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風幫手
毛澤東在陝北高原狀如冉冉而升的「紅太陽」，乃是中共延安整風、審幹運動強力推行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重要結果。彭真在中央高層和中央黨校處處強調、彰顯毛澤東作為政治偉大、正確路線的具體化身；彭真也不顧情面、不怕得罪地對毛澤東鎖定的整風標靶、審查對象加以批鬥施壓，使之在自願和強制的結合下，對毛澤東的領導與英明及早乞降和輸誠。
毛澤東之後在中央黨內一再沿用整風方法，解決其認為高層出現的觀點歧異、政策分歧。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期間，彭真即經常隨侍在側、有功勞也有苦勞；他在中共建政後經常受毛氏指派（也不排除本人請纓求戰），在高層整風中掄拳上陣，以助之成功達到思想上正本清源、政治上洗心革面的目標。在毛澤東批判周恩來「反冒進」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右傾」錯誤，以及1962年批判經濟調整期間高層出現的三股「歪風」——「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等，皆可見到彭真活躍其中，對高層有錯在身者批評指正。
按毛澤東的整風「規則」，參與者無法置身事外，不許對自己的錯誤麻木不仁，也不可對他人的錯誤視若無睹。彭真在毛澤東一手操控的高層整風中，不僅僅是一名認份、認真參與的普通「群眾」而已，他更常是挺身而出、義正詞嚴的「積極分子」。彭真之所以往往理直氣壯，乃與其自認在政治上沒站錯隊、政策上較少涉入錯誤有關。
彭真在延安整風中自言是「既非教條主義，又非經驗主義」，而為當時處於被整地位的周恩來牢記在心；在毛澤東批判周恩來、陳雲主導的「反冒進」時，彭真自我標榜其治下的北京市未沾染此一錯誤，而且在「大躍進」形成之際，自薦在黨內率先使用「大躍進」詞句，開風氣之先；毛澤東在廬山批鬥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以前，彭真就提出要警惕「右傾洩氣」，廬山會議後也自豪有先見之明。1962年毛澤東表態大反「黑暗風」和「單幹風」以前，彭真在中央「一線」內猶如是孤單的「光榮少數」，等毛澤東表態以後，彭真一枝獨秀，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相形見絀，紛紛急忙轉換立場，陳雲更是自此稱病，無得參與決策。1964、1965年之交，劉少奇因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問題而引發毛澤東震怒，中共中央召開政治生活會，針對劉少奇進行整風式的檢討，彭真恐非壁上觀，可能也連繫劉少奇兩年前涉入的「單幹」錯誤（彭真沒有這方面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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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建政到1960年代前半期，相較之下，毛澤東以下的中央領導人中，彭真應該是在政治、政策上，較少涉足毛澤東認定的嚴重「錯誤」或「失誤」（彭真領導東北局9個月的相關爭論問題，他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按照毛澤東所定的「階級性錯誤」調子，加以自我批評和檢討，算是政治過關，其實質也為毛澤東承擔部分領導責任，維護其崇高威信）。毛澤東欲訴諸整風以重整高層思想並使之重新歸順於己，彭真就是他的重要幫手人選之一。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犯「錯」時，當然也會迅速幡然悔悟，以緊跟的面貌參與整風。但他們的「戴罪立功」，總是不如彭真的「正確少錯」來得灑脫和不彆扭。
彭真在「文革」前協助毛澤東高層整風時，經常會嚴以律人而流於嚴苛（彭真在延安高層整風過兇、黨校審幹過狠，也是其七屆四中全會的檢討內容）。但是彭真樂於參加高層整風、充任毛澤東批判打手的熱勁程度，還是取決於毛澤東的態度意圖：當毛澤東決心要與整風對象割袍斷義，彭真和其他要人即不把對方整到「燒焦」就不止步，例如：處置彭德懷（1959年）和習仲勳（1962年）。當毛澤東旨在給整風對象嚴加教訓，但又要對之留有活路、以觀後效（「燒而不焦」），以體現「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整風方針，彭真即便意想「宜將勝勇追窮寇」，也不得不住手，例如：陳雲，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周恩來和李先念（1962年）。
彭真在高層整風時加諸當事人身上的不愉快，也教後者耿耿於懷，待到彭真政治倒台或居於弱勢時，就脫口而出、反攻倒算（可見於「文革」時的周恩來、「改革開放」初期的陳雲）。
彭真除了勝任毛澤東中央高層整風的得力幫手，毛澤東在1957年發動全黨整風、進而向全國開展並加入「反右派」的議程，彭真和鄧小平都是為其信託的主要執行者。由彭真直接分管的領域和工作，他也先後代表毛澤東、黨中央督率整風。政法方面，彭真整風整垮司法部整個黨組，也隔山震虎地致使董必武處境尷尬，知難而退地辭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統戰方面，彭真策動、加壓中央統戰部整風，也整掉部長李維漢的烏紗帽。
二、探路助手
探路指的是：從1949年至1958年，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在中國大陸全面執政之後，考慮、探察使用什麼方式建設國家。毛澤東率領中共在革命過程中，發明並已經使用得爐火純青的群眾運動，在革命勝利以後，自然不會簡單地束諸高閣、完全拋諸腦後。然而，中共在高聲廢棄國府憲法和法律以後，制定頒布符合其所屬階級利益的「革命的法律」，也自然而然地納入其政治議程。兩者熟輕孰重，可否並行不悖，或是彼此之間存有不可調和的張力和矛盾？中共領導人邊試、邊做、邊看，一時未有定數，甚至出現反覆。
彭真早年在獄中抗爭和為求自保，積極自學法律，無師自通；在他治理抗日根據地、經營地方政權時，對律法運用也有一定的實踐經驗。彭真雖然無法與接受正規教育、系統學習法律並曾執業的董必武相比，但在黨內也算是對法律較不陌生者。中共建政初期，彭真一開始作為董必武的副手，在黨內和政府裏參與領導政法╱法制工作。不久之後，毛澤東在敬老尊賢、分擔工作的表面名義下，將政法、立法領導工作更多地轉移、交付給彭真。這反映毛澤東對彭真較為信任，認為彼此心意易通，可以如臂使指。
事實上，彭真全方位地參與中共建政初年的政法領導和法制經營，包括：立法制憲、執法（如領導「鎮壓反革命」運動、「肅清反革命」運動）、釋法工作；建造立法機關與政法部門；改造司法「留用人員」，培養、教育和整頓政法幹部隊伍。另外，彭真也費力摸索、試圖處理和確認若干重要問題，譬如：堅持黨的領導和實行法律之間的關係；在推動運動式執法辦案和遵循法律之間如何適切結合；政法體系在組織設計上如何落實黨的領導；蘇聯相關經驗和模式如何學習、借鑑以及運用於中國實地情況；如何因應與看待社會政法界的非黨人士及其專業和政治傾向。
彭真協助毛澤東探尋法制在中共治國理政上的政治位階、工具地位的過程中，基本上就是依照毛澤東的政治意向著手行事、張羅辦理，也就是緊隨之而擺動位移。
中共甫「坐天下」，毛澤東即發動群眾運動推進政經目標，也以群眾運動方式處理政法問題，即「鎮反」，彭真配合運動需要和進程，組織制定〈懲治反革命條例〉，讓各地黨委和幹部於法有據地大開殺戒。之後，可能外有蘇聯的建議、內有輿情的企望，中共決定制定憲法和若干重要組織法，也對應地設置部門、配置幹部。彭真認真積極加以落實，做了大量重要細節工作。可以注意到彭真並非全是簡單的聽命行事而已，他在具體研議和細節規劃時，不吝表達和試以摻入自我意見，例如：他偏好「雙重領導」（內含強調黨的領導）甚於「垂直領導」，對於蘇聯檢察的「一般監督」設計也興趣不高。只是他的以上意見，未被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接受，而無寫入憲法和相關組織法。彭真對於政法官員在法律見解、政策設計上與之不同者，牢記在心、伺機清算。
1954年憲法和檢察、法院組織法正式頒布實行，法制建設初有勢頭不久，1955年毛澤東就發起「肅反」運動，在黨的領導下發動群眾參與。彭真對此響應，執行得不亦樂乎。群眾被鼓動起革命義憤、爭先恐後參加鬥爭的過程中，出現許多違反憲法明文規定保障的個人權利情況（這是群眾運動的必然現象）；公安、檢察、法院先是為了配合運動攻勢、之後又須消化群眾「肅反」成果，便採行聯合辦案而不管法定分工與程序。俟運動達到高峰轉為趨緩收場後，彭真要求政法部門補辦手續，以讓「肅反」形式上合乎法律要求（這也反映其對遵行法律的認識標準和程度）。彭真也代表中共中央做出決議肯定「肅反」運動的必要、重要和成績，並以為靖亂已成而無須再如此行之。
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史達林恐怖統治的揭露與曝光，使得同年舉行的中共「八大」特別提及健全民主和完備法制，這見於劉少奇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董必武的大會講話更是集中呈現、尤為強調，並直指群眾運動對法制發展的負面影響，因而須讓位於之。毛澤東、彭真與董必武之間有關法制認識和運動偏好的可能差距，這時看似並不存在，但很快地就有變化。中共「八大」以後的國家法制建設原本看來不錯的前景，霎時也風雲變色。
1957年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中間插入的「反右派」鬥爭讓毛澤東猛然繃緊階級鬥爭的政治神經，將之作為主要矛盾的內容（更改不久之前的「八大」判斷），並以之觀察與解讀現勢。「反右派」號召下，運動對任何欲自主於黨的領導以外的政策主張和政治傾向窮追猛打。彭真對毛澤東亦步亦趨，沒有任何滯後的情況。在彭真的親自指揮與一手操辦下，黨內、黨外認為法律應有更大的獨立角色和運行空間的相關人士，就被視作大逆不道，而大批被扣上「右派」大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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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毛澤東在1957年底、1958年初迅速形成欲有別蘇聯、甚至與之一爭高下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雄心和規劃—以黨委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作為治理國家和發展經濟的主要模式與途徑。彭真見此即飭令政法各部「整風」鳴放，「脫褲子割尾巴」，卸下各種包袱，盡快跟上躍進形勢，更有發明創造。
彭真明令政法官員和幹部集會檢查、批判建政以來政法工作的錯誤思想和政治路線，其中又以妄圖以法擺脫黨的領導，以及錯置專政方向與對象為主攻重點。按彭真設定的整風標的和鎖定的整風對象，與會的「積極分子」和「革命群眾」上綱上線地自曝其短（自我批評）和揭人陰私（批評）。
在彭真的監軍和催促之下，政法系統整風的有的放矢和人人喊打，如期地把被彭真認定是敵對、錯誤的政法思想徹底批鬥、批臭，相關代表人士也插翅難飛而遭到組織清洗和撤職查辦。司法部黨組就被彭真定性為「反黨集團」，無一人可倖免；董必武幸有創黨元老之功護身，免了現場圍攻、當頭棒喝的活罪，但也深感形隻影單而萌生退意，識相地餘生不再奢談法制。
中共「八大」完備法制的政治號召，不及兩年的時間，在「大躍進」鑼鼓喧天、群眾運動輾壓一切之下已悄然無蹤，取而代之的政治新共識是：法不濟事，唯黨是從。事實上，這即是彭真協助毛澤東探尋法制在黨國治理中應佔位置、應扮角色的政治試驗，所做出的結論。彭真沒有逆勢而行，而是趁勢而為：他致信中央，主動喊停重要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既然立法已非要務，也大幅裁減全國人大常委會人力，致使機關弱化。
歷經「大躍進」的混亂和失序之後，毛澤東認為完全沒有法律也不行，彭真聞聲即重啟先前自己主動提議停擺的立法工程。但這也只像是「迴光返照」：因為彭真坐鎮厲行的1957年政法領域「反右派」、1958年政法部門「整風」，已重挫國家法制的初步經營和累積，使之元氣大傷到難以重現1950年代中期的短暫陽春小「榮景」。政治上尤為致命的是，毛澤東先是覺得十多年後再制定頒行重要的基本法也不遲，已凌駕集體之上的他，不久乾脆發動「文革」，完全視法如無物。
三、運動／政策推手
針對毛澤東主導的各項內外政策與重大群眾運動，彭真也毫無折扣地襄助施行，更不乏加碼演出。在這一方面，對比中央「一線」的其他領導人，彭真有兩點突出之處：
首先，彭真在毛澤東主政的中共政治中，身兼中央和地方領導人（首都北京市黨政負責人）的雙重角色。彭真當初獲任「京兆尹」職位，乃出於毛澤東的個人決定，其政治用意包括：彭真治管國都若有成，既能確保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安全，並將之作為新生共和國對外展示成功的政治櫥窗；毛澤東也相信彭真有能力為之。另外，毛澤東也希望經由彭真直接管理北京市，能協助其領導的中央同時收有「一葉知秋」（了解基層、輿情和趨勢）和「躬先表率」（以首都推動各地工作）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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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往往能適度結合其橫跨中央與地方的特殊角色，起到相互加乘的作用：彭真直接參與中央重要政令的決策，隨即將之積極在北京市貫徹執行，既證成中央的原初設想，也為之創造和提供具體經驗；經過彭真的用心把關和認真總結，內舉不避親地再上報中央審閱（這既是彭真身任中央領導人必須協尋、篩選有效之地方經驗的職責，也是他必須同其他地方領導人橫向競爭的政治賽局）。彭真包裝的北京市方案獲得中央認證後，乃一躍成為中央屬意的樣板和模範，要各地仿照執行、推而廣之。
中共建政初年，針對新政權威脅的「鎮反」、針對貪污舞弊幹部的「三反」、針對耍弄「糖衣砲彈」之資本家的「五反」、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關於地方政權和民主建設事項、旨在挖掘隱藏敵對分子的「肅反」，以及社會主義改造等。彭真在北京市的運動經驗和政策做法，都榮獲中央認可並批轉其他省、市、自治區，好不風光。
1956年，新科的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著眼於彭真的工作重心要放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職司執行黨中央的重要決策和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提出彭真不再兼管北京市工作。也就是鄧小平希望彭真心無旁鶩地作為中央一級的政策執行者（同時分擔其工作）。彭真最後繼續留任北京市黨政「一把手」，想必是毛澤東的決定（彭真的話是「毛主席讓當的」），而且應是其大為滿意彭真此前在北京市的工作表現。彭真也果然不負毛澤東的期待，有力協助鄧小平挑起中央書記處的中央政策執行工作的同時，再接再厲地在北京市締造許多可供中央參酌、推定全局工作的有效具體經驗和做法。
其次，彭真在毛澤東主政的中共政治中，特別是1956年、1958年以後，成為中央負責督管政策執行的主要人士之一。其政治角色介於鄧小平和周恩來之間，到後來甚至有代行鄧小平的中央總書記職權、分攤╱分蝕周恩來的總理職權之勢。
1957年毛澤東發起的整風、「反右派」運動，乃是鄧小平、彭真擔任正副領導人的中央書記處，首次負責執行的中央重大政治運動。鄧小平、彭真對毛澤東運動指示的劍及履及、雷厲風行，讓毛澤東大為讚賞。彭真在同一過程中，在北京市先後製造出整風的標竿經驗，以及在高校黨幹和學生中大抓「右派」的典型經驗，受到中央褒揚和傳播。彭真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北京市委書記二職相輔相成，猛力推進運動發展。
1958年，毛澤東形成以黨領導的群眾運動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與主要方法。毛澤東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供的組織安排和保證是：毛澤東主掌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決定「大政方針」。鄧小平、彭真為首的中央書記處大大擴權：一、按毛澤東領導黨中央所定的「大政方針」，負責「具體部署」；二、將國務院及其工作「管起來」，監督其根據書記處「具體部署」所做的「細節決策與執行」；三、承上啟下，連結和指揮各地和各級黨委強力推行工業、農業「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內「抓大放小」，對彭真放手、放權，使得彭真實際上在這波權力重組後坐享黨政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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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協助毛澤東結束並否決對法制建設的探尋、試行，並重擊黨內和非黨的法制主張者；他隨即投入、擁抱並負責執行以群眾運動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以鋼為綱」之下，攸關全局的大煉鋼鐵運動，彭真儼如「總督導」（或有被人戲謔之意），不管他人耳語地直接召集政府有關部門首長到家共商煉鋼事務。另外，他也通宵達旦地召開電話會議，催逼各地黨委傾全區之力，準時甚至提前放出鋼鐵衛星，只為達到毛澤東要鋼鐵產量年翻一番的豪情壯志。陳雲後來批評、抱怨彭真：「奪了（周恩來）總理的權！」
廬山會議從「糾左」逆轉為「反右傾」，甚而發展成一場浩浩蕩蕩的全黨政治運動。彭真代替腿傷請假的鄧小平，經由中央書記處指揮、貫徹中央各部和地方各地的「反右傾」運動，大力掃除對「三面紅旗」質疑者，並為另一波的「大躍進」加油、添薪。
彭真忠心執行毛澤東的運動和政策主張，有時也會顯得比毛澤東更狂熱。例如：人民公社何時過渡到更高級的階段，毛澤東提出要降溫、放緩，彭真、劉少奇反而表示要打鐵趁熱、事不宜遲。廬山會議大「反右傾」之後，彭真更與譚震林在北京市郊人民公社進行全民所有制實驗，欲做出實績說服毛澤東。彭真也要北京市在城市人民公社運動上盡快交出業績、領先群倫。
「三面紅旗」運動步入泥沼、經濟陷入危局以後，在相關政策的調整上，不同於中央「一線」的多數領導人，彭真較不悲觀，認為經濟恢復所需時間不會太長，而且他還以北京市工業「大躍進」投資設廠的順利投產，以及首都市郊農業的恢復產量為具體例證，提供毛澤東參考，強化其對總體經濟情勢偏於樂觀的看法，以及使之進一步堅信：包產到戶、分田單幹是過度悲觀下的動搖和倒退。
彭真除了在國內重大運動和政策推動上，讓毛澤東感到滿意和放心，在毛澤東激進的對外政策上（又以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和相關的意識形態論戰及對外競爭為主軸），彭真也恪遵使命，讓毛澤東存有好感，甚至在後來彭真已被打倒數年，毛澤東仍憶起不忘。
1964年底，毛澤東不滿鄧小平為首的中央書記處、李富春領頭的國家計畫委員會沒有即時、積極地布置其「三線」建設構想，而斥之為兩個「獨立王國」，憤而決定成立余秋里為首的「小計委」，架空國家計委經濟規劃的權力（彭真在半年後表示：「我們」誤將此一戰略問題當做是戰術問題執行，「沒有真正體會主席的思想」，並強調「要像林彪同志在軍委系統貫徹主席思想那樣，在自己部門、地區創造性地扎扎實實地去執行」）。另外，毛澤東也一度認真考慮在中央書記處之外另外成一個「小書記處」，並由彭真負責。此議雖然後來沒有下文，但其直接顯示：毛澤東認為彭真在領略其意並付諸實行上，是比鄧小平還用得順手。
在1964年9月13日《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同樣被指稱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彭真（較為人知的是林彪單獨獲享此稱，但時間發生在之後的「文革」）。綜合來看，從1940年代的延安時期到1960年代中期「文革」爆發以前，在協助毛澤東整風促共識、探路棄法制，以及貫徹力行其運動和政策等三方面，彭真在中央「一線」內，恐怕是與毛澤東最貼近和合拍者。
彭真一向在政治上緊跟毛澤東，較諸其他中央領導人，可能是跟得最緊的人；至於柯慶施、李井泉等著名「左王」，他們對毛澤東也是死心塌地、緊跟不已，但他們的政治影響與彭真相比，較限於局部，不像彭真屬於中央、全局的層次。
實體書《彭真：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941-1966） 》。（聯經出版提供）
