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禁書五札》（4）：春風強度楊柳岸─以詩為武器

春風詩刊

一九八四年，我曾寫過一首長詩〈南方〉。如果說因為年輕而有稍大的野心，當時的自己其實暗暗的希望可以寫出台灣的〈天問〉。這〈天問〉要放在當時背景才會了解。

當時在吳晟、施善繼、林華洲、詹澈、廖莫白、李勤岸等好朋友的幫助下，由我負責主編詩刊《春風》。

一九八四年，一如喬治．歐威爾小說「一九八四」所寫的，老大哥在注視著你，戒嚴時期的國民政府懷著高度的警戒心，注視著文化界的變化。最明顯的例子是，當年小說家陳映真雖然已經出獄，但他的小說《將軍族》因為文中所寫紅色的小旗子在空中揮舞，早已被查禁。他的一言一行受到監視，據說警備總部有一個陳映真專家，叫「孫啟明」的，專門監視陳映真寫過什麼文章，甚至陳映真以各種未曾見過的化名寫的雜文、論述、隨筆、訪談等等，只要是看到文字風格，就能「聞」出是不是陳映真的味道。總之，這是為文字獄作準備的功夫。

然而具有批判力的文化人沒有屈服，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依舊讓政府主導的意識形態受到嚴重衝擊。文化人呈現兩極化。一邊是以寫實主義為標竿的陣營，鄉土文學、寫實主義、干預現實、參與改革是它的理想。

但另一邊則是為藝術而文學，文學不應為政治服務，西方現代主義風格的提倡，對現實政治問題的迴避等，其中有真的持這樣理念的人，但也不乏因為逃避而刻意選擇這種理念；甚至有政府的打手、御用的文人。當然，更多是中間份子，擺盪的機會主義者，他們表現出一種無力感，無法認同於國民黨，卻又不願意靠向那一邊的中間人，誰也不得罪。

《春風》詩刊一開始就不打算當雜誌辦。它既不向新聞局申請雜誌名稱，也不打算設一個雜誌社的地址，反而是以書的方式，命名為《春風詩叢刊》，再用《叢刊１：獄中詩專號》《叢刊２：美麗的稻穗》等名目來出版。如此一來，就不怕被查禁了。因為它既非雜誌，自然不必再重新申請登記。就算禁一本，下一本書照常出，而且依照出版法，出書是不需要出版社登記的，只要署上作者，誰都無法阻止。而《春風》詩刊是由作者群集體出版的，因而誰也擋不住。當時的作家，看見《春風》詩叢刊的作法，已經感覺到它是準備走地下刊物的，莫不感嘆曰：「很有種！」但誰都可以預見它的下場。

果然。它出了四本，被禁了三本。最後一本是因為發行商阿財倒經營不善倒閉了，我們也無處發行，新聞局連查禁都不必了。

準備這麼和意識形態控制部門（如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工會、新聞局等）對著幹的文學雜誌，內容如何可想而知。第一號叢刊《獄中詩專集》收集了從南非、香港、大陸到台灣日據時期，寫於獄中的詩，當然被查禁。文學界於是有些人就說：這些根本不是詩，只是政治的吶喊。

這一種說法，讓《春風》的同仁都非常不服氣，決定讓他們看看真正的詩，是可以結合現實主義的精神與浪漫主義的美感，構成無邊的想像力與批判力。於是第二期的《美麗的稻穗──台灣少數民族神話與傳說》在一九八四年七月出版了。

這是台灣第一本以原住民為主題的文學專刊。應該說，當時台灣社會還未把「原住民」「先住民」「少數民族」「高山族」「山地人」「山胞」等作明確的區分，因而只能用「少數民族」這個名詞，來取代當時政府所常用的「山胞」「高山族」等歧視性字眼。這一期的內容包含了：莫那能的詩創作、報導文學「阿能的故事」、澳洲的高山族介紹、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詩人介紹、台灣少數民族的神話與傳說，以及陳映真、施善繼等人的評論與創作等。

這是台灣首度以「少數民族文學」之名，呼喚後來被稱之為「原住民文學」的雜誌專題（請參看莫那能的詩）。漢人名字為「曾舜旺」的詩人，以排灣族本名「莫那能」在前一期《獄中詩》專號的「山地人詩抄」裡，已經發表過兩首詩，在這一期裡，更發表他的第一首長詩「來，乾一杯」。這在台灣社會是首次出現，後來，原住民詩人、小說家陸續以原住民的原音，拼為漢字，來為自命名，殆起始於此。

或許是歷史時機的成熟，這一年秋天，《春風》叢刊２出版後不久，「原住民權利促進會」開始醞釀了。這一年是多事之秋，煤礦災變一個接一個，而死亡於礦坑的，大多是原住民。他們填補漢族底層勞動力的空缺，卻死亡在最深的地底。有一些朋友自動去作紀錄片，民歌手楊祖珺、胡德夫到處奔走，為他們辦演唱募款。但問題不是援助受難家屬就夠了，我們需要一個長期關懷「山地人」的組織，成立某一種團體的可能性被提出來。

當時以台大高山青社團、民歌手胡德夫為主，打算成立一個「山地人」的人權運動組織，以協助和保障「山地人」在平地社會的生存權利，尤其是礦工、工傷、職業傷害、被販賣的雛妓、童工等問題，特別嚴重，更需要一個固定組織來服務。胡德夫的朋友提供愛國西路天橋下，在菜市場二樓的一處住宅，以作為編輯部和聚會所，幾個好朋友如王智璋、王志明、張富忠夫婦等，也都是這裡的常客。

最初只是討論出雜誌，後來就漸漸認知到問題的層面太廣，不是一個雜誌可以解決的，它需要一個長期的服務機構，才能協助山地人解決無論是平地或山地所發生的工作與生活的問題，於是開始醞釀要成立一個人權團體。然而，如何命名呢？

排除掉高山族、山胞、山地人等帶有歧視性或日本人、漢族觀點的名詞之後，即使是較中性的「山地人」都不準確，因為台灣並無天生於山地的人，這是後來民族生存鬥爭的結果，不是一個民族學的說法。由人類學的角度著手，最後提出兩種選擇：「原住民」或者「先住民」。這是由於不管那一族，皆由南島語系而來，可能是先移住台灣；或者是原來就住在這裡，再由此向南、北方諸島遷徙。總之，最後是在「原住民」與「先住民」之間，二選一。

我們幾個漢族的人，原則上不發表意見，認為基於民族自主，這得由他們自己命名。最後，胡德夫認為，「先住民」只是比漢族「先到」台灣的住民而已，不夠強烈，不如「原住民」有力，形成「原住」與「漢族移民」的對比。

胡德夫的說法，代表了原住民的觀點，我們幾個漢人都沒意見，但名稱一直懸而未定。直到有一次和胡德夫喝酒，談到這個人權組織要有通訊刊物，得有個名稱，叫什麼「某某會訊」之類的。當時負責編輯刊物的我，才忽然想到，如果叫「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聽起來有源泉、起源的味道，似乎比「先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先權會」好聽。我們的會訊，就叫「原權會會訊」似乎比較有力。在酒意的歡快中，大家也都同意了，於是，這名字就這麼給定了下來。我們開始編輯「原權會會訊」第一期。

我們所未曾料到的是，「原住民」這名詞後來竟成為專有名詞，修改憲法、原住民基本法等都依此改變了。

在我的心目中，一九八四年是「原住民運動元年」。這一年底，「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在馬偕醫院的大禮堂宣告成立，募款、唱歌、演講、聯絡各族人來參加、把服務推到山上去……，工作方向出來了，「原住民」這個名詞，在這一年首度成為正式的名詞，以取代原有的高山族、山胞等。《春風》叢刊以書和莫那能的詩，成為精神和物質的贊助者。

這就是寫作當時的時代氣氛。《南方》一詩，發表於《春風》叢刊２《美麗的稻穗》，它希望表現出一種屬於南方的美學。但這美學又不同於日據時期西川滿那種以南方異國情調來看台灣，以仿冒歐洲印象派風格，而歌頌「南方，光之源」的帝國心態。我希望呈現出台灣的美感，農村的某一種生命色澤，以及深層的悲哀與憤怒。

這首詩由二重奏的結構所構成，一邊是小提琴般的悠揚，對農村生活的歌頌，像燕子在空中飛行的感覺；相對的，則是憤怒的敲擊鋼琴式的反抗之聲，用黑色的地底與黑色的幽靈和燕子、天空形成強烈的對比。然而，這都是真實的存在，唯有二者的並存，才是台灣內在的真實。

距離這首詩的寫作近二十年後，如今回顧，才發覺一個有趣的事：當初《南方》的後半段本是作為批判與控訴，為台灣悲劇的命運而吶喊。所以有

「是的，光之源也是黑色的

在南方，我們只有黑色

黑色的土地

黑色的命運

黑色的孤獨

黑色的幽靈

黑色的光！」

作為詩的最後，它的本意是要激起一種批判，一種反抗。應該說，當時的自己偏執的以為，詩是一種武器，批判的武器，如果有一天，革命來臨，即使詩要被遺忘，也沒有關係，只要能呼喚一個時代的來臨。

當時天真而浪漫的革命幻想，當然已經失去它的批判色澤，反而是對台灣命運的黑色本質的描述，給保留了下來。並且，有一種「預知死亡記事」的悲劇感。

《春風詩叢刊》第三集是《海外詩抄》，我們收集了流浪海外的詩人作品，以流亡文學為底蘊，編輯成書。

第四集則是大陸剛剛興起的朦朧詩，我們收集了重要作品，向台灣讀者推薦這一批「崛起的詩群」。

事實上《春風詩刊》的系列，主要還不僅是詩的創作，而是透過詩創作，召喚理想主義的精神，召喚年輕人正視現實，反抗不公義的現實，最後採取行動。我們也以此為媒介，和不少文學團體往來，當時我們特別重視校園的活動，和一些大學的文學社團辦了不少活動，集結青年，一起讀書，一起討論，彷彿一個地下團體。

然而，《春風詩刊》到第四期，也正是台灣社會運動開始風起雲湧的年代。我們本不是「為詩而詩」的人，用聶魯達的話說：「我們是來歌唱的」，要歌唱一個變革的世紀。當社會運動來臨時，所有的同仁都捲了進去。去鹿港反杜邦，去《人間雜誌》做採訪，去勞工運動的現場幫工人寫宣傳……。

文學的使命，化為社會實踐。詩刊就結束了。

＊作者為知名作家，現任中華文化復興總會秘書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暗夜裡的傳燈人》（天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