲的鄭小姐正在富士康隔壁的社區中心和朋友聊天。17歲時,鄭小姐為了讓弟弟能上學讀書而進到富士康工作。她說:「工人少有發聲機會,工會也幫不上什麼忙。工會舉辦運動遊戲和對抗賽還比較多。」 如同王先生,鄭小姐對富士康選舉承諾並沒有太大信心,她說:「我沒有投票,我也不認識任何一個人。」另有4名員工也表達相同的看法,一名2011年進入富士康進行臥底調查的勞工研究員也表示贊同,同年也是富士康最後一次舉辦工會選舉。
這些並不是個案。根據一份香港、中國的大學聯合調查結果,龍華廠的工人只有45%知道工會成員有權投票,其餘多數人更不曾聽過工會選舉。此項研究於2013年調查了深圳廠、武漢廠的685名員工,其中一位接受訪談的員工指出,富士康只是為了市場形象才辦選舉。 一名自稱是富士康員工的部落客,7月時在新浪上發文指出:「結果是多數工人都不知道這件事,我們被欺騙了,工會選舉根本徒具形式。」
選舉之火延燒中國各地
富士康工會選舉之火延燒至中國各地,今年春天製鞋廠抗議行動後,中華全國總工會東莞分會同意工人選代表進工會。7月時,廣東工會聯盟表示,全省5年內將制訂工會選舉規範。過去勞工運動較不興的中北部工廠,像是遼寧、湖北近來也允許了許多直接選舉。 一些被選出來的工會代表已經有良好績效,協商出較好的工作環境。廣州一名工廠廠長去年協調員工調薪18%和新增每月獎金,另外工人表示若提高午餐價格,就要抵制工廠餐廳。工會也迫使工廠使用較新的交通車。今年初,一位在沃爾瑪工作的收銀員被推舉出來對公司倒閉提起訴訟。 2010年起,廣州的城市特定發展區已有超過10間公司透過選舉選出工會代表。中山大學研究員陶洋指出,候選活動承諾包括增加更多休息時間、提供更好的餐飲或是在停車場加遮雨棚。比起未選出來的省分,這些被選出來的工會領導人更擅於爭取更高薪水,像是選出工會代表的省分,平均薪水約4000人民幣(約新台幣2萬元),沒有選出來的僅人民幣2000元(約新台幣1萬元)。
儘管中國共產黨已透過中華全國總工會掌控工人權利,但是政府和企業家排斥真正的獨立工會,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勞工關係教授劉明偉說:「共產黨擔心獨立的工會組織會挑戰他們訂下的規則。」 2010年之後,廣東省政府表示假如有1/5工人需要,便允許集會遊行和工會協商團隊的選舉,但商人反對,提案失敗。最近當地政府欲重新來過,但又引發在廣東工作的香港商人反彈。 部分反彈來自工人自己,與鄭小姐一起在富士康工作、來自上海的女子表示,資深員工不想要事態失衡。鄭小姐指出,新工人沒有勞工運動的先備知識,他們的高流動率也很難真正關心富士康的工作環境。
改變一定會發生 問題只在於時間 雖然選舉可能有不合適的結果,但是其他事情也能同步進行。非政府組織正在提高員工的意識,例如發放有關工作契約的小冊子或是提供世界上其它勞工運動的例子,政府也知道需平撫中國工業關係。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何高潮說:「一些關鍵領導人知道這是解決目前情況較好的辦法,要不然要派軍隊鎮壓他們?」根據他的研究,有工會選舉的工廠較不會發起遊行抗議,儘管有,也僅會持續半天。 勞權運動者張志如說:「改變一定會發生,問題只在於時間。」 在富士康城生活有好有壞,雖然上班時間仍很長,從早上8點至下午8點;或是晚班,晚上八點到早上8點,但是先在工人每小時可休息10分鐘、2小時的午餐時間。另一方面,王先生表示,薪水沒有增加太多、工作反倒變得緊湊,之前2、3人負責的工作,變成1人獨力完成。 鄭小姐和其他工人在社區中心賣自製的鑰匙圈和珠寶、烤花生奶油餅乾。她賺了大概2000人民幣(約新台幣1萬元),但是必須付給公司至少人民幣600元(約新台幣3000元)。但是,她學習了更多有關工人權利的權利,也會關心中國各地工人的抗爭事件,鄭小姐說:「工人正逐漸察覺自身權利,慢慢地,事情將會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