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臺灣的年輕人已進入價值主義時代，而另一些人卻還停留在資本主義時代，甚至是滯留在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的思維模式中。區別在哪裡？把自由民主正義的價值看得高於發大財，就是價值主義者，而將發大財或財富增長看成精神追求，漠視自由民主正義，則是資本主義者。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現狀，無論在香港還是臺灣，更多的是年輕人出於維護價值，而站出來高聲呐喊，反對香港的送中條例，反對紅色媒體與經濟統戰在臺灣滲透。
香港與臺灣的年輕一代，正在形成價值共同體，遙相聲援、共同抗爭，捍衛城邦國家的自由價值。文明世界的價值共同體正在形成，正在形成共同的力量，制約反普世文明的專制獨裁政權，遏制其對文明規則的破壞，捍衛自由民主價值。
無論是在香港還是臺灣，我們看到的是東西方文明沒有必然性衝突，而形成內在與外在衝突的，只有價值理念，是親共愛國的社會主義理念，還是要自由的價值主義理念，或者發大財的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理念。親共的左翼代表過去，初期資本主義理念流行於現實，而價值主義，代表城邦國家與世界的未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誰尊重價值主義，誰就擁有未來。
一、沒有文明衝突只有價值衝突
香港「送中條例」像一種令人恐懼的病毒要植入自由城邦體內，但被年輕的生命群體強力排異，並在城邦體內形成強大的抗病毒能量，這種能量正在發揮國際效應：
美國10位跨黨派國會議員６月13日提出「加強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達對香港人權與法治的堅定支持。更進一步的消息來自《蘋果日報》報導，法案之中設下2020年普選立法會的「時限」，並明確要求普選特首，法案如獲通過，港府若不作回應，勢影響《香港政策法》，最嚴重可換來美方制裁。
英國外交大臣亨特（Jeremy Hunt）星期二（6月25日）在英國議會說： 1984年瑪格麗特·柴契爾和鄧小平簽署了具有法律效力，具有國際約束力的法律協議，我們將恪守該協議。我們希望中國也能這樣做。
1984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左前）與中國總理趙紫陽（右前）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鄧小平（前排左四）也在場觀禮（新華社）
臺灣也有動議立法禁止中共的紅色宣傳與滲透（禁中共的國旗與國歌），而大規模的反紅色宣傳滲透活動，已在臺北盛大展開，對不久前泛紅造勢形成強力對比與反制，臺灣的自由力量也因此被啟動了，這是香港特首或中共政府送給臺灣人民的病毒疫苗，負價值的病毒，因強有力的抗爭，而產生抗體，被啟動的抗體，卻是正價值。
這是香港送中條例帶來的無邊際效應，價值輸出，有時是負負得正，中共每一次強力的滲透與威權擴張，都會帶來這樣的效果，使臺灣人警醒，意識到自由與民主比發大財謀經濟，是更值得珍視的價值。
不僅是經濟，還有文化，可惜的是，香港文化發展到七八十年代，正在形成獨特的東西方融合的城邦文化高峰，可惜回歸之後，香港的文化獨特性被大陸消解，失去獨特的文化風範，基地意義（文化輸出）幾乎蕩然無存，政治價值呢？大清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共政權經濟開放之後，仍然是又一次洋務運動，又一次師夷長技以制夷，不僅如此，因泡沫經濟崛起而不可一世，用自己的政權威權，來滲透與控制自由的城邦，使城邦卑微的自由法治步步逼仄，而民主的價值也通過設置規則，使其無法成長起來。總之，帝國不允許城邦更自由民主，進一步要通過壓縮城邦的自由法治空間，使其完全成為自己控制下的一個藩邦。
香港人爭民主普選的「民主文化」、「民主價值」而不得，由於送中條例，香港人正在形成理性和平的「抗爭文化」、以抗爭求民主價值。如果有民主普選，那麼，就能享有政治博弈的正常的社會生活方式。
香港正在成為軟戰爭前沿，東西方文明交匯點，香港的抗爭並不是文明之爭，而是普世價值與特色專制之爭，香港、臺灣、大陸同屬東亞文明，因歷史與現實之變，造成了價值理念䢛異或對立，現在看來，需要回歸的不是香港、臺灣，而是大陸，大陸要回歸人類文明常識與常態中。
是城邦自由之風吹拂古老的大陸，使其覺醒，回歸常識，還是古老的帝國專制方式控制自由城邦，使其窒息？香港人在保守已有的自由法治價值，爭取民主價值，而大陸卻反其道而行之。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城邦的原創性文化與核心價值被消解，城邦的繁榮與文明就會被消解。
二、香港對大陸的價值
香港對大陸的價值不言而喻：古老的帝國通過香港進入近代化進程，香港甚至成為早期革命的基地，內戰時代，更是國共暗戰與獲得海外支援的基地，冷戰之時，中共遭聯合國制裁之時，它是大陸無法替代的海外補給源，從中共建政初到三年大饑荒，以及後來的文革，大陸上百萬人逃港，香港是大陸還有越南等地因共產革命製造的難民最大的庇護地。
英式行政、自由法治精神決定了香港的政治構架，而來自大陸的精英與平民則繼承著傳統文化，文化多元但價值理念卻逐漸共融共生。香港證明了什麼？香港的歷史證明文明之間並無衝突，各種政治意識形態也可以在自由法治的城邦並存，它是最奇妙的文明景觀。近代進入現代、西方進入東方、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黨政權與國民黨政府、統戰與諜戰、富豪與難民、古老中國傳統與現代西方觀念，在「回歸」之前，沒有產生過悲劇性的衝突（日本二戰短暫入侵、中共文革時期製造過一些衝突均與英治香港無關）。
而香港回歸之後，從雨傘運動到這次抗爭送中條例，數百萬人上街，警民衝突，差點釀成重大悲劇事件，這背後不是文明衝突，而是價值衝突。
到了年輕一代，香港城邦社會文明要升級，而共產帝國卻要威權管制，帝國知道自己要什麼，但不知道城邦需要什麼，如同傳統家長，知道自己通過管制孩子，實現威權與光宗耀祖，卻不知道孩子需要自由與愛、尊重與平等，威權進入極權時代，依恃的是經濟崛起後的強大，管制能力獲得提升，殊不知，城邦變成藩邦，三方受傷害：帝國與自由世界將失去緩衝，資本主義作為自由世界與專制世界的潤滑劑將失效，如果香港自由市場的特別地位失去，更使中共將來沒有經濟迴旋的空間。
但大陸只願意接受香港形而下的財富意義，而不願意正視香港的形而上的普世價值：習近平只承認香港的經濟價值：2018年11月12日他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中承認，香港、澳門一直是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到2017年年底，內地累計使用香港、澳門資金1.02萬億美元，占引進境外資本總額的54%。
來自香港對大陸的投資已高達萬億美元，這對整個改革開放的決定性的意義不言而喻，習近平上述講話中在投資、市場經濟的示範、體制改革的助推、雙向開放的橋樑、先行先試的試點、城市管理的借鑒六大方面進行了詳細闡述，全部的闡述都是經濟與管理領域，不涉及政治領域，特別是，香港與中共自己宣導的核心價值觀中的自由、民主、正義，也是不置一詞。習近平應該清楚，香港獲得經濟成功離不開普世價值，是自由、法治、契約精神奠定了香港，而不是那些形而下的資本財富決定了香港。
三、沒有自由的香港大陸與世界都不可想像
6月24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張軍在中外媒體吹風會說：「可以肯定地告訴你，G20不會討論香港問題，我們也不會允許G20討論香港問題。香港是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於中國事務。無論是在任何場合，用任何形式，我們都不允許任何國家、任何個人干涉中國的內政。」
因為有媒體報導說，美國總統將在日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除了經貿問題，還會談及香港。這意味著，中共對香港的進一步控制、對香港自由與法制的破壞，將促使美國政府重新考慮香港的特殊待遇。
利用香港特殊的經濟待遇，中共獲得了八九之後文明世界對中國的涉及軍事安全領域的禁運產品，甚至通過香港來與朝鮮、伊朗進行違禁商品交易，由於香港成為西方資本權貴主義與中國交易的重地，國際資本通過香港獲得大陸經濟窪地巨大的利益回報，而中共的權貴集團則通過香港成功轉移、囤積資產，這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容忍香港的負價值因素的重要原因。
當年毛澤東的解放軍兵臨香港，沒有「解放香港」，中共政權甚至一直沒有動過外國人與海外華僑在國內的不動產，這與中共對待大陸中國人形成天壤之別，為什麼？中共政權害怕引發國際糾紛，只窮心極力地控制、迫害「自己人」與自己的人民。而今的習時代完全不同了，放棄韜光養晦戰略國策之時，將手伸及國境之外，從東南亞到香港，均能通過正常與非正常的方式，將「違法」的人抓回或綁回大陸，其中包括外籍公民。
文明世界與中共都看到了香港的負價值，極權化的習近平看到了香港因自由與法治而難以控制，所以層層收緊香港的自由空間，並通過送中條例以改變香港法治現狀，香港普選也被變相取消。習當政之後種種妄為，已使文明世界警覺與反感，綁架書商與商人到大陸，對外國公民也會因政治原因無限制拘審，如果這種妄為通過送中條例這樣的法律來實施，必將危害香港甚至文明世界。如何應對香港對文明世界的負價值，是必須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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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對香港是機會主義加實用主義方式，一國兩制與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滿足了雙方的底線要求。鄧所言：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也沒必要變了。他當時更多的是內心認為，中國未來的領導人應該通過政治改革，使國家正常化，憲政民主化之後，當然不用再變了。但鄧的內在悖論，既有面向世界與未來的眼光，卻又有獨裁者鐵血心性，為了一已權勢而敢動用國家軍隊對和平抗議者屠城。無論怎樣的妥協與綏靖，畢竟讓文明世界、香港與大陸特別是中共利益集團都各得其利。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三個有利於」。
新生代年輕香港人與習近平的極權化的新威權發生衝突是必然的。習氏帝國要將極權的銳實力延伸到香港，而香港年輕一代要將民主普選生長在自由城邦，這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
因為按照當初的政治設計，香港人應該得到普選權，而按照習近平中央的極權要求，香港一國高過兩制，要強化對香港的管控，使其成為中共真正的一部分，外國不得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沒有文明衝突只有價值衝突，價值衝突背後是利益衝突，中共權貴利益集團在政治體制上無法轉型，在歷史罪錯上無法改正與謝罪，造成其將任何一次衝突都視為「最後的鬥爭」，似乎任何一次退讓，都會造成其無法逆轉的潰敗。
在香港人爭普選權之時，他們不退讓，在香港人反送中條例，他們仍然不真誠退讓與道歉。為了防止震盪效應，現在他們正在將新疆模式推廣到重要城市，嚴查年輕人手機，任何人在推特或自媒體中談論香港話題，均可能遭到警方約談，以防香港的抗爭運動擴大延及大陸，形成當年中東茉莉花運動那樣的震盪效應，導致全國性的抗議，中共不堪其重。
中共在香港從五十年代到今天，嚴防死守的，就是民主二字，不允許民主擴大一點點，據紐約時報披露，中共政權建政之初甚至不允許香港啟動民主選舉，害怕民主效應影響大陸，或促使香港因民主而獨立自治。而宣傳陣地，人們看到，現在替香港人說話的，只剩下一、二家媒體，其它媒體要麼消亡，要麼被親共或統戰機構收買。中共看不見的手，在暗戰與軟戰中，一直被西方主流社會忽視或無視。中共可以利用西方、利用香港甚至臺灣的自由，做大自己的文化與外宣，但文明世界卻無法將普世價值在中共的領地有效傳播，文明世界既不能通過政治方式，也不能通過WTO規則對中共進行反制，我們只能說，文明的力量是有限的，而野蠻或不文明的力量，卻有無限的法力。軟戰時代，這種法力會怎樣傷害香港、臺灣、歐美，宏大的角逐之戰，帷幕正在步步拉開。
鑒於香港人的抗爭，文明世界的強力聲援，英美甚至會通過修改法規的方式進一步制衡，香港的現狀可能在一定時間裡得以維持，但價值衝突無法避免，香港年輕一代要實現民主化進程，中共政權要進一步強化控制，軟戰必然是一場持久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