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輿論對「開膛手傑克」連續殺人案的真兇眾說紛紜，但是對5名受害者反而意見一致地認為她們都是娼妓。事隔100多年，《開膛手傑克刀下的五個女人》作者試圖重建5名命運悲慘的女性當年生活，還原他們在遇害前的人生片段；其實，或許他們和當時眾生一樣，都是努力掙扎求生的貧困階級。以下是書摘內容
白教堂謀殺案的兇殘程度震驚了整個倫敦，以及全世界絕大多數的報紙讀者。開膛手的所有被害人都被他切開喉嚨。五人中有四人在這之後被摘除內臟。除了最後一次的謀殺之外，前面四次案件都是在開放且無遮蔽的黑暗中進行。在每個案件中，兇手都成功潛逃，沒有留下任何與他或她有關的蛛絲馬跡。有鑑於發生謀殺案的地區人口稠密，所以大眾與媒體，甚至連警方都認為這件事十分不同尋常。開膛手似乎總是神出鬼沒，每次都能超前警方一步，更為這幾樁謀殺案增添了恐怖且近乎超自然的氛圍。
倫敦警察廳位於白教堂區的H分部，盡了最大的努力，用盡一切資源，但他們從來沒有面對過這種層級、這種規模的謀殺案，很快就發現他們處理不了這一連串的案件。他們在該區域挨家挨戶調查，又廣蒐各種鑑識資料進行分析。警方收到大量供詞與信件，有些人宣稱他們是證人，有些人想提供協助，而有些人則只是在編撰謠言。他們總共找了兩千多人問話，把三百多人作為可能嫌犯調查。雖然他們獲得了蘇格蘭場與倫敦市警局的協助，但最後一點成果也沒有。就算獲得了真正的線索，他們也必定會在不得不消化這麼多文件的過程中錯過它們。在警方往記事本裡面塗塗寫寫，跟蹤可能嫌犯進入黑暗小巷子的同時，開膛手繼續犯案。
隨著「恐怖秋季」慢慢過去，大群記者塞滿了白教堂區，他們全都拿著削尖的鉛筆在這個聳動新聞的金礦之上盤旋。媒體不可避免地介入了正在進行的警方調查，以及居住在東區且處於高度警戒的民眾之間，無疑陷入一觸即發的狀態中。由於警方無法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資訊，報紙都非常熱衷於自行提出他們對殺手與其犯罪手法的假設理論。報紙販賣所的報紙如雪片般賣出，媒體開始貪得無厭地想獲得更多內容與更好的報導角度。不出預料之外，經過潤飾的新聞、自行創造的報導與「假新聞」紛紛擠進了報紙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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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日日印刷的流言與魯莽的社論只會貶低警方的努力，無法降低白教堂區居民的焦慮感。到了九月中，該區的居民被形容為「陷入極度恐慌」，多數人都因為太過害怕，不敢在入夜後踏出家門。「不斷叫囂」的群眾聚集在勒曼街的警局外，要求警方逮捕兇手，當地商人共同成立的白教堂警戒會社則非常渴望能親自處理此事。同時，媒體對犯人的身分做了大量的猜測：他是住在白教堂區的男人；他是來自西區的有錢「公子哥兒」；他是個裁縫、猶太人、屠夫、外科醫師、外國人、瘋子、一群搶匪。附近的居民開始攻擊任何符合這些描述的人：有人襲擊帶著醫用包的醫師，有人向警方舉報拿著包裹的男人。雖然許多人很厭惡一連串的事件，但也有許多人因此受到異常的吸引。隨著勒曼街警局外的群眾越來越多，也開始有人聚集在謀殺地點。有些人站在附近盯著暴行發生的位置，希望能找出答案，有些人則只是對這種兇案的恐怖之處感到著迷。
只要警方無法逮捕或起訴殺害這五名被害人的任何嫌犯，群眾就永遠無法解決他們對於執行正義審判的渴望。唯一能提供點答案，和些許了結感的，只有驗屍官對謀殺案死者的驗屍調查。在五個謀殺案分別引起大眾注意，並受到報紙大篇幅報導之後，政府公開在白教堂區與倫敦市進行驗屍調查。驗屍官的驗屍調查和刑法法庭很像，過程中他們會傳喚證人到陪審團面前說明這些案件，目的是拼湊出清楚的官方說詞，解釋被害者是如何死亡的。多數現存的被害者資訊，都來自當時證人在驗屍調查過程中提出的證詞；然而這些證詞拼湊出的卻是有問題的案件描述。他們的調查模式並不徹底，陪審團在聽完證詞之後，提出了一些後續疑問，而且從來沒有人質疑這些證詞的不一致性與模糊不清的地方。到了最後，驗屍調查過程中揭露的資訊只觸及皮毛，忽略了更深層、更黑暗的可能解答。
白教堂謀殺案揭露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住在該區的窮人經歷了哪些可怕到無以名狀的情況。特拉法加廣場的露宿情況與暴動，只是顯而易見地體現出，東區與倫敦貧困地區正經歷哪些慢性受損。這是對國家體制的當頭一棒。開膛手傑克的出現是更用力、更暴力的一次棒喝。
維多利亞統治期間的多數記者都很清楚，社會改革者和傳教士一直在抨擊他們在東區觀察到的可怕現象，但在一八七○年代與八○年代期間，隨著「大蕭條」（Long Depression）對經濟帶來的影響逐漸逼近，情勢變得越來越激烈。倫敦那些沒有謀生技能的勞工大軍─他們縫製與洗滌紡織品、運磚頭、組裝商品、在街頭兜售以及在船上搬貨─能做的工作薪資低廉又不安全。在碼頭做普通工作的人，每週可能連十五先令都賺不到；在街上背著廣告版的「三明治人」，每天賺到的錢可能是一先令八便士。更糟的是，租金一直在穩定攀升。政府為了開發鐵路與沙福茲貝里大道這一類的寬闊新路，拆掉了首都中很大一部分的低收入住宅，此舉將倫敦的窮人推擠到更稀少、更擁擠的生活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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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白教堂區是此類生活區中最惡名昭彰的一個，但這裡絕不是首都中唯一一個貧民窟。社會改革者查爾斯．布思對一八九○年的倫敦貧困地區做過廣泛研究，他發現倫敦的都會區處處充斥著窮困現象、犯罪以及苦難，就連相對較舒適的區域也不能倖免。然而白教堂區的名聲，甚至壓過了柏蒙西、蘭貝斯、沙瑟克與聖潘克拉斯，成為最悲慘的區域。到了十九世紀末，共有七萬八千人擠近了白教堂區的倉庫、寄宿房屋、製造廠、血汗工廠、屠宰場、「附家具出租房」、酒吧、廉價音樂廳與市場。這些過多的人口無論在宗教上、文化上與語言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白教堂區至少有兩世紀的時間都是歐洲周邊的人移民過來時的目標。在十九世紀後期，大量愛爾蘭人絕望地逃離了母國的貧困農村。到了一八八○年代，大批為了躲避大屠殺的猶太人從東歐來到這裡，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在那個年代，人人都對不同國家、種族與信仰的人抱持著非常質疑的態度，就算在貧民區，這些人也無法自然而然地融入英國。 儘管如此， 布思的會社調查人員， 卻不顧這些居民過去的經歷，直接將他們歸類到同一個社會階級。雖然白教堂區的居民中有一定數量的中產階級人士，但多數人都被認定為「貧窮」、「非常貧窮」或「半罪犯」。
此區域中央不斷搏動的黑暗心臟是斯皮塔費茲。斯皮塔費茲距離果菜市場與基督教會潔白高聳的尖塔不遠，這裡的街道與住所是整個白教堂區裡最糟糕的，甚至說是全倫敦最糟糕也不為過。就連警察都害怕多塞特街、瑟沃街、佛勞爾迪恩街，以及周遭相連的各種通行小巷。這幾條街道上矗立的，大多是廉價又雜亂的寄宿房屋（或稱做「廉價旅店」）與破舊住宅，房子內潮溼且充滿裂痕，被分隔成數間獨立的「附家具出租房」，這些街道與其中絕望的居民變成了英國骯髒事物的化身。
有些人從中產階級維多利亞世界偏離了方向，踏進了這個深淵，他們都對於自己的所見所聞感到非常震撼。破裂的地磚、昏暗的煤氣燈、污水上的浮油、孕育疾病的污濁髒水，以及塞滿垃圾的走道，都透露出這些建築物之中的光景有多駭人。許多家庭都住在已經生了寄生蟲、牆上有長寬八呎破窗的房間。衛生督察發現，有五個孩子和一個待埋的手足一起睡在同一張床上。人們睡在地板上、成堆的破布和稻草上；有些人衣不蔽體，因為他們把所有衣物都拿去典當了。酗酒、營養不良與疾病，在這個地獄般的內部小圈圈裡流竄，家暴也是─事實上，你能在這裡找到絕大多數的暴力形式。女孩們幾乎還不到青春期就開始靠賣淫賺錢。男孩們則可以簡單地區分成偷盜與扒手兩類。中產階級英格蘭人認為，從道德層面來看，在面對如此殘酷的現況時，任何能夠正常管控人類關係的良善本能與正確本能，都已經被徹底抹滅了。
此狀況在公共寄宿房屋中更為明顯，多數來這裡住的，都是窮困到無法負擔「附家具出租房」的人。寄宿房屋能提供暫時住所給遊民過夜，這些遊民度過夜晚的地點，可大致區分成寄宿房屋有空位的發臭床鋪、救濟院擁擠的臨時收容所，以及在大街上露宿。這些人是聚集此地的乞丐、罪犯、娼妓、長期酒鬼、失業者、老弱病殘、臨時勞工與退休士兵。多數居民都可以歸類在上述類別中。
光在白教堂區就有兩百三十三間公共寄宿房屋，估計能容納八千五百三十位無家可歸的人。住在多塞特街、瑟沃街與佛勞爾迪恩街的人，自然而然地變得聲名狼籍。四便士能讓你在悶熱又臭氣衝天的寄宿處，買到一個爬滿跳蚤的堅硬單人床位。八便士能讓你買到相同品質的骯髒雙人床，四邊有木頭隔板圍繞。街上有單性別寄宿房屋與混和寄宿房屋，不過住在混和房的都被視為最道德淪喪的一群人。所以寄宿會場所，在那裡烹煮貧乏的食物，和其他住戶以及真的有心走進這裡探訪的人，一起大口灌下茶和啤酒。社會調查人員與改革者坐在這些廚房的桌前，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些人做出怪誕的舉止、說出駭人的語言，就連孩子的言行也是如此。儘管如此，他們真正無法接受的，其實是腐壞的穢物與滿溢而出的馬桶，此外還有公然裸體、免費性交、醉酒以及忽視孩童。「廉價旅館」中的居民，把貧民區內所有惹人厭的言行全都濃縮在一個屋簷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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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與改革者尤其關心公共寄宿房屋與賣淫之間的關連。只要「旅館客人」能付出四便士或八便士就能換到一張床，不會有人問他太多問題，於是這些可供出租的地方便成了不道德行為的巢穴。許多把賣淫當作主要收入來源的女人，都在寄宿房屋中住宿或工作，在一八八五年的《刑法修正法案》推出後，這種狀況變得更為明顯。該法案迫使許多倡院結束營業。導致有一大批娼妓被迫要在並非平常的居住地方四處攬客。提供八便士租用雙人床的寄宿房屋對娼妓來說很方便，她們可以把街上招攬到的客人帶進去交易。也有些娼妓選擇睡在便宜的四便士單人床，她們把客人帶到街上的黑暗角落進行快速的性行為，有時並不包含完整的性交。
寄宿房屋讓遭遇各種不幸事件的形形色色女人有一個落腳之處。有些人因為別無辦法，能做的只有所謂的「臨時賣淫」，但若有人假設住在那裡的女人全都在賣淫的話，絕對是錯誤的想法。只要論及搜刮「過夜費」，這裡的居民就會變得充滿創意。多數人都是薪資低廉的清潔、洗衣和街上叫賣臨時工，此外她們還會以借錢、乞討、典當，以及偶爾偷竊需求品作為維生的輔助。找一個男性伴侶也是支付花銷的必要方法之一。這種情感關係通常十分短暫，大多是在別無選擇的狀況下建立的，也有些伴侶會維持長達數月或數年的關係，但從來不進教堂將關係神聖化。中產階級的旁觀者常會因為窮人可以多輕易、多迅速地締結和解除伴侶關係而感到震驚。無論他們是否生了小孩，者都有權使用公共廚房，開放時間是整個白天一直到深夜。住戶們把廚房當作聚似乎都不會影響往後的發展。想當然爾，這種道德觀念與普世標準有嚴重分歧，使得世人更加無法看清住在這些破敗寄宿房屋的女性，為了獲得棲身之所到底做了什麼工作。
在開膛手的恐怖時代，報紙很渴望能栩栩如生地描繪出貧民窟的生活，震驚社會大眾，報導經常斷言白教堂的寄宿房屋「是個有實無名的娼妓院」，住在那裡的女性絕大多數都是娼妓，只有極少數例外。在這些恐怖的事件發生後，社會大眾都很願意相信媒體的說法。民眾對過份渲染的報導信以為真─沒有人在意警方認為的事實與新聞其實大相逕庭。倫敦警察廳廳長在這幾件狂熱謀殺案的高峰期寫了一封信，信件內容訴說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在進行了粗略的計算後，查爾斯．華倫爵士估計，白教堂區的兩百三十三棟公共寄宿房屋中大約有一千兩百位娼妓。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描述這些統計數據時承認：「我們沒有方法能查明哪些女人是娼妓，哪些不是。」4換句話說，就連警察也覺得不可能分清楚這些女人中有哪些是娼妓了，報紙當然更沒有立場下這個判斷。
華倫的數字帶來了另一個奇特的觀點。如果寄宿房屋的人口數約是八千五百三十人，並且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 （兩千八百四十四人） 是女性， 那麼如果其中有一千兩百位女性的身分是娼妓的話，那表示其中的多數人（一千六百四十四人）並沒有參與任何形式的賣淫活動。5一如白教堂區公共寄宿房屋的住戶，開膛手傑克的被害人與其生平都被糾纏進了假設、流言，與毫無根據的臆測構成的網子裡。這些觀點從一百三十多年前開始流傳，神奇的是，直至今日這些說法依然完全無人質疑或挑戰。持續依附在波麗、安妮、伊莉莎白、凱特和瑪莉珍的故事上面並定義其形體的，是維多利亞世界的價值。這些價值是男性、是權力主義者、是中產階級。世人形塑這些價值時，女人沒有聲音，只有屈指可數的權利，眾人都認為每個窮人又懶惰又墮落：同時具有這兩種身分，可說是所有可能的組合中最糟糕的一個。在過去的一百三十多年以來，我們都緊緊抱著前人遞給我們的陳舊包裹。我們幾乎從沒想過要看一眼包裹裡面的事物，也沒想過要打開一層層使我們無法得知這些女人與其真實經歷的厚實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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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膛手傑克專殺娼妓，這是世人一直以來都相信的一件事，但沒有任何人拿出任何確切證據指認過這五位被害者中的其中三人是娼妓。屍體在黑暗的巷子或街道中被發現後，警方立刻就預設她們是娼妓，預設當時是一個瘋子假借要發生性關係的名義把她們引誘到這裡來殺害。從當時直到現在， 都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上述兩種假設。 事實正好相反， 在驗屍官進行驗屍調查的過程中證實了，開膛手傑克從來沒有和被害者發生過性行為。此外，每件謀殺案都沒有掙扎的跡象，殺害的過程顯然是完全寂靜無聲的。沒有任何鄰近的人聽到尖叫聲。解剖的結論是這五名女性被殺害時全都是臥姿。在其中的至少三個案件中，被害者都常在街上睡覺，在被殺的那晚，她們都沒有錢能去住寄宿房屋。在最後一個案件中，被害者是在她的床上被殺害的。然而警方太過確信他們提出的「兇手選擇哪種被害人」理論，以致於沒有得出顯而易見的結論：開膛手是在女人睡著時鎖定目標的。
在揭露這些謀殺案的真相時，最大的阻礙一直都是來源不可靠的資料。雖然有好幾份警方紀錄存在，但真正讓我們對這幾個犯罪案件與被害者有所瞭解的，其實大多來自於驗屍官的驗屍調查。
不幸的是，在五個案子中有三件的官方驗屍調查記錄不見了。剩下的唯有經過編輯、修飾、道聽塗說，與重複解讀過的新聞報導，能讓我們釐清這些事件的大略樣貌。我在整理上述所有文件時非常謹慎，從來沒有將文件中的任何資訊當作絕對的真理。同樣的，我也會避免使用驗屍質詢過程中，部分在被害者死前並不認識她們的證人所提供的未經證實資訊。
我撰寫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追捕兇手或找出他的身分。我想做的是追溯這五名女性的足跡，以當時的脈絡去研究她們的經歷，並追隨她們的腳步穿越陰影與光明。我們不該把她們視為空洞的軀殼，她們值得更多關注：她們是哭泣著尋找母親的孩子、她們是墜入愛河的年輕女性、她們忍受過生產的陣痛與父母的死亡、她們曾大笑著歡慶聖誕節。她們曾與手足爭吵，她們曾哭泣、她們曾有過夢想、她們曾受過傷、她們也享受過微小的勝利。她們的人生經歷反映出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許多女人過著怎麼樣的生活，然而她們結束人生的形式卻是如此特異。我是為了她們而寫下這本書。我希望這麼做，能讓我們清楚聽見她們的故事，把他人從她們的生命中殘忍奪取的事物還給她們：她們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