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深秋的山東泰山，在小雨中，她慢跑著，一個人，準備跑100公里，被限制出境的她，不能與樂施會隊友赴香港「毅行」，她一個人，在冷洌的空氣中，響應。去（2014）年此時，她也沒能赴香港，她被關押審訊了128天，日以繼夜。
她，不是維權律師，不是民運人士，她是中國公益NGO圈中的「釦子姐姐」─寇延丁。2014年下半年，她在香港碰到了陳建民（占中三子之一），在台灣參加行動者培訓，碰上了導師簡錫（民進黨元老），而且還之外碰到了在台任教的王丹（民運人士），一連串的「巧合」讓她的人生進入了她形容為「魔幻寫實」的慘痛境遇。
2016年，她在台北出版了《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沈默的中國人》（時報出版），完整紀錄中共當局逮捕異議人士後的審問細節。她說，還要回到中國去。她對中國的愛，好痛。
說這話的是笑蜀。年輕人稱他「笑老」我呼「笑兄」總之都有個笑字。但笑蜀卻不怎麼笑，一臉深沉，讓人想到那句著名的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他說這話的時候已入十月，我們在臺北一而再再而三地見到。
「你們的日子會好起來！四中全會以後NGO的日子會好起來，會好很多……」
每次見到他都說了一遍又一遍，好像這是一種很甜的糖，吃了一塊，又吃一塊。
聽得多了，我也信以為真，開始像他一樣，對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滿懷期待。
二○一四年十月十號中午回到北京，晚十點，Ｋ六○一次在北京站檢票。
這趟車夕發朝至經過五臺山，是北京山友登山專線。上車就睡，第二天凌晨已在五臺火車站。
也許，這真的是我一生之中最好的時代：除了五臺，接下來好事連連，十八號成都為愛行走，二十三號北京拉練，下個月還要去香港毅行……
笑蜀告訴作者，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金羊毛冒險學院／笑蜀臉書）
被抓
我先是被捅醒，但那還不是真正的醒。就算刺眼的電筒光打在眼上也沒醒透，被兩個壯碩乘警一前一後夾在中間，在窄窄的臥鋪車廂過道裡走得跌跌撞撞的。
就在十六天之前，九月二十四號那天，簡老師發給我八張紙。
第一步是讓我寫下自己的八個角色：「不管正在擁有的、曾經擁有的、或者是你夢想期待的，全都可以。」
我寫下的是：媒婆、作家、女兒、母親、奶奶、傾聽者、團隊引導師、協調人。除了「奶奶」，全是現役身分。
第三步做另一種排序：「想一想你為這些人生角色花費的時間精力，把排序寫在右上角。」似有所悟，知道了我的疲憊所為何來：當下花費時間精力最多的角色，恰是最末三個。
第四步做選擇題：「醫生說，你的人生只有最後三年，必須去掉三個。」
第五步是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可以把留下的角色按重要性重新排序。」
已有預感還會繼續做減法，在「女兒」和「母親」之間略一沉吟，決定順序不變。兒子跟女友方始談婚論嫁，做奶奶只是未來角色，減去這個糾結最少。與兒子今生得遇已是大幸，二十幾年共同成長讓我足夠感恩，此後他將是另一個女人的伴侶，我不必太多牽絆。父母已入耄耋，來日無多，得陪一日，且是一日。
第六步，簡老師下達病危通知：「醫生說你最多只有三個月，還要減掉兩個。」
第七步是開放性的：「你的時間可能只剩一週或者一天，甚至更短……生死關頭，如果還能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後來跟薛野說到自己的發現：會把「作家」擺到第一位。詭異此生，累積了太多東西留予「來日方長」，死到臨頭一切都可以放下，只有這個放不下我必須寫出來。不管成熟不成熟、完善不完善……
在那個時候，以為已經搞清楚：我最根本的身分，是個作家。
原因之一：十六天前我做那個選擇題的時候並不是一個人面對簡老師，同時身邊還有十來人，我們是在經歷一次團體培訓。之二：我不僅是這次培訓中的學員，同時身兼二職還是媒婆(也即後來豬代表所言「在核心位置」)。之三：培訓地點在臺北(「海外」)。之四：簡老師名叫簡錫堦，有著讓三個代表忌憚的民進黨元老頭銜(？！)。我的人生已經足夠詭異，但簡老師，唉呀怎麼說呢，見過詭異的，沒見過詭這麼異的，別的不說，單說二○○○年，陳水扁當選，選戰副總指揮是他，二○○四年，紅衫軍百萬人倒扁之副總指揮，咳咳也是他……
被抓當時，沒覺得是多大的事兒。因為自己心裡清楚，不管老師是簡老師還是繁老師，事情確保沒問題，不過是一個共識技術研習營，跟有關部門說清楚就是了。
我問時間和地點(我的手機被他們拿去關機了)，得到的回答是十一點多，車在河北。
在乘務員室被看定後，一乘警神情鄭重語氣緊張打電話，然後告知一直緊貼在我身邊的另一乘警：「車已經從北京開出，進河北了。」
車剛開我就被抓，且是跨省追捕並有追車戲碼上演，我才覺得不是小事兒。
火車停在河北一個名叫白澗的小站，車在這裡本不停靠，是專門為我停下來的，下車的只有我和抓我的人。
空曠安靜的月臺上，一堆黑魆魆的影子立即湮滅了我─全是警察。個個全副武裝警容嚴整像是在演舞台劇，第一個節目是兩個警察把我夾在中間照相。我被命令抬起頭，睜開眼睛，頭向左偏，頭向右偏……
單反相機，閃光燈，一張，又一張。有領導模樣的人指示多照幾張：「確保發出的照片清晰。」明擺著是要立即發出去驗明正身：真是大事兒了。
夜行列車是我此前多年的主要交通工具。五一二地震後一直在四川做事情，種種原因又必須全國跑。我的身分本已足夠複雜，做著這樣那樣巨大一堆事時間捉襟見肘，所以酷愛夜行列車。在一個地方做完當晚的事情上車，第二天已是另一個地方面對另外的事情。在白澗月臺上忽然想到：
在我沉沉睡去的行程中，不知道有沒有經歷這樣的停車，在哪裡停靠？可曾有什麼人，像我此時一樣，成為安靜站臺上奇異的乘客。
在這個神奇的國家裡，我們不知道有多少神奇的事情，曾經發生，正在發生，即將……
在站臺上的時間，很漫長，河北警察一直跟北京通電話。電話往復的結果，要把一起爬山的朋友也叫醒，並押回北京─事情嚴重到這種程度了嗎？
能夠感覺到自己的心一直在往下沉，就像是在做一個夢，一個一直往下掉落的夢，以為已經掉到底了，其實不是，永遠還有更黑更深的地方─原來，世上真的有無底洞啊。
被擁進派出所時，回身看一眼月臺上的列車，這趟車通向天堂，而我，去往地獄。
進門前目光劃過天空，那是我在此後的一百多天裡，最後一次看到天。我這一生都會記得，那天霧霾沉重，天黑得像個夢魘。我在廣大無邊的黑暗夢魘中墜入無底地獄。
不做詩人已經很久了。沒有想到，地獄門口的我，居然是個詩人。
傳知行創辦人郭玉閃幾乎同時間被捕。（取自新公民運動）
被審
「給你吃，給你睡，還有完備的醫療保障。讓你活著，就是為了接受我們的審訊。」
被抓後經歷了幾十場審訊，短則兩三個小時、長則通宵達旦，全憑三個代表興之所致，威脅承諾罰站潑冷水，或做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指東打西隨意揮灑，各種手段與演技比翼齊飛同樣傾國傾城，我坐以待斃站以待斃心頭盤旋著巨大的恐懼。
實話實說，我的恐懼不是出於那些高聳的罪名，緣自貓代表的一句話：「你不是我們抓的頭一個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貓代表隨手從卷宗中抽出一疊Ａ４紙在我面前晃過。被審到兩眼迷離的我看不真切，但分作兩行的題目中有「立人」二字確定無誤。
有一種冷，痛入骨髓─受我邀請參加營會的成員有四位來自立人。
「我，去查抄過他們的館。立人圖書館的全稱是什麼？」豬代表笑得意味深長：「哼哼！傳知行立人圖書館。」
「你跟傳知行主任郭玉閃的關係是什麼？」─原來，我入地獄，都不是底啊。
NGO之間，只有資金支持這麼簡單？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海外機構真正的目的是什麼。」豬代表發胖之前應該有過一張曾經英俊的臉，但眼鏡後面的那個笑實在猙獰：「你知道我抓了樂施會多少人嗎？」─怎麼還牽著樂施會？跟樂施會丁點兒關係都沒有！
「到了這種時候，你已經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就更別想保別人了。」
我最大的恐懼，真真不是個人生死，而是負不起責任：「這會是中國公益事業的損失，是時代的倒退。讓我覺得，自己是個罪人。」
對面的人同時浮現輕蔑笑容，不約而同從鼻孔裡送出冷笑。我知那輕蔑是指我太過高估自己，而笑中的冷漠意味著：你的公益事業干我屁事。
以我處境之糟，事情的嚴重程度可想而知，但更糟的遠不止於此。因為營會除我之外還有十幾人參加，都是被我邀來的內地公益同仁，抓哪一個，都是毀一個事業甚至更糟。僅僅一個「立人」，就牽連著「傳知行」、「樂施會」、「海外機構」，還會牽出什麼？─想都不敢想。
做為公益行動者，我關注殘障問題二十多年，做為行業觀察者，我做公益組織行業觀察十幾年，深知中國民間公益走過一條何其艱難的路，公益生態何其脆弱。如果因我引發雪崩，是我的人生承受不起的。
這些年來，我的所有行為，所有的社會關係、朋友情誼都與公益有關，公益已經浸入我的生命，根本不可能分得開。我跨界的經歷和工作方式牽連甚眾，如果事情因我而毀，朋友都因我繫獄，即使活著離開這裡，我也不可能活得下去。
但事實告訴我：甚至不止於此。與這次營會全無關係的郭玉閃顯然已經被他們抓了，並且還牽出了王曉漁。如果不是已經抓了並審了郭玉閃，萬不會扯到王曉漁，我與郭僅一面之緣，在上海一家書店偶遇，跟他身邊的王曉漁只有幾句寒暄，素無交集，但牽著知識分子或者公共知識分子……
生死關頭，真真撒不得謊。如果一命相抵能夠避免這種損失，甚至一死了之可以不必面對後果，對我而言都是一種解脫。
但我不能一死了之，必須打起精神回應他們所有的問題，不僅要說清楚這件事情本身，還必須說清楚別人跟這件事情之間的關係。我要不斷接受他們的校驗，一遍遍供述我在這件事情裡面的角色與作用，說明我為什麼要促成這件事情，我的想法與動機，我能促成這次營會的因緣際遇……
對我的審訊始於共識營會，又遠不止於營會。貓代表吐出一口煙：「說說愛藝吧。」─愛藝，是我發起成立的機構名稱。
此言入耳，有一隻手在身體裡發力，將我的胃攥在拳心。
如果說為了抵償對公益事業的損失寧願付出生命的話，對於愛藝，我連付出都會小心翼翼─愛藝自組織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生命，唯恐我的付出會干擾影響了這個生命。
漫長的受審過程猶如凌遲，生不如死之際我看到了一個不曾寫在紙上的身分：公益人。
被囚
我不是胡佳，有事兒沒事兒就抓一回，對各種各樣的關押場所眼熟能詳。雖是頭回被抓，也知非同小可。
賓館標間般的房間經過全面改造，到處都是攝像頭，內牆從地板起高至兩米全部包裹著厚約寸許的泡沫寶麗龍板，包括床頭、床體、椅子，還有三個代表送審上門時審訊專用的寫字檯也被嚴密包裹，顯然是防止囚徒撞牆自殺專用配置。所用寶麗龍彈性良好，想在包裹過的寫字檯檯面上磕開手中紅皮煮雞蛋的蛋殼都不能夠，就算我以百米衝刺的速度撞上去，頂多被彈開。當然也不可能有機會撞上去，因為我身邊永遠都有兩個年輕看守，二十四小時無休。
曾經，用那麼艱難的方式走過中國民間公益艱難的歲月，戲言冰水裡三遍、鹼水裡三遍、血水裡三遍，已是金剛不壞之身。至此方知，這裡遠不是冰水鹼水血水什麼水的問題，而是烈火，我之煉獄。
當下中國，做一個公益行動者，經歷各種各樣的現實魔幻主義，一直感激自己雲波詭異的經歷、那些功課，總會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成為共修的同伴，破我利、破我名、破我執。肉身行走現世做想做的事，勘破名利執迷，相對容易，精神穿越經歷走該走的路，達致內心寧靜，也許會修煉一生。期待自己至少做到無怨恨、無嗔怒、無憂懼。
無怨恨易，無嗔怒、無憂懼難。感謝關塔那摩煉獄，我把看守和凌辱當成自己共修同伴，修無嗔、無怒。最難的，是面對憂懼。
一重是對父母家人的憂懼。不見天日，全然與世隔絕、與法律與人權隔絕，要求通知親屬而不得，探問家人訊息而不得，已是憂無可憂懼無可懼，勘破這一層，雖屬被動，但也簡單。
另一重憂懼不易勘破─因我殃及公益事業，甚至引發時代退步，百死莫贖。
怕的不是死─我是經歷過生死考驗的人，既有內心糾結非死不可，也經歷過餘震洪水滑坡翻車，還有這次被抓之後上不封頂的罪名。
每一天都生不如死，我說服自己的身體和心智與之共修。
被審的過程，艱難漫長。公益行動，機構作為，採訪交友，寫作出版，個人生活，所有的社會關係合作夥伴……一切都可能成為對我不利的證據，成為對他們不利的證據。不知到底有多少人受我牽連、牽連到什麼程度。
既然後果不堪設想明擺著想也無用那就不想了，我必須面對，面對後果，承擔責任。這是我的命運，我的功課。
勘破憂懼不容易，那就接受它─接受它在我生命中的現實存在。
被禁
曾在同行途中聽子立3隨口背詩，從「錦瑟無端五十弦」到「與爾同銷萬古愁」一路滔滔。他說八年監禁中生怕腦子壞掉，就拚命背詩。那些唐詩，是子立的奧斯維辛詩篇。都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一件殘忍的事，但在奧斯維辛寫詩，何其傷痛，又何其優美。
我手頭沒有唐詩，頭腦裡的存貨也有限，構思新書、修改舊作，這是我的關塔那摩詩篇。
在裡面，我已經做好了準備，即使最壞的結果已經發生也必須面對。
受審過程中，我無數次告訴三個代表，他們有「無限擴大的危機想像」。就連我這一次的魔幻經歷，亦是緣自關部門因香港占領中環引發的一系列過度反應。
我同樣也反應過度，被有關部門加諸於我的要犯待遇嚇住了。處在那樣的極端環境中，我從受審過程中得到的有限信息裡推導出可怕的結論，深恐因為自己引發對公益人的大逮捕，甚至更嚴重的後果。夢醒方知，確實有面積廣大的逮捕。不過，事由與我所知不同，指向也不同。引發這一切的是有關部門的恐懼，我被他們嚇住，而他們，是被自己嚇住的。
我很清楚，即使特殊時期過後專案組撤銷，有關部門恐懼依然。我也清楚，永遠有太多的禁止如影隨形。有的來自國家和有關部門、來自環境與親友，有的來於我自己。
離開牢籠並不意味著擺脫監禁，不再有具體的看守和凌辱，無形的還在，曾經的監禁、凌辱留下的傷害還在。如果我不能走出這些傷害，即使離開了關塔那摩，心也仍在牢籠。
我沒有出來當天就進入工作狀態開工寫字，要想清楚再動手。
在裡面，我必須回答三個代表的問題：你到底是為了什麼？
出來之後，我必須回答自己的問題：我到底是為了什麼？
曾經，一遍遍暗誦舊日詩句：「如果說我們愛過／在我們年輕的歲月裡／我們的真情感動了天／感動了地／撼天動地其實不重要／親愛的你要記住／我們曾深深地感動過自己／我們曾經愛過的一切啊／只是因為愛」。這是一首情詩又不是一首情詩。
因為愛所以愛。回答三個代表，不是為了逃避刑責。回答我自己，也不是為了迴避追問。
我只是在表達那個被禁止的愛。不管這禁止來自牢籠還是自己。
對自己的愛。我要治療自己，好好愛自己。寫作，一直是我治療自己的方式。
對中國的愛。還是那個溫和的公益人依然不變，說過一遍又一遍的話依然不變：我愛你中國。
＊作者為自由作家、紀錄片獨立製片人。著有《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可操作的民主》等著作；先後建立了「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等公益組織，發起了「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飲水思源愛藝文化基金」。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沉默的中國人》（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